势力范围
在主流话语的观点中，建立势力范围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背道而驰。2013—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就再次将这个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当美国及其盟友同俄罗斯就乌克兰的地位问题发生冲突之际，欧洲外交官坚称，欧盟“不参与地缘政治”。55同样，欧洲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他们的秩序愿景已不再是原始的政治形式。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些陈旧的模式。”56
历史并非如此。在美国和欧盟的历史上，它们一方面宣示威尔逊主义式的民族自决传统，另一方面又强调各自实际的领土主张，前后经常不一。201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欧盟向乌克兰提出了一份贸易联合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试图在商业和军事领域扩大欧洲—大西洋领域。该协定的条款将乌克兰与西方军事和安全政策相捆绑，承诺乌克兰将“促进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逐步融合，不断加强乌克兰在欧洲安全领域的参与度”。该协定规定“提高乌克兰对欧盟领导下的军事和民事危机管理行动的参与度”，并探索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潜力。57无论意图如何，俄罗斯认为这一扩张过程违背了其切身利益。欧盟扩大其承诺的安全范围，在莫斯科看来，这就是搞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扩张，尤其是在《布加勒斯特宣言》（Bucharest Declaration）承诺北约最终将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大背景下，这个意图就更为明显了。
俄罗斯的安全精英们担心，由于西方不断扩张，原本的缓冲国以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领土将会成为敌人的附庸，从而进一步缩短其与潜在对手的距离。俄罗斯尤其担心失去它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以及它在黑海和地中海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58普京迅速给予回应，利用计策和武装代理人，“吞并”了克里米亚。随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了“广场革命”（Maidan revolution），抗议运动强行推翻了乌克兰的亲俄政府，新组建的亲西方政府又不断遭到俄罗斯支持的一系列叛乱活动的冲击。莫斯科的报复让西方官员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们一直假定俄罗斯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善意动机，或者应该了解欧盟不“参与地缘政治”。
传统主义者可能并不认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就是建立势力范围的表现，而会反击称，这仅仅是给乌克兰提供一个自愿一体化的机会，即允许一个国家加入民主资本主义的繁荣区域。然而，势力范围并不一定要通过武力建立。1959年，古巴在国内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试图加入苏联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也是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鼓励而非强迫，正如北约的成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经由欧洲国家的要求而建立的一个“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美国也始终坚持要打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它有时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及西半球，美国曾先后对多米尼加共和国（1956年）、格林纳达（1983年）、巴拿马（1988年）和海地（1994—1995年）进行军事干预。不仅如此，美国领导人还十分理解其法国盟友不断干涉非洲前殖民地的行为。美国至今也还保留着历史上禁止外部势力介入其范围的规定。例如，如果墨西哥或加拿大试探这一范围，欲接纳中国或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或者如果某一个大国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联盟，美国绝不会对这一践踏其“势力范围”的行为坐视不管。典型的例子就是鹰派“美国至上主义者”（hawkish primacist），他们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明确强调美国在自己所在的整个半球势力范围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由于嫉妒俄罗斯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强调“门罗主义仍然存在且完好”，拒绝排除沿用旨在维护美国军事干预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4)。59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事实上宣称整个世界都是它的势力范围。既然恐怖分子可能从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个超级大国就为自己颁发了一张“猎人执照”，享有追捕、抓获或杀害恐怖分子的特权，必要时可以不顾其他国家的主权，并“有权不受国际法的一切限制”。60凭借其在海外自恃的自由，美国扩大了它的战争权力，建立秘密的“黑狱”，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引渡嫌疑人，以及不断进行法外暗杀行动，有时甚至不经东道国的同意。2013年，一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暗示，奥巴马政府进行了可能是非法的无人机轰炸，但随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调查却遭到了白宫的抵制。61巴基斯坦频遭无人机袭击，然而该国从未正式同意无人机袭击，且公开反对这一行径。但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巴基斯坦为无人机清理了空域，并且不干扰它们的行动。华盛顿顺其自然地将巴基斯坦的被动之举理解为同意。于是出现了一种“强制同意”的做法，而这大概是非法的。62“9·11”委员会的措辞实际上宣告了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完全不受限的。随着全球化缩小了恐怖主义发生在“这里”或“那里”的区别，“地球就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63美国可以自行决定，从天而降执行杀人行动。(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以排他性的方式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反映了单极世界的不平衡状态。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冲突，美国有时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相互容忍势力范围的提议。在这一秩序诞生之时，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无论是在公开实践还是私下场合中，都接受了这一原则。罗斯福模式下的“四个主要大国”将各自“管理”它们的势力范围。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峰会虽然也公开谴责这一原则，但也承认了事实上的势力范围，例如，1944年10月，美国认可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东欧国家达成的划分两国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percentages agreement”）。苏联红军的领土征服与占领使分裂成了既定事实，只有再次发动战争才能推翻这种分裂。虽然曾发出过多次战争警告，但面对苏联违背承诺在被占领的东欧进行自由选举的行为，美国还是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陷入被动，到1945年底，美国政府不再对波兰的内部政治感兴趣，开始接受它“事实上已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实际上，到1945年12月，波兰整个地区已经被视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那里，苏联“主导一切”。64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希望苏联能够接受西方势力在西欧、日本、地中海和中东等关键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以换取苏联保持在东欧的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与威尔逊式的传统以及美国的正式声明相悖，因此，“就此而言，一定程度的谨慎总是必要的”。新总统杜鲁门认为，为了避免冲突，有必要通过谈判来划分势力范围。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James Forrest）也指出：“我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控制下的欧洲（a Slav Europe），但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糟。”65这段私人言论后来从福里斯特出版的日记中被删掉了。
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的概念在冷战期间为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所接受。1961年6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解决领土问题的愿望，称美国政府“不希望采取剥夺苏联与东欧关系的行动”，这样可以保持德国分裂的现状，该声明随后从文件的解密版本中删除。661962年1月，肯尼迪在接受苏联报纸《消息报》（Izvestia）采访时表示，由于1956年匈牙利起义时美国没有干预，所以美国现在也应该在古巴问题上放手。经过多次危险的试探性事件，这一不干涉原则逐渐成形，如最初在1956年美国直接支持了镇压匈牙利的起义叛乱，到了1962年，当苏联在古巴装备中程弹道导弹时，美国选择进行海上封锁。在这些事件中，大国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互相预判。冷战时期，其他几位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势力范围进行了更具颠覆性的干预，但又在后期退出，他们认识到了不承认势力范围是更为谨慎的做法，即便要容忍对方的势力范围，也至少可以限制干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就是这么做的，里根总统在1982年波兰起义期间和之后也是如此。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默认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就像苏联也接受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势力范围。除了相互之间的宣传战，双方至少非常克制避免过度干涉对方。这一理念有效地缓解了紧张局势。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其结果虽然是喜忧参半，但它实际上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这种“平等”原则让超级大国之间得以获得周期性的缓和。
然而这些都不能排除大国在其他战场上的代理权争夺。那些赞成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战后时期的主要军事冲突大多是次要事件，认为它们仅发生于“弱小，欠发达和外围国家”，67偶发的独立事件不能代替整体局势。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阳光无法触及的地方以及边缘地带也同样定义和显示着秩序的作用。为了维护或促进秩序，美国有意且强势地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投射到较弱小、欠发达的地区，以塑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将谈到的战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