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凯撒主义者
直言之，战争及其引发的波澜造就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美国过去20年的战争漩涡，以及战争与国家政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最简单的一点，美国发起的中东战争对于这位独裁煽动家能够赢得总统大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美国的）每一个社区，牺牲于战争的人数和该社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之间有着显著而有影响的关联……在对于特朗普获胜至关重要的3个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如果其入伍士兵伤亡率相对低一些，这3个州原本都可能从红变蓝，让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12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持续的战争，国家也可能在那些蛊惑人心的流氓手中沦为牺牲品。这就像是一个人即使每天抽烟不到20支，也有可能患上肺癌。这一形象的比喻是为了说明，利用军事远征来挽救千疮百孔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恶习，其后果直接影响到国家政体的核心。
相较于完全摒弃战争，目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更为复杂。人们对于战争带来的大量军事伤亡以及不平衡的负担感到非常不满，这为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它表明在美国存在着比反战叛乱更严重的社会矛盾。特朗普的统治模式不能用简单的“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或“反战主义者”等陈词滥调来概括，他的形象更像是一位“凯撒主义者”，或者说，“帝政主义者”（Caesarist）。凯撒式的人物通常是指那种具有黑暗魅力和军国主义气质的统治者，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大众吸引力。他煽动民众，意在挑战那个高高在上、充满邪恶的压迫者，同时以实际行动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这样的统治者对于武力的过分倾斜、对于腐败的放纵，将破坏共和政体。13随着精英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的操纵和摆弄，民主生活成了空架子。可以肯定的是，凯撒这一比喻并不完美，因为特朗普的上台并非得益于家族高层职位的继承传统，他也从未在国外行使过军事指挥权，美国法院、国会和市民社会若要抵制他的法令，一定比罗马共和国后期制约其军阀扩张更为容易。
但凯撒主义者这一比喻准确描述了这位总统的野望及行为模式。就像自由秩序本身，特朗普与战争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不成熟的关系。14他上台之后，否定了那些徒劳的、没有尽头的冲突，并宣称美国应该避免无休止的战争，谴责那些利用美国善意的恶意盟友在中东造成了大量伤亡和财富浪费。他还宣称自己是“你所见过的最具军国主义色彩的人”。15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际，他没有终止任何战争，在非洲、中东和欧洲驻扎的军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就连他从叙利亚撤出的小规模驻军也被重新部署到伊拉克。特朗普反对的不是军国主义，而是不成功的军国主义，他表现出对硬实力的狂热崇拜。他承诺美国将绝无失败战役，毫不掩饰地追求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宣称“我真的很擅长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战争，但前提是我们赢了”16。这表明特朗普希望仅选择有把握取胜、目标清晰的战争，但这与特朗普政府尝试推翻敌对政权的玩法并不吻合。这种矛盾造成一种不良的长期走向，即外交决策过程越来越像禁卫军。尽管特朗普批评那些倾向于采取永久性军事行动的想法，但他仍然在内阁中任命尖锐的鹰派顾问，如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安排现役和前任军官担任高级职位；他甚至单方面授权国防部自行决定美军驻阿富汗部队的规模，并赋予指挥官更大的权力发动无人机空袭。他谴责帝国的过度扩张，但他的决策也加剧了财政失衡，削弱了国务院和外交力量，同时将越来越多的职位交给军方任命的官员。特朗普不断扩大美国在各地的力量，尤其是在大中东地区，将文职和军事人员增长了33%，17五角大楼承包商增长了15%，达到53 062人18；他造成了与伊朗之间的对抗升级，加强了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君主国之间的关系，并两次轰炸叙利亚以惩罚其使用化学武器。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2013年至2017年），美国对该地区的武器销售增长了108%。19特朗普和他那些最好战的顾问，剑拔弩张地打击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委内瑞拉、古巴、伊朗和朝鲜，威胁要惩罚它们，甚至扬言毁灭伊朗和朝鲜。特朗普甚至声称要轰炸阿富汗，将其夷为平地。
特别是，特朗普的以上言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为了主动展示他本人的实力，表现出一种拿破仑式的威严和引发公众关注的景观。比如他渴望参加法国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国庆阅兵式这样壮观的盛会。207月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场由纳税人资助的盛大军事庆典，活动上展示了大量坦克和战斗机，将庆祝的焦点集中于美国的军事总司令形象。通常，美国会在其他时间展示其武装力量，但特朗普选择将这一党派性的军事秀放在庆祝美国国家诞生之日。与其他首都不同，华盛顿的街区，无论在物理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无法承受坦克的重压。
帝国主义的宏伟浮夸、军国主义色彩，以及对待战争缺乏严肃态度，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恰恰是美国治国方略的一部分。因此，这位威胁要消灭敌手，并批评对手邪恶决定的总统，也渴望参与这些敌人精心安排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和平峰会，并且他相信，展示美国的实力可以迅速让顽固不化的敌人屈服。他放弃军备控制条约，追求远超其他威权领导人的核霸权，其中不少还是他曾经公开表达过钦佩的人，而且不断寻求举行盛大的领导人会谈，以追求谈判和解那一刻带来的荣耀。特朗普希望，一方面以绝不妥协的“最强态势”加以胁迫，另一方面表现出宽宏大量、无条件的公开接触，从而让这些领导人顺从地进行谈判。特朗普有时也会对联盟表现出前后矛盾的行止，比如，他曾羞辱北约盟友，称它们是过时的“搭便车”者，要求它们尊崇自己，然后又不情愿地加强它们的力量，要求它们支持自己对抗敌手。与前几任总统一样，特朗普显然希望盟友成为顺从的追随者，服从美国的要求，并为此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但他却忽视（由此产生的）明显的紧张局势。同与前几任总统一样，特朗普也索求霸权及其带来的特权，但在涉及卫星国的利益时，他又不愿为此买单。
特朗普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出的前后矛盾，比他的大多数前任都要严重。这完全是一种脾性问题，和问题的实质没有什么关系。他对待武力问题的态度，概言之，就是对公共生活中既有趋势的拙劣模仿。特朗普似乎比大多数总统都更能感受到使用暴力带来的兴奋感，但在其他方面，他又因循守旧。他下定决心要展示实力，树立威严，以一种狭隘的军事化治国方略强调这一特殊时刻存在的异常风险，但同时又注意避免可能承担的责任。特朗普不仅支持酷刑，而且曾在公开场合激动地描述由他授权的军事轰炸。然而，当对手猛烈报复时，他却对此表现出一种仿佛毫不知情的震惊。在他口中，伊朗不是一个拥有合法安全利益的国家，而是一个被“杀戮欲望”驱使的怪物。“当恐怖分子、罪犯或抗议者犯下暴行时，暴行就是恐怖的，施暴者就是非人的。（“野兽”，这是特朗普常用的词。）而当特朗普一方犯下暴行时，它则是正义的、英勇的，是道德秩序正常运转的证据。”21但是，谁又能说这种心态是特朗普独有的？
在这里称特朗普是一名军国主义者，并不是说他一直热衷于战争。相反，特朗普渴望的是宏伟浮夸的帝国权力，他并非一个认真审视战争或战争可能性的军国主义者。针对缺乏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弱小对手，他在几乎不经内部审查的情况下就扩大战争规模、提高战争强度。他大幅增加了对于阿富汗、索马里的伊斯兰主义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空袭次数，并提高了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实施的灾难性打击的援助。特朗普从奥巴马那里继承了远程控制和昼夜不停实施杀戮的手段，加以扩大，还提高了细节的保密程度，以一种例行的方式随时打击远程目标，同时掩盖有关平民伤亡的消息，将对外战争视为国内问题的“消毒剂”。22当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情况就不同了。面对那些可以立即攻击美国利益的对手，特朗普会激化危机，但却在作出决定的时刻选择了退缩。例如2019年夏天的伊朗局势，美国通过恐吓威胁、加强制裁和煽动革命等手段加剧了国际对抗之后，特朗普显然不愿扣动扳机，导致进一步的矛盾升级，也不愿在对手具备很强报复能力的地方下令实施空袭。这种铤而走险却又临阵退缩的激情，表明了一种对于战争和力量投射的极其肤浅的理解，丝毫不预先考虑最严重的可能后果。它反映了一种病态的国家安全状态，国家的许多官员和拥护者不希望进入“战争”状态，准确地说，是保持公开威胁、定期使用军事力量，但不宣布任何正式的敌对状态，以控制世界秩序。如果说，自反恐战争以来的大趋势是既强调危机时刻的特殊性，又敦促人们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那么，特朗普则为这种现状增添了影视剧般的效果。他把美国公民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观众，渴望赢得他们的掌声。这种态度将促使中等体量的对手不再说话算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影响，为美国增加了“下次”兑现威胁的压力。(https://www.daowen.com)
需要指出的是，总统和总统职位有着很大的区别。实际上，特朗普并不是一个行使权力的个体，而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既赋予了他集中的权力，又限制了他的选择，这一方面纵容了他鼓吹军国主义的狂妄自大，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他否认军事冒险的本能。就像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等前几任总统一样，特朗普誓言要对美国的大战略进行根本性变革，但却被他任命的官员、专家和维护这一战略的鹰派美国至上主义者轻易地束缚住了。23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曾经明确警告过特朗普，孤立的寡头政治和好战的“华盛顿剧本”（Washington Playbook）这两个倾向的长期发展将是他无法克服的问题。24
如果军国主义是对于国家军事力量的过度崇拜以及对于不民主的专制政治倾向的迷恋，那么21世纪的美国军国主义早在特朗普任期之前就存在了，与之相伴的是公共领域走向普遍粗鄙化。25区别于典型军权国家的大规模征兵、强制驻军和战时巨额税收，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式军国主义没有那么严重，也并未进入正式的宪法程序（国会自1942年以来未曾宣战）。然而，这一系列态度和行为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宪政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国家应有的表现。在特朗普就任之前，美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有组织的暴力手段用于反恐战争，加强国内监管，对警察实施军事化武装，26同时，将本国边境的执法军事化，将严格的监视升级成严厉的处罚，将移民赶进肮脏的拘留营。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双重政府”假说，早在特朗普之前，一个常设性的安全官僚机构就已经存在，情报、军事和执法机构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开始在宪法框架之外进行运作，以约束忙碌和分心的决策者。27更广泛的军国主义正在渗透到更多层面的美国文化之中，一种普遍的“战争言论”开始进入日常政治语言和公共话语，这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加剧了两极分化，甚至降低了公民对政治暴力的敏感度。28公众仪式也反映出政治和文化的转向。就连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也被军事化了，用纳税人的钱在赛前开场白上展示“有偿的爱国主义”（paid patriotism），在一份由鹰派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联合牵头的报告中，这一举动被谴责为浪费和精心设计的噱头。29国家橄榄球比赛与军事盛典的“聚旗效应”（rally-around-the-flag）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它们早在特朗普谴责奏国歌时下跪表示抗议的足球运动员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一切只是为他铺平了道路。
这种政治正确带有扭曲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国家生活被浓缩为一场戏剧，讲述着战争紧急状态、部落团结对抗外来邪恶势力以及国内的叛乱。这一切一点也不新奇，不妨回想一下2004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从时间上看，当时还处于所谓“自由秩序”盛行的70年之内，特朗普还是一名注册的民主党人：
在白宫推动的当代历史建构中，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又一个演讲者和一个又一个视频的反复讲述中，美国遭受的巨大创伤（“9·11”袭击）被标榜为某种国家财富，是小布什总统执政合法性和正统性的一切和终极来源。因此，演讲者不断提及曾经的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展示给与会者和电视观众，不仅没有被当成一件坏事，反而作为一种值得珍惜甚至庆祝的事情，能够为人们带来团结、树立共同的目标……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鲜血——战火——上帝——国家——“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宴会，充满了基督教殉道者的语言。30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特朗普为这一政治遗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藏在反恐战争的自负幻想之中的沙文主义，之前的几任总统都试图抵制它。除了欣然接受反恐战争中的仇外因素，特朗普还将反恐战争扩大到包括伊朗在内的更多对手，他发现长期战争这一手段非常奏效，这就包括了2001年9月放任使用武力授权。31其他主要政党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许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担心，在这个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他们会因为这个问题败下阵来，深感压力之余，为了刷新自身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资历，他们纷纷强调自己支持继续确保军事武装霸权，只是要以更有效的方式。
就工具权力和宪法权力而言，特朗普的军国主义倾向加剧了一个先在趋势，即永久性战争的制度化和通过更大的总统行政特权扩张军事活动。这一转变的例证之一就是，特朗普未经国会批准向沙特出售武器。但这种做法大约也是特朗普从前任身上继承而来的。前几届政府无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1)的限制，允许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等盟友扩大弹道导弹的射程，同时却因为伊朗进行导弹试验而对其实施制裁。32结果就是，国会失去了对于重要外交政策决策权的掌控，这也对美国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2)的出台，秘密场所、非常规引渡和酷刑、大规模法外暗杀和参与侵略附属国等手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不负责任的秘密权力机构甚至还延伸到了“国家安全密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s），联邦当局可以利用这种国家权力工具对个人展开审计和调查，同时禁止他们寻求法律顾问的帮助或通知任何人。与小布什一样，奥巴马的很多决策绕开了立法机构，凭借越权指令规避《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3)。在战时扩大总统特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林肯时期就引入了不经审判的拘留制度，只是现在的“战争”是永久性的。反过来，这种做法导致的权力集中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悖。它损害了国会的宪法权威，削弱了其参与外交决策和监察行政部门工作方面的权力。宪法中被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视为最重要的、赋予国会战争权力的最高条款，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国会的默许，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无效条款。33帝国扩张势必侵蚀共和制度，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就是一个标志——这样的历史警告虽然听起来遥远、不完全正确，但仍然有意义。用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话来说：
管理罗马这么一个庞大帝国所面临的重压确实削弱了它的民主制度——正如我们的帝国也同样削弱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一样，赋予总统非凡的权力（包括，如我们所知的，终结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的能力）、庞大的监视系统、超乎想象的紧急特权，以及相应的，一个凋敝的国会。如果要找一个和伊拉克同等命运的国家，你可以看看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与北非的一名国王朱古达（Jugurtha）进行的无休止战斗，后者制造了一场叛乱，罗马花了很长时间才将他击败。34
2019年夏天，美国国会就一项禁止向未经授权的伊朗战争提供资金的修正案进行了辩论，以重申国会对总统随心所欲的权力的限制，但当时五角大楼和一些国会议员都谴责这一体系过于坚持原则、过度监察行政行为。军国主义这一概念首先事关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可以被倒置，如果国家不是由文职人员管理，那当然应当由国会监督。例如，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指责说：“民主党人总是试图在总统和我们的军队应对伊朗问题时使他们束手束脚。”他们希望国会能讨论一下，美国军队在处于危险时应当如何应对。35军国主义很少能如此直白。为了提升军队的安全性和战胜能力，为了让军队指挥官能够自行其是，科顿认为国会应当服从。我要再次强调，这并非特朗普时代的突发性事件，而是集中代表了国家安全政治及其对国家忠诚度的考验，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出现了“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宪法平衡遭到削弱，而这正是观察人士长期警告的情形。军国主义并不是一个与国民生活毫不相关的政策领域，相反，它融入了国民基本生活的核心。在战争中，代表国家政体决定杀人或被杀，是最根本的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