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安全之路
信奉自由主义秩序的人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要想得到最安全的保障，只有依靠美国雄心勃勃的领导力。相反，如果美国从追求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转向只专注国内事务，这种退让只会带来危机。不作为的问题成为了主要的关注焦点，至于行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则不在人们的关心范围内。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20世纪给人们留下的记忆主要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罔顾日益动荡的世界”，做出种种愚蠢举动。43当然，传统主义者也承认，导致灾祸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他们心目中的“原初场景”仍然是以后美国时代作为前景：超级大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使世界陷入极度的混乱。在这种观点看来，世界是一个脆弱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美国在任何地方的撤离、撤退甚至缩减驻军规模，都有可能在世界各处引发危险的连锁反应。这种世界观秉持的逻辑，来自冷战时期影响深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号文件）。根据这一文件设想的蓝图，相互联系的世界不仅需要一个对抗特定敌人的宏大战略，还需要一个以大环境为导向的系统性战略来维持总体秩序。NSC-68号文件中写道：
世界日益缩小，各国正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国际上越发难以容忍无序的状态，因此，仅仅寻求牵制克里姆林宫的图谋是不够的。这一事实迫使美国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而这也合乎美国的自身利益。44
这样，维护秩序与引领性的首要地位相互绑定，一旦出现问题，尤其是当侵略势力发动攻击时，默认的解释总是美国目前缺乏足够的力量或决心。
美国至上主义者总是带有一种“悲剧感”。45对他们来说，悲剧在于一个成功的超级大国竟会罔顾生命的脆弱，忽视社会陷入混乱崩溃的可能性，逃避直面难堪真相的必要性。大国厌倦了自己的责任，妄图从中脱身，却忘记了自己在维持秩序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从而导致了秩序的崩溃。基于这种逻辑，自由秩序的支持者认为，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有义务继续保持全球军事霸权。
这种描述世界秩序的方式是建立在对历史进行特定解读的基础之上，通过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类比，警告人们不要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双重错误。前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方案，当时美国的决策者拒绝履行加入联盟或国际联盟的国际承诺；后者是慕尼黑会议事件，一厢情愿的政治家们试图安抚欲壑难填的纳粹德国。这两个错误加在一起，导致了本可以提前消除的危险不断扩大，变成了一个超级威胁；不愿面对残酷现实的老牌大国犯下的错误引发了更严重的战争、种族灭绝和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类比推论隐含着一种违背事实的乐观主张，即机会错失是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它假定政治家们本可以更早、更果断地采取行动，在预见战争的情况下，也许能够从源头上摧毁潜在的威胁。特别是慕尼黑会议这一事例常常被当成一个主要类比事例、一个通用模板，用于说明问题。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一个历史上特殊的非典型事件——一个热衷冒险的狂热军国主义政权接管了一个强大的东道国——当成了具有普适性的可能事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反复强调：“我倾向于（以）慕尼黑会议（举例）”46。这一先例也给政治分析家比尔·克里斯托尔留下了深刻而显著的印象，自1997年以来，他曾61次在公开场合援引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和慕尼黑事件来解读外交政策问题。47
这种慕尼黑思维模式存在诸多缺陷。48首先，它对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境给出了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解释，过于草率地假定预先采取军事行动的巨大挽回性作用。类似的神话叙事还有，美国秉持孤立主义立场导致了珍珠港事件。但事实是，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并非毫无作为，除了为英国提供武器、资金和物资供应，在大西洋彼岸建立驻军和基地之外，美国已经卷入了不断升级的对日冲突，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贪婪侵占。从1941年7月开始，美国对日本实施原材料和石油禁运以及资产冻结，日本因此陷入两难困境，要么放弃帝国主义野心，要么挑战美国权力。美国卷入战争主要并非由于在欧洲采取绥靖政策的失败，而是源于其对太平洋地区实施胁迫和威慑策略的失败。如果美国早早与法国和英国结盟，或者再加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吗？这是有可能的，而且鉴于历史上已采取的政策未能防止战争，这种尝试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确保这种判断就是正确的，因为英法美同盟可能也不足以遏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冲突势力，可能也无法抑制法国强烈的希望摆脱对德依赖的好战情绪，也无法打消斯大林对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恐惧，更不会降低纳粹政权在东方发动种族战争的欲望，无法消除德国领导人的悲观情绪以及面对不断上升的苏联威胁的戒心和算计，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更涉及地缘政治方面，苏联人口是德国的3倍，国土面积是德国的40倍，彼时苏联还在加速进行工业革命。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完全被忽略了。“早期威慑”（earlier deterrence）模型假设，如果美国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欧洲大陆，德国会选择屈从，保持克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便是被他们视为具有病态侵略性的柏林政府，也会非常配合地同意放弃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张野心。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欧洲如果发动军事集结，可能会引发双方势力的螺旋式上升，而非就此打住，德国也不会因此就被诱导从而提前中止行动。
至于英国，他们有充足的战略理由延宕与纳粹德国发生冲突。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及其他人对于异见人士的压制、对于独裁者的无辜评价并非无可指责。但英国当时面临的每个选择似乎都很模糊。刚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中恢复的英国，周边存在多个极权主义的潜在威胁，还要应对脆弱的经济、多重承诺和资源稀缺等困境。它试图依靠自己左支右绌的海军和不得不忌惮的盟友来保护帝国在遥远的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大陆的广泛利益。同时，在国内，它的人口数量也限制了其任何好战行为。1935年，财政大臣张伯伦因试图重整军备而被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到1940年，首相张伯伦签订投降协议，又遭到一片谴责。事实上，由于担心造成经济混乱，英国重振军事力量的过程远比预期的要慢。时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商品，彼时英国急需时间来建设雷达防空系统和有效的战斗机体系，结果证明，这正是维持英国还能够留在国际竞争的棋局之中的关键。英法苏的伟大同盟能做到这一点吗？也许吧，但自1914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七月危机以来，这个联盟似乎就一直受到怀疑，各国都不愿将自己捆绑在不信任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中。即便斯大林在其军官队伍中清除了异己，也没有让人们相信他有能力在东线绝杀希特勒。随后的战争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要联合苏联摧毁纳粹的威胁，就要对斯大林在东欧的领土要求上采取绥靖政策。
我们无从知晓，在1936年进行预防性战争是否一个谨慎的选择。正如英国决策者担心的那样，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等最强硬的再平衡倡导者在内也担心，在1936年的重占莱茵兰(3)危机（Rhineland remilitarization）中，如果攻击德国，可能会使这一威胁及潜在的各种问题变得更糟。而早期的行动恰恰说明，如果一个政权的领导人自1933年执政以来就一直谋划发动大规模战争，那么，一场有限战争并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扭转这个政权的方向。在国内，它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还会强化纳粹政权，而且，就像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一样，并不会给纳粹带来惩罚和威慑的教训。相反，这很可能会激起不满情绪，强化德国修正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加深公众对德意志帝国的同情，“助长希特勒的国内叙事，即德国遭到敌对势力包围，受到阴谋的暗地打击和压制”。49虽然丘吉尔在回顾历史时提出了不同观点，但他本人在1936年也不主张预防性战争，而是主张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领导下通过外交、重整军备和集体安全保障等手段确保力量平衡，英国政府也持同样立场。先发制人，而不是被动应对希特勒的行动，将意味着在缺少国内共识与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也并非进攻的良机。1938年的战争只会浪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家的参与，因为它们也并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流血。预防性战争也可能面临美国在经济和物质支持方面的制裁——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鉴于这些不确定性和困境，尽管绥靖政策没有阻止战争，但它为英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思想和合法性的斗争中，它把侵略的责任负担留给了德国。因此，有人认为一场有限战争能够消除纳粹主义这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好战势力，这实在是异想天开。
这种类比也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过分强调了导致不安全的其中一个原因。实际上，霸权国家陷入灾难的原因是多样的。的确，“失衡”和克制会滋生威胁。但过度平衡——迅速和大规模的武装军备，组建更多的联盟，或发出预防性战争的威胁信号，就像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和军事化的欧洲——也会导致灾祸。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几次主要战争中，比较普遍的模式并不是绥靖于危险的侵略者以及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反应不足的慕尼黑模式，而是老牌大国试图通过压制一个正在崛起的挑战者来阻止自己的衰落。50从长远来看，国家也可能因负担不起的债务和多次参与消耗国力的战争而拖垮自己，比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或波兰—立陶宛联合体（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霸权国家如果不能预见到力量平衡的变化，未能诊断其根源，也无法做出相应调整，它们就很可能会一落千丈，迅速衰落。51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确有一些策略能够使国家的权力和承诺达到平衡，也能够成功地防止国家遭遇过度扩张、资不抵债或资源枯竭的情况。52正如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所言：
相互竞争的大国会形成不安全、对抗和挑衅的恶性循环，最终引发一场谁也不想要发生的战争。在当今世界，这种危险丝毫不亚于当初面临一个贪得无厌的侵略国家，它可能会不断扩大其胃口和野心，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纳粹德国和东条（英机）任首相时的日本所做的那样。换句话说，国家之间对小型危机作出过度反应，同软弱和威慑失败一样容易引发战争。53
1936年，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后，随着各方的共识转向重整军备，英国的决策者们仍然对这两个选择都饱怀担心。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重申威尔逊模式和慕尼黑模式作为类比，正是为了说明它们在指导意义上的局限性。在她的描述中，历史的悲剧模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撤退或不作为的愚蠢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未能处理好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等破坏规则的独裁者之间的关系。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伦敦和华盛顿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建立起了一个跨大西洋联盟，对法国作出强有力的安全承诺，并在有时间阻止希特勒的初次侵略行动时予以反击，历史将会如何发展。……今天的世界并不能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涅槃重生的世界完全相提并论。然而，随着美国再次将重心转向国内，只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它可能会忽视或低估民粹主义独裁者和侵略大国的崛起，直到为时已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违反了国际规则和规范，克里米亚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违规，而其他国家——比如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似乎也打算这么做。随着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放弃对世界的责任，小国可能会放弃重建和平国际秩序的希望，转而屈服于邻近的霸权。100年过去了，1919年及其后几年的世界局势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警告。54
这种控诉存在一定的不妥。虽然她明白今天的世界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这也并未避免麦克米伦作出错误的比较。她忽略了美国试图“对付”日本帝国的计划，这场对抗导致了亚洲的种族灭绝战争。她可能会在20世纪30年代呼吁对德国和意大利采取边缘政策或预防性战争，因为很显然，她认为这个“好斗的”“破坏规则的独裁者”可以轻易地被阻止，而当时的军备重整是不足的。麦克米伦断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如今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认知忽视了特朗普政府强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做法，比如在海湾地区实施危险的边缘政策。然后，她的观点隐含了美国同时与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展开竞争的要求，这表现出对权力限制和制衡必要性的不屑一顾。
在俄罗斯问题上，麦克米伦声称美国面对普京的侵略无动于衷，但事实与此相反，美国在最近两任总统的领导下对俄罗斯实施了更多制裁，驱逐了数十名外交官，增强了在北约的军事部署，并先后向乌克兰提供了非致命和致命性的武器设备。虽然特朗普或许本能地希望对普京政权采取和解态度，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实际上越发敌对。55特朗普的顾问、安全机构和国会也在此基础上维持了强硬路线，即视俄罗斯为咄咄逼人的修正主义大国，一心想主宰近邻，摧毁西方联盟。特朗普任命鹰派美国至上主义者和对普京持有异见的人士担任与俄罗斯问题有关的职位，并扩大了制裁范围，包括依据《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扩大制裁清单。美国司法部已强制将“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电视频道注册为“外国特工”（a foreign agent）。特朗普政府还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并为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波兰提供武器。美国通过增加军队数量、开展更多的演习，加强了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前沿存在，并支持北约向黑山和马其顿的扩张，以对抗俄罗斯试图将其旧联盟成员留在巴尔干半岛及抵制欧盟—北约扩张的做法，同时拉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成为未来的北约联盟成员。美国制造低当量核武器，其明确的理由就是要与俄罗斯竞争，以保持自身在核大国中的“领先地位”。美国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Treaty），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俄罗斯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违反该条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与中国竞争而放开手脚。针对普京的抗议，特朗普两次授权对俄罗斯的中东附庸国叙利亚进行空袭，而且放宽了在叙利亚的交战规则，打击了那里的俄罗斯军队和雇佣军，并对此大肆宣传吹嘘。美国至今拒绝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举动在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最终后果就是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不可能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
如果这些措施还不够，麦克米伦和其他传统主义者应该具体说明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更具对抗性的步骤。然而这样的具体政策并未被提出。同时，很多细节也没有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如美国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以及引发危险的不同因素。麦克米伦得出了一个普遍的怀疑论观点，即早期的军事化对抗是有效的，克制是失败的，此刻对于美国而言，唯一值得担心的危险是其可能选择向内收缩，而非好战。这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即它只能认知为因孤立而产生的失落。这种简单化的心态和认识论、对于慕尼黑事件的轻率类比，以及妄图扮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丘吉尔角色的自我认知，都带来了糟糕的后果。它使决策者陷入轻率好战的思维和行动中，进而就导致了1950年越过“三八线”攻入朝鲜、1956年插手英美占领苏伊士运河、1961年登陆猪湾、1966年侵略越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远征。56我们应该能预料到，如果继续延续过去的神话叙事，未来也会产生类似的后果。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