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战

和平之战

秩序本身是好战的，即使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绥靖政策也离不开争斗。随着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美国愈发倾向于实施军事行动。1989年之后，单极的“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前20年，虽然只占美国历史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但却占据了美国武装冲突历史的25%。就频率而言，这一时期的美国比以前在两极和多极化时代变得更加好斗。⁶⁸在冷战期间，美国发动了46次军事干预，在1992—2017年期间，这一数字跃升至188次。霸权的维护者们不否认战争的存在，但他们坚信，海湾地区的混乱若不由他们倡导的世界秩序加以控制，将会造成更致命的破坏性。

“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捍卫者辩称，对这一秩序的评判应当置于历史的维度之下。美国所创造的世界秩序，相比于罗马人、蒙古人、奥斯曼人、欧洲人、纳粹、日本人或苏联人的世界秩序，更为良性。然而，问题不在于“美国治下的和平”是否比它的“前辈们”更加自由——这是显然的——而是称其为“自由主义”是否能充分说明它的性质，以及它实际上是否有效。美国在最近几十年内事务缠身、好斗乐战，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外交政策决定胜利的时代。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愈发紧迫。难道美国必须让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无可匹敌的武装霸权和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吗？

自由秩序的愿景同战争和“硬实力”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自由秩序的支持者并不否认——事实上他们确信——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之所以能维持和平，主要是依赖美国具有优势的甚至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及其明智的军事部署。然而，他们往往强调其不流血的军事行动及其产生的平定混乱与民主化的效果。所谓武力使用似乎只是一种说法。在明面上，美国凭借军事优势威慑了对手，安抚并团结了盟友，抑制了恐慌的持续上升，并防止了冲突的发生。这些共同构成了那些在美国国内、在学术界以及在欧洲大陆的认识中最能凸显美国霸权共识性和吸引力的研究案例。武力的实际使用、战争的过程以及战争的威胁都悄然隐退其后。有人指出：

1945年后的体系是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之上的。但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根植于多边规则和机构之中，这一体系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扩大。每一个人都与之息息相关。美国有时会越权，比如在越南或入侵伊拉克问题上。但是，以历史的标准来看，“美国治下的和平”在本质上是良性的，它不仅依赖于军事力量，也同样依靠其作为世界榜样的力量。⁶⁹

这类说辞，暗示这一体系的良性本质，将灾难性的、漫长的战争视为偶然的失误，从而将美式霸权区别于暴力和破坏规则的行为，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重点关注维护世界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力量的运用。

一些人认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但这些乐观的想法完全夸大了战争的减少，因为他们仅仅通过计算死亡人数来衡量战争的规模。塔尼莎·法扎尔（Tanisha Fazal）对此表示，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忽视了现代战争中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即受伤的士兵更多是在社会的救治中存活了下来。⁷⁰“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的一个重大转变是战地医疗的进步，它极大地降低了伤亡比例。过去符合伤亡数量最小门槛的战争现在在统计中被略去。计算方法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对战争发生率的估计。如果只关注战斗死亡人数，那么自1946年以来，武装冲突的发生率下降了50%；而一旦将非致命伤亡计算在内，这一降幅就减至20%以下——一个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的趋势。尤其是如今，将战争的频繁程度和它的杀伤力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考虑到战争会产生大量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伤害的幸存者，再加上那些因战时受伤导致的战后发生的、远离前线的死亡，狭隘地关注战斗死亡人数会相应导致了对于战争代价的忽视。

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确成功地降低了冲突的严重程度，但并非是通过自由主义秩序的机制。回想战后影响最深远的、为亚洲带来和平的外交突破之一：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之间达成的和解。两国的和解是通过一个秘密渠道建立起来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做了中间人，让美国得以和中国领导层取得联系。也因此，为了继续保持叶海亚·汗的秘密合作渠道的畅通，美国对于1971年孟加拉取消自由选举保持了彻底的沉默。

这些“现实政治”不同于那些雄心勃勃的主张，即处在主导地位的美国凭借其实力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保护，同时也采取威慑手段，广泛推动人道主义准则，抑制其他国家的好战。在欧洲等北方地区确实如此，许多在北约保护下的国家有意识地形成了一种反军国主义文化。然而，一向“和平的”北方国家，虽然国内一派祥和，但仍然卷入了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之中。它们以其他方式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南方国家输出暴力：通过贩卖有利可图的武器和专业技术，在内战中支持和武装战争代理人，以及使用空中打击等对峙手段，将风险转嫁给遥远地区的平民。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通过强化附庸国或镇压恐怖组织，美国在总体上降低而不是增加了暴力事件的总体规模，虽然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以非自由主义的手段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

所谓“前所未有的和平水平”并不符合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历。即使以历史最低标准来衡量，1998年至2001年期间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整个地区爆发的多方“大战”也是集中暴力的非正常高峰，5年内造成200万至500万人丧生。⁷¹考虑到西方国家通过参与非洲的军事化、武器转让和军事训练方面获得的庞大经济利益，这绝非一场独立的、本土的斗争。美国政府声称，这些项目旨在通过提高维和力度和专业水平来稳定地方秩序。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200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无论美国的意图如何，其提供的技术和装备事实上增强了非洲战斗人员的军事能力，陷入了一些最为暴力和棘手的冲突”⁷²。鉴于其他国家对西方发展情况的重视程度，这些因素将很难被从世界秩序的历史中剥离出去。

自由秩序的历史往往被概括为一段相对平静和富足的历史。一些人断言，“世界秩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有效发挥作用，带来了稳定、繁荣与和平。虽然边缘地带也曾发生暴力冲突，但主要大国之间相对和平。⁷³

图2.1所示的地图表明，自由秩序的“边缘地带”范围之广、充满血腥。⁷⁴尤其是在亚洲，战后秩序充斥着激烈的战争。包括从中东、中亚到中国东北平原和中南半岛在内的地区构成了一个横跨亚洲南部的大型战区，自1945年以来，大约有1 400万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⁷⁵将这一条领土地带、这一片染血的土地视为少数和边缘，这是十分自满的观点，是将欧洲大陆和东北亚地区过度特权化；同时，将这些冲突视为次要事件，更是十分错误的认识。事实上，主要大国为塑造其核心利益，向这些边缘国家输出金钱、枪支以及符合自身利益的阴谋和火力。因此，数百万人的死亡和伤残属于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旨在塑造世界特定“核心”的权力平衡。

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以及共产主义试图打破遏制圈的反制，是很残酷的。为了保护自己的独裁政权不受无情的共产主义对手的伤害，美国发动战争，摧毁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随后又先后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进行了大力打击。朝鲜战争（1950—1953年）是一场毁灭性的冲突。据保守估计，美军杀死了100万朝鲜人，其中包括平民和士兵。⁷⁶与“反复无常且独裁”的韩国总统李承晚结盟使得美国的声誉岌岌可危。对于“毗邻苏联势力圈的国家”来说，朝鲜就象征着“西方的实力和决心”。⁷⁷在越南战争（1965—1972年）中，越南共计伤亡约100万名共产主义战士和36.5万名平民。当然，并非所有的伤亡都是来源于美国的火力（或惩罚）战略和大规模轰炸，他们在越南遇到的对手也是残酷而坚定的。但考虑到武器吨位的下降，以及美国采取的其他措施，比如喷洒了1 300万加仑的橙剂（一种化学落叶剂，对人的神经产生剧毒），美国人肯定仍要对大部分的伤亡负责。战争也波及了老挝和柬埔寨，美军为封锁增援部队和物资供应进行了大量轰炸，保守估计造成20万人伤亡，其中10万人死亡，另造成约200万人流离失所。

越南问题是这场争论的核心。越南战争是美国政府为维护世界秩序所进行的最重大的尝试之一。这场冲突的制造者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保护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必要行动。⁷⁸1964年至1965年间，在关于美国是否要扩大支持南越政权的地面承诺的关键性内部辩论中，约翰逊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要在南越战胜共产主义将十分棘手，并且困难重重。⁷⁹但他们仍然相信，这场行动是值得的，因为它维护了当今许多自由主义秩序信徒所信奉的重要原则，同时也阻止了联盟的分裂，避免了商业体系动荡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们也担心，敌对的政治浪潮可能发展成为破坏自由世界的海啸，即使它不会在地区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可能会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浪潮。美国如果不能向那些处于其势力范围边缘的盟友展示可信的决心，那么必将破坏欧洲和亚洲盟友的信心，进而可能导致西德或日本在美苏之间对冲平衡，甚至背叛美国，倒向苏联。而坚守越南阵地将为美国的盟友和附属国赢得时间和喘息的空间，以加强它们自身的防御。根据总统顾问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在1965年3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政策“70%是为了避免耻辱性的失败（以确保我们作为担保人的名誉）；20%是为了防止南越（和邻近地区）落入中国控制；10%是为了让南越人民享受更好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⁸⁰。

“信誉”（credibility）原则，即美国的联盟体系的完整性建立在美国拥有的国际地位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必须被纳入考虑。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有过类似的担忧。1961年11月，他担心越南问题的谈判将在整个东南亚引发一场“重大紧张危机”（major crisis of nerve）。就在当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也警告说，失去越南将“削弱美国在其他地区承诺的可信度”。随后，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和麦克乔治·邦迪为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辩解说，这避免了在更多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国家发展自身经济争取了时间。1969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分析称，越南战争的核心事关“对美国承诺的信心”。无论再怎么流行对于“信誉”或“声望”这些用词的嘲笑，它们都不是空洞的话语；只有依靠我们的稳定，其他国家才能配合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⁸¹美国在越南的轰炸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3倍。他们的理由是，将这种暴力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能防止其蔓延到其他地区。他们希望借由这些非自由主义的手段，或者无休止的轰炸和秘密行动，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主义的目的，即打败极权共产主义。

伊拉克战争也是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之一。这场战争的发动者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传播资本主义民主，并展示自己的力量。1997年，一群鹰派知识分子提出“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⁵⁾，呼吁美国“承担起维护和扩大国际秩序的独特角色和责任”，⁸²诉诸“军事力量和道德透明度”，敦促总统克林顿将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赶下台。2003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与波斯湾地区这一桀骜不驯的政权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终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2003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此次军事行动的策划者们希望，这场战斗能够消除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巴格达的流氓政权及其危险的武器库；同时，还将以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方式加强国际秩序。⁸³“9·11”恐怖袭击与之前早些时候的安全危机一样，再次推动了战争转型。如果说，从战争废墟中重建也是建立秩序的一部分，那么决策者们则从“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平民的屠杀中嗅到了这种机会。美国在阿富汗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再加上10年来各种小型战争也屡屡获胜，决策者们感到了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巨变。2001年10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宣布：“让我们重整世界秩序。”这一呼吁在美国也引起了共鸣。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远大目标的机会”，并将带来“世界和平”。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认为，“这段时期类似于1945年至1947年间”。随着世界政治板块的转移，这是一个定义和重塑世界秩序的时机。⁸⁴如果阿富汗战争还不够，那就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推翻萨达姆在巴格达的政权，超越中亚这片干旱的腹地，进入更具战略意义、石油资源丰富的大中东地区。推翻萨达姆的复兴党（Ba 'ath）的暴虐政权，将是地区转型的决定性一步，就像在20世纪中期将战败国改造成为自由世界的大规模计划一样。正如一位官员所说，“通往整个中东的道路必经巴格达”。⁸⁵(https://www.daowen.com)

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人认为这是一场“（维护）世界秩序”的战争，体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个是浪漫的理想主义，一个是务实的权力追逐。对于鹰派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在道德和战略基础上积极重建该地区秩序的努力——“将伊拉克人民从本国的地牢中解放出来”，并建立“阿拉伯民主的前沿阵地”，因为“伊拉克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其所有公民都应享有平等权利”。⁸⁶推翻中东核心地区的一个流氓政权，将开启一场良性的多米诺骨牌式的改革浪潮。五角大楼200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考虑到伊拉克的“规模、能力和资源”，将之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将对“该地区和世界”产生“历史性的”影响。⁸⁷鹰派民主理想主义者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2001年11月下旬监督起草了那份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咨询文件《恐怖主义三角洲》（Delta of Terrorism），这是一群知识分子的秘密宣言，该文件预测了美国与激进主义间的战争将持续两代人，同时也呼吁在伊拉克发动政权更迭，帮助中东摆脱“恶症”（malignancy），扭转导致“激进主义和滋生恐怖主义”的“停滞状态”。⁸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场战争将是美国向竞争对手和盟友发出的强劲信号。“9·11”袭击暴露了这个超级大国的脆弱性，美国借此重振威慑。这正符合“监狱院子原理”（prison-yard rationale），那就是美国应该不时地扼住一个弱国的脖颈，以展示自己的实力。从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到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再到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们都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伴随美国展现出来的实力，人们可以推测，美国拥有一个格外具有霸权色彩的目的，即重塑地区秩序。这会创造出一种危险的自信。一位狂热者宣称：“伊拉克根本无法抵抗我们。”⁸⁹

因此，巴格达陷落了。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的摄政统治激起了一种困境：解放者要在当地培植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依照占领者所偏好的方式实现对伊拉克人的解放。这一意识早在针对萨达姆的审判中就有所体现，作为一个被推翻的统治者，这是旧秩序向新秩序屈服的标志性过程。伊拉克法院起诉萨达姆，但只是针对美国和英国没有牵连其中的那些历史罪行。随后，一个被解放的秩序中诞生了赢家和输家，但也带来了新的冲突。新组建的临时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强制手段在本国实行资本主义转型，将国家当作经济学教条的实验室，通过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向外国开放伊拉克银行等方式移除甚至消灭了几乎所有贸易壁垒。面对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当地人感到胆战心惊，这就像一场危险的竞争，赢者通吃，混乱滋生。美国驻伊拉克“总督”保罗·布雷默三世（Paul Bremer III）监督完成了一项破坏性的计划，包括解散复兴党、大规模解雇公务员和裁撤军队人员，这使得伊拉克的逊尼派人士更加边缘、激进。虽然推翻旧秩序也是什叶派和库尔德政党的共同要求，但他们担心外国人可能重新建立一个像萨达姆那样的压迫性附庸政权。虽然布什和他的内阁否认美国的帝国主义角色，但日益增长的暴力事件要求美国军事指挥官参与到国家治理中，这进一步限制了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主权。正如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在2002年4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保证的那样，“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与临时政府协商”，但“美军指挥官仍有权利、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来决定美国部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⁹⁰

美国不断对伊拉克政治施加影响力。2007年5月，由于遭到少数派和布什总统的反对，民选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Ibrahim al-Jaafari）被迫辞职。在美军入侵之后，伊拉克国内冲突加剧，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恶化，并面临着伊朗和叙利亚等破坏者的制衡，在加沙和伊朗地区先后有反美候选人赢得选举、成功当选。为此，布什政府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其宣称的行动目标——至少要解放“大中东地区”。以叛乱形式发生的抵抗迎来了镇压叛乱的行动，包括监视、宵禁、隔离、贿赂、审查、镇压、监禁和酷刑，美国采取了各种非自由主义的做法。又一次，自由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解放者与统治者，这些互为对立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结果再一次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惊讶，在伊拉克的冒险行动成了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具灾难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浪费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灾难，一场滋生了抢劫、内战、外逃、增强伊朗实力和导致伊斯兰主义扩张的地缘政治灾难，一场充斥着酷刑和虐待的道德灾难，以及一场权力不受约束的宪法灾难。

建立秩序的历史记述必须接受那些以秩序的名义发生的粗暴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黑暗逻辑，而不是人为地抹除它们的存在。随着这一秩序的演变，它表现为以战斗来建立信誉，通过轰炸来挽回颜面。像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远征，是决策者出于维护世界秩序而采取的行动。这些战争不是杂耍。它们耗费了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军事指挥部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努力。美国发动这些战争是为了在整个联盟体系内发挥影响，以避免给自身带来危险的羞辱，并作为高级盟友和安全保障者建立威慑。小型战争往往处于主流故事的边缘，但它们却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中心意义。当年决策者的理论依据与如今干预主义者使用的观点类似，即一场外围危机中显而易见的弱点，可能会侵蚀全球体系。

现在，美国已经找到了其他方法和技术，来继续它的军事活动，使世界重回正轨。永久战争几乎已经制度化了。用美国空军上将迈克·霍姆斯（Mike Holmes）的话来说，未来将是一场“无限战争：与同时代对手的长期竞争”。⁹¹国防部长随意地接受了“园丁”这一称号，将美国对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者的轰炸描述为“修剪草坪”。⁹²现在，美国军队在全世界六大洲超过80个国家部署了反恐部队。活动人士敦促美国肩负起雄心勃勃的使命，但这一目标遥不可及，以至于没有边界。美国叙利亚研究小组成员建议，由于“伊斯兰国”“长久的失败”，需要“在其曾经控制的地区建立包容、响应和合法的治理体系”。⁹³考虑到两国宗派分歧很深，以及沙特和伊朗军队之间更广泛的冷战，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此，一个著名的秩序就此建立，它建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结束“战祸”，但最终却使之永久化。

在世界部分地区，比如索马里、也门，或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那里的人们体会到的自由秩序无异于一个致命的无人机帝国。美军无人机扩展计划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他推动并实施了一场“签名式”无人机袭击计划，即故意针对某一个群体的集会发动攻击——例如，“基地”组织成员的葬礼——袭击仅仅依据参与者之间可疑的举动和联系，并不去核实每位到场人员的个人身份。因此，这种攻击也可能会把枪口对准非战斗人员和无辜民众。⁹⁴由此来看，长久以来倡导自由秩序的人士也可能同时是“群体杀戮”风险行动的主张者。毫无疑问，彼得雷乌斯和他的同僚认为，他们保护了睡梦中的美国民众，用较小的恶行阻止了更严重的罪恶。但是，仔细想一想，维护这一秩序就意味着定期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实施暗杀，实际上是试图将所有风险转移到外国民众身上，这几乎成为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的一种常规手段，但美国却绝不会容忍其他任何国家采取这种方式。如果这不是帝国行为，那又能是什么？一旦走向帝国主义，投射力量便不再有利于塑造自由西方的形象。用一位美国驻北约前大使的话来说，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很容易“让我们的对手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个遥远的、用高科技武装的、不道德的屠戮者”。⁹⁵

尽管自由秩序的支持者们声称该秩序促成了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的空前减少也应归功于此，但其众多拥趸却在呼唤更多甚至永久性的战争。战争的手段本应在战略目标、持续时间等方面加以限制，但一种强烈的病态心理使人们不愿意放弃战争手段，反而扩大了它。作为自由秩序的倡导者，彼得雷乌斯上将在伊拉克任指挥官时期的一个标志性问题是“告诉我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但如今他也呼吁在大中东地区针对伊斯兰武装分子开展“世代斗争”（generational struggle）。⁹⁶这至少将是又一场规模类似持续30年的战争。彼得雷乌斯甚至呼吁承诺延长战争时间，他将其类比于延续了两代人的美韩同盟关系。这种类比的难点在于，与韩国不同，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彼得雷乌斯实际上是在提议针对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给出半永久性的承诺。截至本文撰写时，这场战争已造成2 300名美军人员死亡，2万多人受伤。

在这些战争举步维艰的同时，一些认同自由主义的人就会把责任推给国内的民众。由于在阿富汗的所有努力都面临压力，支持战争的空想家们便将之归咎于国内的批评人士。按照他们的说法，并不是战争，而是这些针对战争的怀疑，标志着民众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失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H.R．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在2018年慕尼黑会议上赞扬战后国际秩序，他感叹说，那些反对永久性战争的声音，表面上担忧战争目标的不切实际，又指出敌人如何顽固，更不断夸大面前的威胁，其实都源自国内的失败主义思想。在阿富汗，麦克马斯特指责同胞们的失败主义论调，他说：“一个年轻的学生站起来说，‘我这辈子只知道战争’。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现在却因此而痛苦，我想，他是受到了这种厌战叙事的影响。”⁹⁷麦克马斯特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他的指责中显露出来，他认为只有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才能为战争的代价感到痛苦。

反恐战争的基本逻辑与军事自由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通过镇压混乱势力和扩大民主资本主义范围，加强共和国的安全保障。然而，当这些战争比他们的始作俑者所能想象得更为持久和困难时，他们的支持者又自动更新了理论建构，提出即使在世代斗争或无限制军事部署不断扩张的情况下，自由也能以某种方式蓬勃发展。但恰恰相反的是，这些军事冒险形成了一个全球性战场，减少了约束，包括在其国内。这正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在一开始就如此害怕战争及其产生的后果——形成一个好战的权威。频繁诉诸武装冲突将削弱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制约，造成政府的权力扩大，届时国会只能恭敬服从，民众只能温顺听话。这种情况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并通过将战争制度化，使其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战略目标。但自由秩序仍旧通过不断地武装镇压以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或许并非战争设计者的初衷。但是，套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话说，战争的目的是为政策服务，而其本质是为自身服务。

从一开始就有人警告说，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很难实现，代价太高，美国能拿得出的赌注又太有限。阿富汗—巴基斯坦战区的问题极其复杂，即使是美国的力量也无法在其代价可承受范围内将其消灭。盗贼统治的东道国政府和美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与越南战争一样，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地人的态度，而非美国国内的政治意愿，即当地民众不愿为一个盗贼统治的政权而战。来自外部的支持，包括资金、枪支和庇护，使得政府很难成功镇压叛乱。与塔利班作战，相当于同巴基斯坦安全政府的一部分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打击阿富汗或许能够抑制恐怖分子的能力，但其代价是助长了宗教激进主义。反过来，这意味着将整个南亚地区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斗争。此外，就像美国在其他地方做的那样，在没有永久性、大规模驻军的情况下，破坏和遏制恐怖主义网络。当这些警告一一得以印证时，别无它法，只能将之归咎于那些当初作出预测的人，并把失败变成一出展现美国公民美德的戏剧，而不是仔细审视这一冒险行动最初得以实施背后的固有问题。为了实现一种良性的政治形式，为了自由、民主和开放的世界秩序，因而要进行持续的战争，其倡导者实际上要求持不同政见者对战争的前景保持沉默，这种战争实则是一种终极的政治行为，以便华盛顿可以更容易地让一场战争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以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以这种方式使世界“秩序化”，揭示了这一秩序的本质，即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以武力强制的行为。

回顾过去，自由秩序的捍卫者很少把他们支持的战役纳入其对错误的控诉中。他们认为，当今问题的最大责任不在于美国在傲慢冒险中滥用权力，而是由于其他美国人未能履行他们的历史使命，包括那些被误导的选民和政策制定者。例如，罗伯特·利伯（Robert Lieber）发现美国的主要错误是“撤退”，⁹⁸他支持入侵伊拉克，谴责作为替代方案的遏制行动。他预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将“严重打击”那些拒绝反以色列者，从而加强阿拉伯改革派的力量，并“向支持恐怖主义的其余国家发出形象的警告”。正如现实主义者所警告的那样，战争使恐怖主义恶化，并使伊朗变得更加强大。⁹⁹战争并未劝阻各国支持恐怖主义，反而促使其愈演愈烈，比如巴沙尔·阿萨德（Basher Al Assad）领导的叙利亚，指挥“圣战”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实施残酷的活动。但这一切并没有拉近其与巴勒斯坦国家的距离。到2004年，利伯发现辩论的焦点过度集中在伊拉克战争上，而他曾声称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

将视线从伊拉克移开，利伯发现外交政策受到误导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不力，以及现实主义知识分子错误地引导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撤退。就在他指责华盛顿“撤退”的同年，美国向7个国家投掷了26 171枚炸弹；将用于《欧洲再担保倡议》（Europe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的预算提高了4倍，以“确保盟国相信美国维护盟国作为北约联盟成员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将其排除在八国集团（G8）之外；在韩国举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发起“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operations），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并在中东继续维持3万驻军。关于美国正在放弃高尚的国际主义历史的指责，与其说是一种观察，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倾向，其实质是浅薄而毫不留情的。

因此，如果认为自己就是“自由秩序”的代表，这将会形成一种有害的理念，它会让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相信自己总体上是爱好和平的。反过来，这也为持续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里·舍克（Kori Schake）所言，民主国家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扩大安全与繁荣的范围，扩大并巩固自由秩序”。¹⁰⁰我们可能对此表示怀疑。当古代雅典人、19世纪的法国人、现代印度人或以色列人拔剑时，他们脑子里想的可不是把自由主义带给别人。从历史上看，民主国家也会像帝国一样投射力量。忘记这些民主国家的帝国式的过去——以及现在——是自由秩序愿景的怪癖。但是，即使舍克关于一套统一动机的观点是正确的，战争的过程也完全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些为了扩大自由疆域而制定的武装计划，其结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好坏参半的。满怀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动机本质上是和平的，实际上只会导致盲目的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