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秩序
1945年之后，世界始终笼罩在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的影响下。人类有史以来首次研制出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它可以在不必占领军事目标或取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瞬间毁灭大量人口与城市中心。这种武器，在大多数时候，其使用效果往往与其战略目标并不相称，其次它极难被防御，此外，它还具有“扳平战局”的能力，即便使用者实力弱小，也可以给对手以致命打击。因此，这一武器具有根本上的革命性。它所带来的破坏之严重甚至已经超过战斗所捍卫的价值。这一武器最早出现在美国，在当时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创新。然而不如所愿，其他主要大国也相继研发出原子弹。值得赞扬的是，美国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达成了长期的合作，通过“纳恩-卢格减少威胁合作计划”（Nunn-Lugar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2)，拆除了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库，有效防止了核材料的灾难性扩散。与相互核威慑类似，成功的军备控制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它的成功依赖于与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务实合作。
这一核现实使战后秩序的暴力程度大大降低，至少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而其基础则是核武器国家之间形成的互相威慑及其带来的不稳定。有核国家以惩罚性威胁建立威慑，同时这种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核武器与大规模战争的消失无关。正如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所描述的那样：
西方拥有核武器并不会影响苏联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看法，因为非核力量也可以轻易迅速占领西柏林。人们不得不相信，面对印度在其他级别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巴基斯坦即便拥有核武器也没法增强自身的安全感。人们也不得不相信，如果以色列的邻国掌权政府坚决反对以色列的存在，并成功发动军事侵略。他们也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宁愿遭受常规或化学武器部队的政治毁灭，也不会动用核武器……同样，人们也相信，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所拥有的核武器（虽然未公开宣布）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改变萨达姆·侯赛因关于不针对以色列使用化学武器的决定，因为这种手段一定会让以色列失去耐心，引发以色列的军事干预，虽然萨达姆曾一度希望通过引起冲突来分裂反对他的联盟。51
核武器的出现，其不断扩大的射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强大的热核武器，让现实变得一片黯淡，这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由于核武器技术的发明已成为人类未来永久的、不可消除的因素，大国之间的和平与稳定就依赖于残酷的勾心斗角，即以种族灭绝为威胁来防止种族灭绝。这势必会长期“连累”这些国家的平民，使他们沦落为世界末日威胁的牺牲品。在美国，这导致权力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使美国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核君主制”国家。
为了创造改造世界的条件，美国首先扫清了它在亚洲的头号竞争对手。成功开启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总统哈里·杜鲁门正是在1945年8月下令对日本帝国发动了两次原子弹袭击。日本的两个城市遭到毁灭，经历了一系列封锁、燃烧弹攻击和饥饿灾荒，之后还将受到长期的核辐射。杜鲁门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将试图打造亚洲秩序的竞争对手扫地出局。又因为日本一直在以残酷的手段追求自己的秩序愿景，因此华盛顿给世界带来了这一种族灭绝武器，并十分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已经是“最不坏”的选项。不过，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为垂死的自由主义秩序发出的颂歌中，“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同样，今天的“美国至上主义者”总是谈论美国打造了一个多么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多么和平的项目，但他们很少提及其背后的血腥历史——曾经的海军准将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用枪口迫使被孤立的日本签订商业条约。如出一辙地，秩序总是诞生于各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中，无论是坚船利炮式的外交，还是核威胁。
核武器和核威胁很少出现在这些颂词中，他们谈论更多的是自由秩序如何阻止或减缓核武器扩散，例如通过建立联盟或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1970）等令人钦佩的实现和平的努力。但即使是这些最好的例子中也掺杂着黑暗元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大国行使特权的典型例子，它的目标是使有核国家承诺通过谈判最终实现裁减核武器，但在实践中，俄罗斯和美国则对其核武库进行了现代化的更新升级，并且重申了核武器在其原则中的核心价值。5个北约无核国家也无视削减核武器的条约，自愿充当核武器国家的代理人，为本国部队装备核武器，以便在战时为美国提供武器运送。(https://www.daowen.com)
自由秩序支持者们将消除大规模战争的功劳归功于美国霸权。然而，世界末日的避免，也离不开那些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国家，它们以毁灭性威胁约束了美国，从而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战争的发生至少需要两方，所以不再出现大规模战争也是美国与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威慑能够牵制美国，取决于它能够最大程度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同时致力于提高核反击能力以免受“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威胁——因为很明显，美国不愿意自己受到威慑和牵制。52
我们也应该警惕必胜主义者（triumphalist）对于大规模战争得以阻止的鼓吹。大规模战争的阴影从未消散，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核武器、安全稳定与核威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53以核报复进行威胁虽然能让双方谨慎行事，但也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拥有核武器既能产生制约作用，也能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面对较低级别的冲突时——提高胆量；它可能会防止暴力升级，但不会完全消除竞争。此外，当面临“懦夫博弈”（games of “chicken”）(3)的局面，任何一方都可能利用操纵局势恶化的风险以寻求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而各方对准核阈值的门槛有不同的想法，这就留下了误解的可能性。
如果说核秩序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帮助世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这一时期也因此始终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阴影下。恐惧、误解、误报或系统错误等情况，曾经引发过一系列高风险的、险些脱轨的事件。541962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向肯尼迪政府施压，要求其攻击古巴，但他们不知道苏联作战部队已经拥有了装配核弹头的导弹，并已获得使用授权。当时一名苏联潜艇指挥官以为战争已经开始，而且做好了发射核鱼雷的准备，最终在其他军官的劝阻之下才终止。有时候，这些预警系统会非常敏感，可能把一些军事演习，甚至将月球或者一群鹅误认为核攻击。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威慑关系也时常不稳定，双方都害怕对方会发起突然袭击。如果追求稳定的威慑意味着安全的实现取决于相互的弱点，那么双方有时会拒绝承认自己的脆弱，并力争获得战争的优势。随着军备竞赛和技术发展，对于可能拥有劣势、落后的核武库的恐惧，对于自己拥有的报复能力仍然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心，导致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摩擦不断增加。所幸，值得赞扬的是，两国最终还是竭力稳定了彼此间的关系。
因此，吹嘘自由主义秩序阻止了大规模战争不免显得有些自满。能实现共存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只归功于一个思想开明的霸权的善行，而是依赖于其他国家的遏制力量所形成的威慑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在理论上无法自由使用的军事武器。有时，这种关系相当不稳定，核战争的威胁几乎成为现实。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仅把这段历史概括为一个大国监督下的“和平与繁荣”，未免流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