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粗暴的猛兽：自由秩序如何造就特朗普

在所有新兴政治力量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秩序终结的担忧。毕竟，这位“破坏球”式的候选人，一上台就大肆批判美国社会现状以及那些耽于现状的华盛顿祭司。他誓言要彻底清除腐败泥潭，削弱外交政策建制派，抨击前任的政策，承诺要结束长期失败的战争，终结那些搭美国“便车”的联盟，并筑起高墙——修建巨大的边境防御工事，以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建立关税壁垒，使日益衰落的美国核心地带重新工业化。特朗普与他的政治对手都将他视为自由秩序的克星。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对手经常推卸责任，称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们认为，他之所以竞选成功，主要是地方性力量和环境使然，否认这一结果与战后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位“金发煽动者”的到来并不能表明自由秩序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展现出美国放弃自由秩序原则之后带来的黑暗。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调查自由秩序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纰漏，而是要肯定这个秩序，痛斥民粹主义，劝诫美国人去否定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倒退势力。

在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进行事后分析时，自由秩序的拥护者往往会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区分开来，试图将针对现有外交政策的指责降至最低，以避免不必要的调整。他们认为，秩序本身的错误主要存在于管理、执行或技术官僚的层面，是因为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或者是没有被正确地宣传，因而秩序的益处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竭力为这一秩序开脱，称赞美国塑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并且指出：

特朗普政府寻求补救的许多问题，并非由全球化趋势造成的，相反，大部分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的固有问题所致，比如金融危机，几乎不存在任何国际局势根源；不平等现象则在根本上与美国的税收和财政政策以及技术变革密切相关；至于伊拉克战争，更完全是美国自己选择的结果。¹(https://www.daowen.com)

自由秩序强调环境、气候危机以及降低人类碳足迹的必要性，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也很少涉及自由秩序本身及其密集的经济活动带来的问题。最近，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举办的秘密会议“智库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上，洛伊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的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赞扬了战后美国秩序带来的“繁荣”与和平，呼吁华盛顿恢复这个秩序，而不要改变它。同时，迈克尔还敦促自由秩序的利益相关者签署《巴黎协定》，以拯救濒临灭绝的100万物种。²在其看来，似乎只有自由主义秩序才能为其治理下出现的危机提供解药。

这种“托辞”的说服力显而易见。要知道，特朗普之所以能坐上总统宝座，以及随后产生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一系列偶发事件，以及那些与这一秩序背道而驰的有害的意识形态，因此就这样认定特朗普的崛起完全是源于秩序本身的问题，这一观点或许会被一些人认为有失公允。他们会认为，特朗普的崛起并不能说明秩序健全与否，更大的冲击来自体系之外，源于美国人信心或勇气的丧失，源于这一秩序并没有被那些靠劳动、税收和鲜血维持秩序的人所了解和接受，也或者源于那些秩序支持者无法解释的恶毒民粹主义者的出现。关注民主斗争的政治中间派倾向于这种立场，因为这有望将讨论范围缩小到外部力量——特朗普和民粹主义者——而不是任何更深层次的失败。这就像罗马人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归咎于基督徒，以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逃避严重的误判和系统性的问题。

我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主观上，特朗普被视作旧秩序的克星，他的所作所为是与旧的历史的全然决裂，就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客观上，与其说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不如说他反映了秩序本身病态、矛盾和极端的一个高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特朗普的成功与美国陷入长期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日益失调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他之所以能成为总统，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他和奥巴马一脉相承，同时，这些问题又是奥巴马无法解决的。奥巴马不仅延续了军事冒险主义，还削弱了国会的监督职能。和特朗普一样，奥巴马也批评盟国“搭便车”（free-riding）的行为。无论在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前还是其任期内，军国主义与寡头政治的结合已然存在，这催生出了一个脱离平民的超级富豪阶层，长期腐蚀了美国的公共生活。第二，特朗普作为一个寡头军国主义者，代表着秩序陷入困境之时的病态症状，他更多的是在进一步固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并不是说，特朗普是对奥巴马的简单延续。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奥巴马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的倡导者——虽然未能成功。而特朗普不同。从程度上看，他比其他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专制、腐败、偏执、虚伪、反复无常，他给美国政治带来了一股“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其不计后果的处事风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总统身上都不曾有过。也就是说，虽然特朗普和奥巴马的承诺、意图都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行使权力时都受到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正统观念以及相同的思维方式的约束，即一种美国人对安全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肌肉记忆”，无论是意志多么坚强的总统也难以将其摆脱。我们应当认识到特朗普的存在不是一个意外的插曲或一种反常的“一次性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又影响着秩序。我们只有理解了特朗普的存在，才能有效地抵制特朗普主义。特朗普的上台带来了恐惧，但根本问题并不是其随时有可能背离现有秩序。相反，特朗普的上台充分暴露了该秩序的矛盾之处。时间会证明特朗普是不是自由秩序的掘墓人。因为很明显，他也是自由秩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