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该怎么办？
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方式，对自由秩序的各种赞歌通常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限定一个狭隘的范围，要么是调整或更新“美国治下的和平”方案，要么任由世界重回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时期。这种二选一的讨论显然是错误的。自由秩序的梦想家们认为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辜的，或者认为秩序有自己的补救办法，解决之道就是更多、更好地运用美国的力量。他们斥责美国人孤立主义心态的偏狭，谴责其对国际责任的忽视，呼吁美国重回伟大之路。他们的观点源自美国长期的成功、对美国潜在实力的假定，以及根植于威尔逊时代和慕尼黑时刻的神话般的历史记忆。他们认为，为了确保其在国内的安全，美国必须在海外也推广民主资本主义。结果造成，美国唯一稳妥的道路就是确保其领导地位、维护联盟和保护商业体系，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个主要竞争对手保持武装霸权，希望它们有一天屈服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美国实力鼎盛时期尚不能产生鼓舞人心的效果。现在，美国与其对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正在缩小，对手们臣服于美国主导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一些评论家得出结论，美国最好从传统上看重其价值潜力的部分或全部战区（东北亚、西欧和中东）撤出，转而关注关键的亚洲地区，或者干脆将军事部署完全撤回本国。57一些人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告别地缘政治，转向依靠制衡、核威慑和（地理上的）距离来保护自己免受威胁，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58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主要盟友，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韩国，经济富裕、军事成熟、技术先进，其中两个国家也已拥有自己的核武库。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亚洲或欧洲几乎不会形成新的威胁，本地国家将与崛起的大国保持平衡，而不是随波逐流地倒向它们，再加上核威慑的存在，将使扩张从开始就几乎没有可能。至于美国，它将凭借其海洋防线、强大的物质能力和自身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安全。如果制衡是国际关系的初始条件，那么只要美国任由欧亚大陆的潜在对手各行其是，它们就会为了对付彼此忙得不可开交。彼此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民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世界的不安全感，将迫使它们不断地保持平衡与制衡，制约彼此在各自半球/地区之外投送力量的能力。心脏地带大多能够自我检查。这一论点的进阶版本呼吁美国废除其帝国主义战略，放弃地缘政治竞争，在国内重拾国家建设，并着手解决气候变化等共同的国际问题。59
在提出“回家”（coming home）这一替代方案之前，我们需要为美国的安全问题给出一个逻辑连贯的解释。美国人应该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保护的对象，也就是应该被保护起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生存，或者仅仅是力量层面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共和制度与自由。在美国最重要的安全思想传统中，最严重的威胁不是被外部力量消灭，而是自我挫败。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1838年的莱西姆演讲(4)中预言的那样，“如果我们终究难逃毁灭的厄运”，那么这种结局不会来自某个“跨大西洋军事巨头”，相反，“我们自己肯定是这个毁灭结局的始作俑者和完成者”。60
与此略有不同的是，的确有两种潜在的威胁可能会摧毁这个共和国的特质。首先，将威胁性的军事力量集中部署在国外将可能迫使美国成为一个不自由的驻军国家。在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敌对的霸权是很危险的，主要还不是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遭受直接攻击。而是因为这将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共和体制及其政治生活，这种面临攻击的恐惧感将在很大程度上驱使它把自己变成一个斯巴达国家。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难以征服或扼杀的目标，而且即便是在这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下它也很可能完全有能力生存下来，但它仍会受到社会军事化和军团化的诱惑，从而选择削弱市民社会、浪费资源，并且由于赋予国家和军事精英过度的权力，这将导致宪法自由的咽喉被紧紧扼住。其次，对于海外权力的过度追求也可能摧毁共和制度，把美国变成一个军事化、过度扩张、永远处于戒备状态的帝国。这两种设想的存在给美国国内关于世界事务的辩论陷入痛苦的困境，尤其是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之后。61
当下，美国治国之道的任务应该是避开这两种危险：一种是突然撤离造成一个敌对失衡的真空局面，另一种是军事化过度扩张，后者已经在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中部分实现。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仍然热衷于防止敌对势力获得在欧洲或亚洲地区的霸权。为此，美国不必在主宰世界和撤回本国之间作出选择。但它也不能完全放弃地缘政治，因为国际体系迫使其成员在合作的同时也要为安全而竞争。美国应该放弃对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因为这已被证明是弊大于利。它应该停止试图在国外扩张民主资本主义和推动政权更迭，这会在不经意间滋生暴力反击，并反过来破坏其国内的共和体制。试图在全球范围保持霸权，并在每个主要领域压制竞争对手，这将会耗尽美国的精力，同时也会刺激其竞争对手之间谋求合作。同样，美国应该在欧洲和亚洲保留一只手，用来维持有利的力量平衡，而不是无意中制造出需要毁灭的怪物。美国可以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新的多极化格局，从而让其体制可以在足够安全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美国退回到自己所在的半球，可能会导致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或者更糟——促成一个欧亚联合的对手。中国或俄罗斯目前在实力层面都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但它们确实拥有足够的潜力，或者说其现有能力也足以威胁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尽管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分量远不如中国，但在适当的条件下，仍可能形成俄罗斯—中国轴心。这种结果可能不会出现，但这种可能性就足以让美国警惕。通常，伴随权力过渡会形成具有竞争性的动态平衡，但有时也会促成帝国主义和权力集团。62即使有可能恢复平衡，但我们能有多大信心相信，在没有美国存在的情况下，世界会恢复平衡，而不会形成相互竞争的霸权，从而导致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占据上风？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和风险的问题。最好的情况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强调事物的不确定性。现实主义对于反恐战争以及在国家建设与联盟扩张方面的冒险举动方面的批评，有一部分就是针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假定自己知道的比它所知道的或能知道得更多。从历史上来说，随波逐流的行为不如制衡的方法更加盛行，但也并非从无先例。虽然核威慑的逻辑很强大，但我们不知道它能坚持多久。把赌注押在均势和威慑上是最明智的做法吗？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另一种更为审慎的思路，即通过保留前沿地区的力量，以维持一层额外的保护，并在海外延续平衡机制，以防范敌对霸权出现的可能性。这里的“威胁局面”并不是说某个外国势力会实现完全的征服，从而“操纵牌桌”。相反，在没有两极对立的权力竞争的情况下，小国如果不能做到左右逢源，或者其他霸权国家恰当地对其施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会随波逐流，倒向新的霸权的权威。中国如果继续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可能会证实其有足够的吸引力，足以将亚洲国家置于其支配之下。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采取了很多对冲行为。当然，一个取得亚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或集团毫无疑问可以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旦以此方式组织起来的亚洲变成竞争性的敌手，则很可能会吓到美国人。这本身就可能引发危险的竞争和对抗，并将从内部削弱共和国的力量。虽然目前出现这样的结果尚且不太可能，但一些地区行为体（actors）有理由相信，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实行强制手段以追求支配地位，至少它跃跃欲试地考虑这一做法。63
当然，保持在国外的势力并试图保持领先地位，本身就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鉴于美国默认自身占有前瞻性的主导地位，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情况：随着美国与两个欧亚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不断升级，以及与伊朗和朝鲜这两个被认定为核扩散“流氓”的潜在对抗，美国正面临着同时与四个对手陷入战斗或冲突的危险。
为了纠正这一危险的前进方向，美国应该采取三个相互关联的重大战略步骤：遏制崛起的中国；分化中国和俄罗斯；减少在中东的干涉。读者可能不赞同这些建议的部分内容，甚或完全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普遍的观点就应该成立：与过去一样，成功的治国之道将需要美国与非自由主义势力讨价还价，并向自由主义原则妥协。为了继续前进，美国需要对其选择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为了遏制中国，并为了更大的利益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及为了限制承诺范围以符合自身现有实力，美国及其盟友将不得不藐视规则，歪曲原则，背叛民众，进行“黑暗”的交易。历史上的每一次地缘政治竞争都是如此。重复那些与历史无关的咒语不会让丑陋的事实消失，反而会阻碍解决它的努力。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处于安全竞争之中。问题是（美国）如何通过保持欧亚大陆的分裂来实现力量平衡。针对中国的扩张制定一项明智的遏制战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金发姑娘”（goldilocks）问题(5)，美国需要创造足够的反制力量来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能力，同时美国又不能采取极具破坏性的傲慢措施，避免使自身再次陷入类似冷战中的险境。
就俄罗斯而言，其整个国家始终处于动员状态，持续强化自身为应对周围边境危机弧圈内发生紧急情况所做的各项准备。64无论它是主要受到复仇主义的帝国野心驱动，以期重建其对“近邻”的统治，还是出于防御性原因，目的是阻止欧洲—大西洋世界扩张入其势力范围，它接受了与美国的安全竞争是无可争辩的这一事实。俄罗斯担心这个超级大国在其边境和首都范围内赞助颠覆活动和“颜色革命”。俄罗斯相信战争甚至是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本身并非一个好兆头。
认识到与对手达成全面交易的任何时机都已经错失，经验丰富的政策人士敦促美国遏制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大国，或者迫使流氓国家去核化。65其中任何一种努力可能都是合理的，但这些不可能同时进行。美国应该决定谁是它最希望压制或抵制的对手，并按重要级别排序。然后，它应该尝试通过限制竞争条件来减少对手的数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让这些对手相互竞争（或各自远离）。从历史上看，分裂对手的做法会打破近期政策，但并不是彻底的背离。在20世纪中期，美国通过与苏联结盟，击败了轴心国；又通过积极促使中苏分裂，在冷战中占了上风。美国还通过与前逊尼派叛乱分子结盟，击败了伊拉克的“基地”组织。
然而目前，美国不仅没有与盟友分裂的迹象，相反，还积极推进联盟国家树立“共同敌人”的观念。在军事上，通过半包围的力量存在，美国将自己置于打击范围内，却仍然继续扩大联盟，容纳更多的势力范围，又通过持续为自己贴上“颜色革命”和推翻政权的幕后支持者的标签，美国使中国与俄罗斯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实力均衡的联盟。对于这一可能性，俄罗斯的跨机构调查显示，66经济互动的有意加强，以及通过联合演习和军售公开宣示的密切军事联系，都表明了一个俄中联盟正在形成，至少两国正在汇聚靠拢。67一个联合的欧亚大陆竞争对手可能正在出现。
但这一切并非必然的走向。美国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即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更关心附近其他陆地国家的潜在威胁，而不是来自遥远的海洋国家的威胁。68美国以西半球为基地，在对手“后院”的安全利益要远少于对手自己的，它可以选择采取一种更疏远的姿态。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中国是邻国，因此不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且两国都是主要的陆基军事大国，从历史上看，这种相似可能会加剧对抗、造成相互恐惧。但中俄对立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对抗才会再次加剧。这并不是在呼吁三边重新结盟，即一个国家同意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铁锤”，与美国合作遏制另一个国家。相反，这是在暗示，美国在某一个战场上提高克制，可以为中俄在另一个战场上的摩擦制造机会。
为了确保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疏远的距离，从而让美国能够集中精力于稳定东欧战区，美国需要采取一些自由秩序正统主义所不能接受的做法：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做出重大的相互让步，包括牺牲其东翼的非北约国家的利益，以缓解彼此日益增长的威胁感。69为了促进谈判，美国应该恢复政府间对话，以达成新的协议。
对于西方来说，要与俄罗斯相向而行，就意味着至少要取消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宣言》（Bucharest Declaration），该宣言承诺在未来某一天将北约扩大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入侵或者是威胁入侵俄罗斯声称的势力范围，对俄罗斯来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其重要性要远甚于哪怕任何一位最强硬的鹰派美国人所理解的意义。俄罗斯对此不仅反复强调，而且付诸实际行动。作为对《布加勒斯特宣言》的回应，俄罗斯在2008年夏天入侵了格鲁吉亚，承认俄罗斯在该国的飞地独立，并轰炸了格鲁吉亚的海岸和首都。2014年，乌克兰的亲俄政府被推翻，作为回应，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在乌克兰东部发起了一场武装分离主义运动。考虑到联盟自身被摧毁的连带风险，既然美国不可能退出北约，它应该明确重申其对北约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承诺，就像它正在做的那样。此外，它应该同北约的进一步东扩行动划清界限。虽然没有正式表态，但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克里米亚已经失去并将被继续掌握在俄罗斯手中，美国的决策者们私下也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一定是俄罗斯大规模扩张的开始。俄罗斯也为在乌克兰的行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也是因为它在那里拥有高昂的投资，因此帝国的名声也有着不便宜的代价。鉴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交织，以及俄罗斯继续扩大势力范围的能力受到的限制，恢复稳定的现实基础仍然具备。美国应该终止过去的对乌政策，那实际上是在迫使民族分裂的乌克兰人不得不在欧洲—大西洋世界和俄罗斯之间作出选择。一些人认为，这将导致俄罗斯直接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可能被“芬兰化”，迫使一个较小的国家将其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割让给一个更强大的邻国，以换取其对内政的控制权。70如果这一建议过于苛求，那么也可以尝试塑造一个在军事上不结盟的乌克兰，允许顿涅茨克（Donetsk）和卢甘斯克（Luhansk）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从而要求俄罗斯军队和武器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出，这将是一个现实且可持续的目标。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美国应该停止鼓动谋求俄罗斯民主政权更迭的活动，在这方面的投入将使其坚持要求停止外国选举干预的说法更加难以令人信服，而且从其与沙特阿拉伯等更专制的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也可以看出，美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作为主要的安全保障者，美国还应该要求波罗的海各国政府更为一贯地尊重俄罗斯民族，这既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是俄罗斯实施侵略的潜在借口。对俄罗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至少包括结束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破坏行动、选举干预和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这将需要双方共同致力于网络约束，同时也会涉及就双边核战略平衡重新展开谈判。(https://www.daowen.com)
很难保证俄罗斯愿意合作，但这值得一试。俄罗斯长期的经济停滞，以及它在应对对抗中承受的现有压力，意味着它可能会对一种新的、成本更低的双边关系持开放态度。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消耗和损害，增强了俄罗斯可能在非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动机。如果这扇大门完全关闭，那么，俄罗斯为了避免长期衰落，很可能会转向中国，成为后者又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事实。虽然俄罗斯的实力还不足以在欧洲争夺霸权，但它足以为地缘政治竞争增添显著的筹码。在包括武器出售、共同边界问题以及运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等多个方面，俄罗斯有能力分散中国的注意力，也可以扩大或减少其整体势力范围。
与俄罗斯不同，当前的中国体量庞大、财力雄厚，同时又有足够的决心直接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即便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做到这一点，但至少在亚洲地区是完全可以的，这一切也正在发生。亚洲是21世纪强权政治的中心舞台，中国现在无疑正在挑战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正在进行反击。如果说这两个亚太地区大国曾经有机会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共享权力的协议，这个时机大概已经错过了。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不会像苏联那样对全球构成意识形态挑战。到目前为止，它也无法与美国的总体实力相匹敌。但是，如果从决心上来看，似乎中国一方更有优势。由于身处竞争激烈的亚洲，鉴于其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利益关系，再加上其自身的历史因素，中国比美国更关心亚洲，也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中国的制度也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使其在庞大的人口中暂时获得了合法性，也使其能够通过购买大幅提升军事能力，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军事目标。如果两国开战，尽管美国最有可能获胜，但对付如今的中国仍然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更主要的危险不在于中国会试图直接攻击美国。相反，权力平衡的逐渐转变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跟风转向。这还有可能导致一个危险的“既成事实”时刻，即中国夺取领土，并将应对此举的压力放在美国身上，迫使美国在危险的军事升级和屈辱的让步后退之间作出抉择。因此，美国正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退出并将这一领域留给亚洲国家，让它们根据自己的选择进行合作或竞争，相信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其他优势将有能力继续保障其安全；要么继续留在亚洲，并采取聪明的遏制战略。
所谓聪明的遏制战略应该如何展开呢？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一些政策领域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严格审查来自敌对势力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以防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并严密检视自身的数字防御系统和相关对策，以应对敌对势力的网络渗透。72美国还可以利用军事攻防平衡的全面改变，使中国难以把自己的力量强加于其他国家。幸运的是，这些正在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力量，也使得对手在面对坚强抵抗时难以扩张。它使亚洲国家具备了迫使侵略者付出沉重代价以挫败其攻击的手段。73这也可以作为威慑“既成事实”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中国将在美国会发动报复行动的门槛之下发动有限规模的重点攻击，有选择地打击美国的盟友，或者仅引发利害关系有限的危机，迫使美国作出让步。部署一些小型“绊索”（tripwire）部队，使中国在不攻击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更难攻击较小的盟友，将有助于阻止“既成事实”手段，从而使更多层次的受保护部队得以部署在其射程范围内。加强亚洲国家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6)也是保持大致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使各国在面对中国的优势时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不至于放弃抵抗或“跟风”。这将包括以足够的武器武装台湾，使其成为一只“带刺的豪猪”。一个可以给两栖进攻者造成重大损失的目标。当然，这些做法只有在盟国的合作下才能奏效。美国的保护措施将帮助盟友做出选择：如果一个更强大也更有实力的国家能够支持它们，那么它们在自家“后院”抵制霸权崛起就会更有意义。
为了维持亚洲战略平衡，并在不发生失控或冲突升级的情况下遏制中国，美国将需要与其他非永久盟友的平衡力量达成合作，其中将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兴中等国家，以及印度这样的第二梯队大国。就像分化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此举将使美国不得不达成非自由的协议。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其他新兴国家的支持，美国可能不得不牺牲另外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例如，限制或压制针对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人权问题的批评，或者针对印度尼西亚在其群岛内进行群体镇压的做法进行消息封锁并保持沉默。为了保持与中国的竞争足够稳定，并为今后一旦扩张的外部限制明确之时保留讨价还价的余地，美国应该放弃鼓动中国内部政权更迭。为了防止朝鲜的核武库和导弹计划成为引发灾难性战争的导火索，美国将不得不学会接受朝鲜拥有核弹这一政治现实，放弃迫使朝鲜裁军或导致其内部崩溃的失败努力，转而尝试建立一种稳定的威慑关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遏制手段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这将是代价的一部分。在公共基础设施等对安全能力至关重要的领域，限制中国国有企业的进入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是必要的。
明智的遏制战略将有意识地区别于冷战时期的激进思路，谨慎地试图维持一种平衡，尽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同时又不把竞争变成一场没有地缘政治边界的普遍斗争。避免小规模、无止境的“山火战争”（brushfire wars）将是谨慎遏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部分。“山火战争”指的是一种类似于小规模交战的冲突，但伴随着扩张和日益增长的野心，这种冲突没有时间限制，亦没有明确的目标。这类战争通常发生于推翻一个危机四伏的暴虐政府，或创立和扶持一个腐败软弱的政权。有可能它们一开始是为了减少人道主义灾难或稳定战区，结果却造成意想不到的代价。这类战争通常会持续至另一种“大国”情结占据上风，即担心丧失大国信誉。与决策者的预期相比，这些微小的冲突可能而且往往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且“大国总是有可能误判，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僵局”。74
在一场安全竞赛中，人们很容易认为所有冲突都有可能产生相互牵连，最终沉迷于挽回面子和发动战争以重建大国信誉。大国最好避免卷入缺乏具体的、可实现的政治目标的连续战争，尤其是那些旨在消灭缺乏地理边界的“主义”的战争。同样，美国应该尽可能抵制诱惑，不以战争塑造整体力量平衡，或以此向全球观众展现实力。这样的斗争很可能被扩大至国际化，因此会持续更长时间，也更血腥，因为其他国家会参与实施干预，不放过榨干竞争对手力量的机会。75事实上，卷入一场残酷的小规模战争将会给对手带来远距离消耗自己的机会。回想一下，法国曾经支持美国革命者反抗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支持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反叛分子反抗纳粹占领；苏联帮助越共叛乱分子对抗美国；以及美国支持国际“圣战”者组织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这种“山火战争”也可能牵连与赞助人利益不协调的附庸国政权。近代史就是关于利益“不协调”问题的一个历史提醒。76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卷入一场对手实力较弱但意志坚定的长期战争，此时意志上的不平衡会有利于对手，更有可能消耗自己宝贵的资源，转移外交精力，展现出的不是实力而是疲态，从而加剧国内分裂，并暴露出一国的实力局限性。事实上，一场旨在达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战争可能会在大都市的中心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反而危及最初维持海外竞争所需要的国内共识。77
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提议分化俄罗斯和中国，与其中一个达成共识，抵制另一个，但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两党安全专家达成的共识仍是假定美国只有超越所有竞争对手才足以解决问题，并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手段不够或权力运用低效，他们因此呼吁分配更多资源并加以明智利用，从而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考虑过，追求支配地位可能正是问题的根源。例如，2018年国防战略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的报告认为，主导地位显然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抱怨说，当美国的实力面临对手的挑战时，由于国防开支的减少，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同时发动战争的能力遭到削弱，并建议政府在削减津贴的同时增加开支。78
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毫无疏漏地在多条战线上对付每一个对手。在这些对手的“后院”开展军事行动的成本，将超过美国军队过去几十年来遭受的损失。在多条类似战线上冒险提升自己的实力，将招致多种危险，并会使国家不堪重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奢侈的开支并不足以买到足够的安全或军事优势——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那么就不能把失败归结于军事支出的投入不足，更不能归结为未能成功牺牲国内公民生活的质量来服务于追求海外主导地位的军事目标，五角大楼一贯设想的“双重战场战略”（two-war standard）已经越来越难以达到。相反，问题恰恰在于对于霸权的追求本身，以及在于未能在承诺和实力之间达成平衡。
试图同时压制每一个对手会驱使敌人采取联合行动，形成敌对联盟。这种做法可能也不会成功。防止朝鲜核扩散已经足够困难，但如果中国拒绝在实施制裁方面进行合作，这一任务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进行的多线竞争也会分散美国的资源、注意力和时间，它将加剧国防、消费和投资问题上的资源稀缺压力，从而引发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优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又将破坏支持优势所需要的国内共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的减少首先会破坏在海外开展竞争的经济基础。总之，不分青红皂白的竞争可能会催生出美国传统大战略中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一个充满敌意的欧亚联盟被持续动员起来对抗其敌对联盟，导致共和国被视为一个非自由主义的驻军国家。如果美国的大国前景面临问题，那么问题不在于国防预算的规模，也不在于美国所掌握资源的实质分量，更不在于民众不愿行使领导权。相反，问题在于这些能力要服务于什么样规模以及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对手的数量。
在分化俄罗斯和中国的同时，美国还应该限制自身在中东的投入。那些主张对这一毫无回报的地区采取更多克制的人，在美国是否应该撤军的问题上看法各不相同。一些人主张从海外撤军，但仍保持中东在打击范围内，让美国仍然充当最后的平衡者。其他人则主张减少陆地的驻军。还有一些人，包括笔者在内，则主张从该地区全面撤出，仅保留最低限度的外交存在。但所有人都同意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承诺已造成过多的成本和风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该地区的国际影响力也正在下降，在当地投送的驻军、基地以及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并不能确保增强美国的安全，反而在许多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安全。20年来永久性战争的经验是针对权力局限性的一种教育，也是对条件反射式干涉主义的一种警告。正如嘉南·加内什（Janan Ganesh）(7)所说：
从这段历史积累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判断。已经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智慧，也得不到其国内民众的支持，去对另一个半球那些几无民主传统的国家的命运指手画脚。始终找不到离开的好时机，这绝不是继续维持现状的理由。79
美国负担不起，也无需改变顽抗的中东社会，去追求政权更迭或“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反恐愿景”。80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占领国家并不能实现以可承受的代价稳定局势或结束冲突，反而会进一步催化新的冲突。
我们需要回归适度的、传统的反恐手段，即结束反恐战争，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有协调能力和耐心的国际警察来进行，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歧视性的武力行为。这样一来，从一个重要性日益下降的舞台上彻底退出的决定就是令人信服的。如果说，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仍然要求过高的话，它至少可以与其地区盟友发起建立“一张白纸”的政策关系。美国可以借以退出的假设，要求其盟友规划如何重新开始双边关系，以及将采取何种不同的行事方式。美国应该进行一次“感到痛苦的重新评估”。
除了这些重大的地缘政治举措，美国还应该在国内采取其他措施，加强国内治理、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健全治国能力。其中包括重申国会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恢复国会对战争决策的适当审查，以制衡权力过大的行政部门。这些措施还将包括结束军事行动的财政赤字，让战争回归公民问责制。按照辛普森-鲍尔斯（Simpson/Bowles）2010年赤字削减报告的思路，这将需要进行财政调整，该报告概述了六项改革，以减少3.8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简而言之，在制定一项新的宏大战略时，美国应该在国内重建联盟，进行更多协商，增加储蓄，减少借贷和支出，恢复其谈判能力，弱化军武在其治国方略中过于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