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共和政体
美国治国之道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维护我们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完整性”2，这就意味着其所要塑造的国际环境必须有利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正如上一章所阐明的，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预示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危机，国内外的混乱局势相互助长，侵蚀了美国的凝聚力，甚至威胁着美国的理想、社会制度和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美国应该意识到，它正面临真正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它不能仅仅只是修正航向，恢复到特朗普时代之前的默认设置。这个时刻需要更为深刻的思考。在看似永恒稳定之中突然出现的混乱时期被罗伯特·卡根称为“历史的回归”，即一个原本追求道德的国家，突然在外部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在卡根的时代，这通常是入侵的威胁），在内部又出现腐败和混乱，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面临瓦解。3在这种情况下，普世道德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就显现了，因为公共利益所要求的行为可能会被“私人伦理和宗教价值谴责为不公正和不道德”。4
所有的争论都无非旧题重谈。有关自由秩序的争论用世俗化的语言再现了关于公共领域道德和基督教秩序的古老争论。其核心就是佛罗伦萨外交家和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代表的传统以及相应的反驳。5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无外乎于权力的获取和掌控。然而，不负责任的权力滥用会导致混乱和入侵的发生。马基雅维利劝告说，谨慎的君主不能将私人道德应用于公共领域，因为大多数人“都并非好人”。相反，审慎地代表被统治者行使权力，意味着应当采取另一套道德标准——以国家理性为指导。保卫国家要求使用肮脏的手段，尤其是当其受到威胁时。在这样的世界里，道德就意味着一切做法都要以获得“利益”为目的，虽然这在某些情形下会表现为血腥无情或冷酷克制。基督教的慈善行为只适用于私人生活，对国家而言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放纵。胆怯和被动则可能陷公共利益于危险之中。同样，无端的暴力也可能引发危险的反应，或者威胁到国家的灵魂。对于统治者来说，基督教式的情感必须服从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以公众需要为指导的、冷冰冰的道德。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意大利城邦，竞争激烈、残酷，这种问题就面临着更大的考验。至关重要的是，除了生存之外，人们还关心共和国的健康和自由。事实上，国内的秩序稳定和外来势力的潜在威胁是相互影响的，城邦的衰亡正是源于派系林立。国家要想在这些危机中生存下来，必须研究国家的实际运作，而不是幻想那些“毫无经验可循的、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共和国或王国”理想。6
与马基雅维利关于“另一种道德”的简单粗暴的观点背道而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则秉持另一种态度，其诸多驱动因素中既有“对于一个帝国内和平世界的虚假怀旧”，也有对“人类救世主”式的普世君主制（universal monarchy）的乌托邦式的追求，或是“将世界重新带回普世教会的临时控制之下的精神上的尝试”。无论是通过宗教裁决，还是通过禁止出版马基雅维利的相关书籍，或是其他更为微妙的削弱其影响力的办法，一致都是借由否定马基雅维利，以确保一种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保持和谐的超验秩序。
就如同中世纪教皇和道德批评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一样，自由秩序愿景同马基雅维利的公私二元论（public-private dualism）格格不入。自由秩序的支持者反对二元国际秩序的概念，而是期望建立一种由单一领袖驯化的国际秩序。他们坚持认为，美国设计的秩序源于一种德治之道，这种治国之道将良性、利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注入国际体系。在威尔逊开创的传统中，美国曾经的确、也有能力通过制度、联盟、自由贸易和远见卓识的领导等方式，以一双干净的手来重塑世界，严格约束自身，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霸权国家。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的演讲中告诫参议院的讲话，美国应该为一种超然的秩序而战，为一种“公正而安全的和平”而战，为打造一个“权力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ower）而非权力的平衡”而战。7
马基雅维利和教皇面临的争论，同样也发生在美国的海外行动问题上。要追求一个变革的世界，一种“没有胜利的和平”，就需要在真正的胜利和代表武力的权力之间实现再平衡，这一目标可以部分通过国内的非自由和强制手段实现，最终则在凡尔赛和会上所达成的惩罚性解决方案中达到高峰，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强烈推崇的。8威尔逊主义是矛盾的：有的人强调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价值的历史性推动，也有人强调，必要时不惜使用刺刀胁迫也要传播民主自由。9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矛盾关系作为自由秩序的核心问题，而非一味地调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这种对比反映了“威尔逊安全战略的基本悖论——通过实施强权政治来结束强权政治”10。作为美国治国之道的动力引擎，自由主义是嫉妒和偏执的，充满了救世主式的想象。从威尔逊主义到布什主义，如果不加限制地实施自由主义，反而会导向其非自由主义的对立面。11粗暴的地缘政治实践者通常认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在美国的监督下打造自由与和平，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包容非自由主义的盟友，无情地摧毁自由主义的敌人。这样，一个以建立自由秩序为假定目标的超级大国就可以允许自身坦然地采取冷漠无情的手段。
在讨论自由秩序方面，从21世纪存续了20年的单极霸权就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是成立的。世界不可能被驯化，那些想要改造世界的国家反而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强力约束。美国越努力向世界灌输自由主义价值观，就越消耗其自身实力，损害其内部的自由主义事业。
鉴于这一争论不断复现，我们可以简单概括说明一下美国在如今的“位置”。经过21世纪前20年雄心勃勃的奋斗和追求“领导全球”的持续努力之后，回望过往时，这份失望值得反思。12尽管美国曾宣布要消灭具有威胁性的目标，但在绝大多数领域，这一计划都以失败告终，要么未能消灭威胁，要么留下了更大的威胁。美国既不能阻止朝鲜获得可运载的核武器，也未能解除朝鲜的核武器。美国既不能说服俄罗斯服从美国领导下的秩序，也未能促使俄罗斯放弃对乌克兰或格鲁吉亚的帝国化改造，或放弃其国际政治颠覆活动。美国也没能说服中国服从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在阿富汗，美国军队与塔利班的斗争陷入僵局。尽管经过了多年的国家建设，阿富汗仍然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恐怖主义盛行，激进的圣战主义愈演愈烈。美国也未能促成以巴和解。“阿拉伯之春”革命也没有为中东带来稳定与民主。在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及其阿拉维（Alawite）派政权仍然掌握着统治权。解放后的利比亚在政治上支离破碎，经济上更加贫穷。而伊拉克，与其说是美国的代理人，倒更像是伊朗的代理人。“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引发了教派冲突，催生出“伊斯兰国”这一恐怖集团。在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统治政权之间关系问题上，美国还在陷入不断的对抗升级。尽管美国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甚至以消灭伊朗相威胁，但仍未能阻止伊朗进行导弹试验，以及不断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一直试图创造一种对其有利的、无可挑战的力量平衡局面，但既未能阻止新的挑战，也未能真正改变世界对于竞争性强权政治的依赖。在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并没有带来持续稳定的增长，而是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大衰退。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遭受这些失败时，其实力正处于战后巅峰。也就是说，即便美国拥有其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仍可能像当年它在朝鲜、越南或伊拉克一样遭到打击，陷入僵局或失败。而且，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很难将自身霸权施压于他人。随着美国的相对国力和经济实力的逐渐减弱，它为其承诺需要付出的代价在不断增加。全球单一领导的概念让人回想起那个权力分配向美国一边倒的时代。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独特的美国主题，即“沉睡的巨人”（sleeping giant），它假定美国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哪怕最近形势已然紧张。而只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才能承担维护全球秩序这项任务。因此美国的“美国至上主义者”认为，既然美国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其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那么只要美国能够重振雄心、恢复凝聚力，它就可以很容易东山再起，恢复秩序。美国拥有的巨大潜力不仅源于其自身实力的强大，也得益于其实现霸权的独特历史路径。13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崛起的成本相对较低。美国人大多还记得，1941年12月的珍珠港袭击唤醒了“沉睡的巨人”，直到那时美国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潜能。正如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指出的，“美国领导人深受传教士冲动的传统浸润，坚信自己肩负全球责任，一次次胜利更使他们自信，纵然世界伤痕累累，美国也能免受战争伤害，所以他们迫切要实现自己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14。历史上很少出现如此大规模和突然的权力更迭。当对手被毁灭、盟友被消耗殆尽之时，美国则从战争中崛起，掌握了绝大部分主动权。15在工业化和军事动员的推动下，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工业扩张，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并且由于美国的工业基础没有遭受过轰炸和封锁，其人均生产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美国人也因此享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掌控着全世界的黄金储备，并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国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出口国。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和航母特遣编队拥有绝对强大的力量投送能力。原子能技术也被美国垄断。全世界都需要美国的贷款、武器、专业技术和赞助。美国的快速崛起方式，以及20世纪中期的世界局势对于决策者意识产生的深远影响，促使人们始终以一种长期思维看待美国的首要地位。这也导致其崇拜者倾向于相信，该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系统性的，只是知识或观念层面的。
这种态度忽视了物质条件的重大变化。要知道，经济基础才是权力的根本支柱。普遍的观察认为，财富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在各个不同的相对衡量标准之下，美国的经济规模都呈现出明显的收缩趋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衡量，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0%，到2017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5%。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降至14.2%。17美国不再是最大的贸易国。这种转变一定会产生相应的后果。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大国地位已经终结。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仍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份额，美元也依旧是储备货币。美国也仍然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大的势力范围和最强的打击力量，并且坐拥庞大的核武库。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美国比它的竞争对手更有凝聚力。并且，衰退的趋势也并非不可逆转。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中国经济萎缩，印度经济濒临崩溃，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欧洲经济停滞，而美国可能会像里根时代那样在某些领域重占上风。但这一转变确实意味着我们正在见证单极秩序的衰落，即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正在下降。经济实力的分布已经走过一个拐点，这让美国不太可能再像它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内部问题困难重重，但它们已经不太可能回到过去弱小、农业化的情况。随着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浮现，等级秩序更加不稳定，美国的外交地位越发不如从前。它的盟友也开始在很多时候做两手准备，不愿意明确地站队结盟。比如，印度选择与中国形成三角关系；土耳其一再从俄罗斯购买防空武器系统；澳大利亚和英国等盟友则不顾美国的警告，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西兰等其他国家也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战略环境的转变也在削弱美国的优势。没有哪个对手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同等量级的超级大国。恰恰相反，由于各种原因，当今世界并不能被任何一个国家独霸。相比曾经短暂的战后时期，如今要想在军事上取得主导地位绝非易事。由于军事技术的扩散在整体上是以防御为主导，从战略上讲，“世界”变得更为宽广，想要实现全面的征服和扩张也变得更加困难。18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系统的出现尤其重要，这是一个由传感器、导弹、防空和电子仪器组成的全套系统，可以直接摧毁或造成水面舰艇、基地、卫星、后勤枢纽和地面部队的失效。在亚洲，作为财富增长和大国竞争的焦点，那里已经进入了一个追求海上拦截而非海上控制的时期，跨越水域的征服将遭遇抵抗，变得越来越困难。陆基反舰武器装备的到来——包括信息技术和反舰导弹等远程精确弹药——也使得发现和击沉船只相较掌控公共海域更加容易，哪怕没有蓝水海军(2)。在快速发展的国际市场上，技术得以迅速传播，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力量优势。总的来说，虽然美国目前在军事上比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对手更强大，但后者有能力大幅提高美国的打击成本，足以使它们的地区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大麻烦。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美国难以负担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成本，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让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平衡和对抗新崛起的挑战者。(https://www.daowen.com)
正当国际形势使无可匹敌的霸权成为过去时之际，美国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破产”问题。19当一个国家的承诺与其实力和政治意愿发生不平衡或错位，这便是危险状态的信号。在外过度扩张、国内发展乏力、财政紧张、政治混乱等，这些问题会发生恶性循环，累积在一起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20尤其当它处于一个充满反对与抵抗的环境中时，为了获得日益稀缺的资源，美国许下了过多的承诺。当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越发失衡，这个国家将无法继续前进。
就其目前的组织结构而言，美国的整体战略使其倾向于通过赤字来支付持续战争产生的费用。不断膨胀的赤字已经造成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的债务水平。由于减税、债务利息、国防建设和国内开支的增加事实上超出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美国的赤字已经增至每年8 95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警告说：“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债务前景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风险。”21根据该警告，到2047年，联邦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用于偿还利息的费用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翻一番，从1.6%增至3.1%，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第三大计划。22无资金准备的债务和财政失衡等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可能会恶化。特朗普政府没有扭转这一不平衡现象，反而继续减税、重新启动赤字资助的军备建设，加剧了这种不平衡。财政负担沉重，已超过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阻碍了私人投资，提高了利率，这些因素极大地遏制了经济增长。23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直接妨碍了美国维持其生活方式的能力，更何况它还要同时承担大量国际承诺。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赤字上升会造成严重后果：利率上升将增加国家对还款能力的担忧，这将进一步推高利率。即使在没有爆发全面危机的情况下，这种风险也会导致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利率与借贷成本上升。这甚至可能导致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外国投资者针对美国偿还债务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能力的怀疑，甚至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怀疑，美国将被迫削减开支，减少福利，提高税收和利率。24这一举措或许将引发一场围绕资源的政治斗争，引起国防和福利支出之间的冲突，其严重程度将超过近期的两极分化问题。目前的财政失衡还可能引发又一场金融危机，但这一次，美国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危机。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赤字问题目前并不严重，作为一个富有且信誉良好的国家，美国在国际投资市场享有特殊的信任，不必惊慌，可以继续维持其赤字融资模式。尽管这可能是真的，但正如上次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试验一旦出错，其风险将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德博拉·卢卡斯（Deborah Lucas）所言：
万有引力定律并没有被废除。债务，无论对于家庭还是政府，几乎肯定会挤占未来紧迫支出需求时的支付能力。发达国家在和平时期积累的前所未有的高债务水平，与未来照顾老龄化人口时的成本需求，将逐渐形成冲突……相较于未来财政能力消耗到危险的低水平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情绪根本不值一提。25
谈到美国的军事伤亡，“美国至上主义者”通常会认为这些战事伤亡是可以承受的。鉴于阿富汗的伤亡人数几乎肯定不会高于正常训练事故率，马克斯·布特推断，长久的边境战争完全在美国的能力范围之内。26至于幸存者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和身体创伤，以及非致命伤残在残疾福利、终生护理和家庭收入损失方面产生的代价，例如相应的护理成本可能在未来几十年达到顶峰等，则完全不在这种观点的考虑范围之内。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20位军人自杀，远高于一般人口的自杀率。27战争也不断折磨着人们的精神，这一点显而易见于老兵观众对那些讲述战争如何损害道德的古希腊悲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比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阿贾克斯》（Ajax），这部戏剧讲述了一名从特洛伊战争中归来的希腊战士因自杀情绪而陷入崩溃。28
此外，美国国内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对于本国的国际姿态存在严重分歧。公众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喜忧参半。彻底的孤立主义情绪已经减弱，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并支持继续维系以条约为基础的联盟。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认为美国“在帮助解决世界问题方面做得太多了”，他们更喜欢“共享型”（shared）而不是“单一型”（sole）的领导人。29政治精英们主要倾向于单一的领导角色，以及持续的军事活动，并坚称美国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不可或缺。
展望未来，美国在海外面临的将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尤其是，伴随着人们对秩序的呼唤，战争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美国现在公开宣布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30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不祥的宿命论。2019年5月，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告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几乎肯定”会亲眼看到战斗的发生，并点名了美国在多个战区的众多对手，包括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激进恐怖分子；在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朝鲜仍然对于和平具有威胁性；中国正挑战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在欧洲，美国要对抗“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甚至“在（美洲）这个半球”也存在威胁。31彭斯也同样援引了“基于规则的秩序”。32当下，威胁状态持续存在。特朗普政府削减了国务院的开支，将国防支出提高9.3%，以保持美国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在加大国防预算的同时，又为富裕阶层实行减税，这些加在一起造成的预算缺口甚至可能超过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效益。尽管美国在不断强化其主导地位，但或许也正因如此，美国的盟友也在做两手准备。例如，它们参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对美国废除“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定，拒绝对伊朗实行新一轮制裁措施，与美国的敦促相比，这些动作全部反其道而行之。33再比如，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以及土耳其这样的老牌盟友，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它们一方面与美国分享情报，另一方面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并在批评中国问题方面噤声。34
一个国家出现衰落的标志之一就是战争和债务形成相互作用，特别是经常性的战争与不可持续的债务。35美国的国防开支和战备支出，无论在经济或人力方面都是极为昂贵的。据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战争成本”项目测算，“9·11”事件后，美国的战争总花费达到了5.9万亿美元。36传统观点认为，美国的国防负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而且低于冷战时期的高点。然而，这是一种误导。首先，国家安全方面的实际年度支出总体上接近1.25万亿美元，37在明确提高的国防预算之外，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在军事承包商方面的花费、当前行动的“战争预算”、核预算、情报、国土安全、退伍军人事务预算、军事援助项目，以及所有这些债务相应需要偿还的利息和其中官僚机构的浪费，国家的总体安全投资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真正比率接近6.5%。
其次，美国历史上的高国防预算时期不应该成为现在维持创纪录国防开支的参照先例，因为这些支出对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由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发动的朝鲜战争和约翰逊当政时期发动的越南战争，战后美国最高通胀率一直维持在1953年的14%到1968年的10%范围内。这种军事上的投资所依赖的是“枪炮VS黄油”（guns versus butter）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成本。正如艾森豪威尔警告的那样，它代表了对穷人的物质和人力的严重分流，将人类“吊在了铁十字架上”。38在那几十年里，稀缺资源主要分配到军事装备领域，使得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处于贫困之中。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和生活在山区的煤矿工人，再到那些移民至北方工业城市的非洲裔和拉丁美裔美国人，他们生活在贫穷和肮脏之中，这些不幸的遭遇也为之后爆发的种族暴力和城市骚乱埋下了种子，几乎摧毁了城市社区。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状况显示了这个国家追求全球支配地位的负担能力，那么冷战的先例就是一个警告。此外，美国在遭受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001年以来的外部冲击之后，依靠赤字资助的大规模军事建设，根本无法代表稳定的繁荣。相反，扩大预算和经常性的账户赤字等手段，带来了不可持续的信贷高潮并最终导致了银行业危机，它们助长了商业周期中具有破坏性的“繁荣/萧条”动态。39
最后，衡量国防支出负担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在国内需求迫切之际，它消耗了多少国家产能。军费开支主要是一种消费形式，虽然国防开支也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与其他种类的投资相比，它对于创造财富的贡献相对较小。40目前的国防开支约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它也代表了年度可自由支配支出的最大份额（2019财年为1.45万亿美元）。截至2017—2018财政年度，美国国防开支已上升至53%，预计到2023年，特朗普政府的预算将使这一比例上升至65%。41安全支出总额“超过了2001年至2016年联邦教育、能源、劳工、内政和交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环境保护局等部门的支出总和”。42其结果就是，本国的公共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经常报道道路破损、桥梁生锈、铁路和交通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无论是从社会凝聚力角度来看，还是以肉眼可见的衰退迹象衡量，美国在海外扩张自由主义霸权的所有努力，都正在侵蚀美国国内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所以，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