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政治经济学
同安全领域一样，在经济学领域，特朗普也是一种有缺陷的秩序的产物，他曾扬言要废除这种秩序，但实际上却强化了它。特朗普将自己标榜为富豪特权的反对者，在竞选活动中，他不仅利用反犹太主义形象和相关影射，还表现出对于国际资本的不平等和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扩张的愤怒，并承诺要让那些遭之摧毁的社区走向重生，迎来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辉煌。但在任职期间，特朗普很快就被证实是华尔街和高盛集团的好伙伴，他将他们的一些资深人士安排到政府任职，还废除了一些监管法规，并为高收入者和大型企业制定了减税政策。
助推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异化因素，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物质上的不满。带有某种明显的平等诉求的经济不满是这场反抗的核心。正如两位自由秩序的倡导者承认的那样，与标准地、全面地宣称自由秩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恰恰相反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秩序一直在被“操纵”，使上层阶级不断获益，且越发不利于工人阶级和穷人。36一方面，秩序的捍卫者称赞它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大众的生活更长久、更富裕、更美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目睹了这一方案的长期后果，虽然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从根本上使物质生活变得更糟，并激起选民的报复心理。
人们印象中的战后秩序实际上是后冷战时期之后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形成的经济分配模式，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全球化进程。对于盛行了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认知是错误的，它和人们在前几十年接受和期望的安排有着明显不同。事实上，美国霸权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从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经济连续体，它在单极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一改前几十年的政策，承诺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随着这一突破性的尝试，一种具有创造性活力与持久性的经济秩序受到其拥护者的热烈称颂，但这种秩序也发展成为一种日益危险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形式。一个原本追求开放、无边界、国际化的全球化进程，却逐渐变成企业施压争取减税、放松管制、垄断权力和企业福利的托辞，并高度开放发展外包、离岸产业的就业机会。它也滋生出了一种无节制的贪婪文化，宣扬自我满足和自我富裕，“巴拿马文件”中披露的那些隐藏资产以及公开炫耀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矛盾的是，这个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创造、执行和保护新经济秩序的国家，其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却正在缩小。州立法权仍然是该体系运行的基础，而对美国竞选资金的放松管制带来了秘密资助和妥协游说，这种寻租行为模式被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前参议员拉斯·范戈尔德（Russ Feingold）称为“合法贿赂和合法勒索的不透明制度”。37从投资银行到评级机构，金融机构都沦为了系统性腐败的牺牲品，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腐败的罪魁祸首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随着美国大学招生丑闻的曝光，人们发现，就连大学也变得容易受到家族代际特权的影响，接受贿赂，容忍校友家庭的欺诈。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国家腐败指数中，美国已跌出最不腐败国家的前20名，并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country to watch）。38与其他情况更糟的国家相比，虽然这些并不足以使美国没落，但是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典范光辉已经黯淡。
那么这些连锁现象的后果是什么？经济日益金融化和去工业化。事实上，美国已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而是成了一个寡头垄断市场，这带来了危险的后果。当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时，工人阶级的工资却停滞不前。沿海城市聚集了大量与科技、金融服务、媒体和游说相关的寡头财富，而越来越多的贫困劳动者不得不在破旧的公共保障住房中勉强度日。一种基本的不公平感蔓延开来。在这个秩序中，犯罪的银行高管可以不受惩罚，被指控的施暴者可能不受起诉，同时较轻的重罪者却被大规模地监禁，这样的秩序很难让人为之辩护。同样，这种秩序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损伤。尽管美国仍然继续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但其国内的民主正在经历空心化，美国变成了一个身患重疾的“病人”，执政的党派受贿腐败，制度的合法性出现裂痕，民众的共同目标感减弱，这一切造成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不断下降。39
特朗普的治理模式凸显也强化了这种发展倾向。上台前，特朗普曾有过欺诈和逃税的职业经历，而上任后，他一方面谴责腐败的财阀和华尔街特权，40另一方面却对超级富豪大加奉承，任命家族成员在政府任职，滥用公共资金，并凭借这些，巧妙地将决策中心从白宫转移到了他的私人府邸。他谴责那些来自外部的不公正批评，并威胁要清除华盛顿的内部人士，同时又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游说要开放华盛顿政府，甚至向捐赠者提供外交职位。
证明特朗普经济不连续性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是，他打破传统，重新引入关税作为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工具。与此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他以异常鲜明的方式强调了一个自2008年以来值得注意的趋势，即重商主义和贸易壁垒的回归——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一部分，美国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实行保护主义。在特朗普胜选的5个月之前，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预警机构（Global Trade Alert）都警告称，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将恢复贸易壁垒，并囤积贸易限制措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征收了价值390亿美元的关税，而世界前60大经济体采取了7 0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总价值超过4 000亿美元。美国和欧盟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最多，双方分别超过1 000项贸易保护措施，印度远远排在第三位，只有400项。41就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具有排他性，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宣布，她将放弃这一协定。(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次，不同之处再次体现在修辞上。特朗普的“布道”方式有些特立独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意味着赤裸裸的零和博弈（zero-sum competition），是对不利的贸易失衡和顺差的积极反击。另一点区别在于他的全情投入，他相信自己独特的讨价还价能力会占上风。几十年来，特朗普一直公开鼓吹这一观点，有利于他的政治—经济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甚至对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期待。尽管这种做法的审慎性值得怀疑，因为无限制的贸易战倾向实际上会对非常脆弱的工薪社区造成损害，他们正是特朗普声称要帮助的群体，但这也可以被视为典型的特朗普现象——强调一种长期的结构性转变。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多极化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且考虑到中国崛起这一重要因素，世界已经并将进一步转向的趋势是，出口危及保护力度不足的产业。事实上，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其拒绝开放金融管制是自由国际主义者最失望的事情之一。2000年，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预言，允许中国实现贸易正常化将带来一种良性趋同：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向美国出口产品开放市场的中国；其人民能够接触到美国的思想和信息；其在国内维护法治，对外则在核不扩散、人权、贸易等一切问题上遵守全球规则，……此举将为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打开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而且，这将比我们现在能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都更能鼓励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42
这些也是美国的政治家共同希望的，无论他们的党派如何。4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经济上参与国际市场不仅未能使中国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也没能使其经济上自由化。未来总统重新倾向于真正减少贸易壁垒的可能性。但是，政坛中的风向正在猛烈地反对这一点，这背后有强大的物质原因（material causes）。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应对中国的贸易重商主义以及全球的贸易不平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在其所谓自由主义秩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直实行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现在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却是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工业、企业、投资者、零售商乃至消费者都在进行离岸转移并从中获益——代价就是一度稳定的工作社区变得荒凉。在一个无国界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在追求廉价进口的做法面前，重申自由经济学这剂灵丹妙药，是一种软弱的回应。在重商主义时代，最审慎的贸易政策可能并非进行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的确需要一些保护性的国家干预，或许不是以关税的形式，而是以补贴、优惠信贷政策、税收激励或本地成分要求的形式。此外，它还需要取得一种平衡，寻求一种可接受的重商主义水平，又要维系汉密尔顿式（Hamiltonian）的培育新兴工业的传统，本着军备控制的精神，既要保护高价值的本土工业，同时也要缓和国际竞争。44从理智上讲，制定一项审慎的产业政策，需要抛弃过去那种认为无国界自由贸易时代曾经盛行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