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体系
随着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它努力重塑国际经济环境，建立并打造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按照自己的条件开放市场，为美国资本的渗透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门户开放”的长期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自由贸易呢？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称，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不仅是美国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教训，即自由贸易能带来和平与繁荣，而保护主义则会导致战争和贫困。有时，支持者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全球经济看成一项重要的成果。符合实际的推论则是美国应该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避开保护主义，积极加入而不是拒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还会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将美国力量的崛起归功于战后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的。不过，请注意，这种错误的记忆主要作用于以胜利者自居的美国对待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方式上。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美国政府的敦促和压力下，莫斯科启动了一项“休克疗法”计划，以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重组俄罗斯，加速国有工业私有化、放松管制、实行财政自律和取消价格管制。38这一试验为快速扩大自由主义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主要机构的支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哈佛大学的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是1991年至1993年期间俄罗斯自由化转型的设计师之一，他阐释该计划的逻辑在于：为了清理由于苏联管理不善留下的烂摊子，东欧必须迅速而猛烈地向私有制和市场体系跃进。39“迅速而猛烈的跃进”（swift，dramatic leap）指的是一个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庞大计划，呈现出其旨在取代的革命共产主义式的节奏和热情。
这些迅速而突然的改革取代了专制和失败的制度。在华盛顿的一再坚持下，俄罗斯必须按照“我们（美国）的条件”（our conditions）进行改革。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改革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资本外逃、经济严重衰退、工业生产急剧下滑、市场低迷、经济犯罪化、腐败的寡头统治享受着集中的财富、医疗保健水平下降和早亡率上升。40由于没有像波兰或中国那样走渐进式改革道路，俄罗斯自由化改革的后果是严重的非自由主义。41然而，“自由秩序”的空想家们否认自己的思想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问题有直接联系，并很快就将西欧至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繁荣归功于自己的思想，从相关性中找到因果关系。42然而，若要说，在一个腐败国家突然进行的私有化举措以及垄断的兴起，与资产剥离和资本外逃不存在任何关系；或者说，取消数百万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住房和公共事业补贴在随后的社会破坏中没有产生严重作用，这恐怕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西方的技术官僚、外交官和政治家对新秩序的设计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历史是怎样的呢？从历史上看，大国不是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大国地位的。43只有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后，国家才会宣扬自由贸易原则。大国崛起通常是通过激进国家的有意干预而实现的。它们倾向于采用禁令、关税和其他控制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同时模仿或窃取国外的创新和技术。18世纪的英国如此，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后者在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重商主义政策下发展起来，同样在战后也采用了这种手段。美国适时地采取了坚决的限制性措施，长期奉行非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为了限制贸易，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双边自愿出口限制协议、有序销售协议、配额、购买美国产品的要求、出口补贴和歧视性产品标准。美国对其盟友和附属国（或地区）也实行保护，日本是战后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它制定了“一个由主要自由国家所设计的最严格的对外贸易和外汇管制制度”。44韩国早期是在威权主义开国元勋李承晚（Syngman Rhee）和朴正熙（Park Chung Hee）的独裁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国家保护下培育出了现代（Hyundai）、大宇（Daewoo）和三星（Samsung）等财阀企业集团。自由市场只出现在这些一开始就受到高度保护的市场环境。如今，欧盟一方面维持着大量的农业补贴，一方面却又坚持要求贫穷的外部国家取消关税和资本管制。
当美国开始在本国提供农业补贴，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美国消费者市场，同时又将这种旧秩序的手段称为自由贸易的化身，这一定会让外国农民感到迷惑。想想美国对其农业的慷慨补贴，在其国内农产品生产过剩的同时，又经常向世界市场进行倾销。华盛顿内部试图推动美国真正走向自由贸易的努力则遭到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U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行使否决权的抵制。此时，委婉的政治修辞就派上了用场。重商主义摇身一变，改名为“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或“战略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战后贸易秩序历经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逐渐走向制度化，促使关税有所下降，但下降的这一部分却又被额外增加的非关税壁垒所抵消。45
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揭示了经济秩序。美国、欧盟和其他主要农业生产国，如日本，实行如此高度的农业保护主义，以至于澳大利亚指出，这是对战时团结和牺牲的背叛。特别是，美国的《农业法案》（Farm Bill）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与国际贸易自由主义原则是如此格格不入。政治上卓有成效的农业游说团体确保了持续有力的补贴和限制。1955年，美国坚持要求“暂时”豁免关贸总协定的进口限制规定，并威胁说，如果不能如愿，美国将退出关贸总协定。这项豁免确实是暂时的，这一“暂时”持续了近40年。直到1993年，美国一直限制糖、花生和奶制品的进口。1986年，受影响的国家共同成立了凯恩斯公平贸易国家集团（Cairns Group of Fair Trading Nations），倡导农产品自由化。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称，针对小麦和牛的补贴是“敌对大国的行为”。46当澳大利亚农民呼吁取消联合防御设施时，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建议澳大利亚不要将农业政策与国防事务联系起来。1992年1月，布什总统访问遭受经济衰退重创的澳大利亚时，这一问题一度激化。布什总统承认，贸易争端间接地损害了澳大利亚农民的利益，然而美国仍继续给农民发放补贴。澳大利亚虽然争取了“发声机会”，但美国却保持了一贯的沉默态度。
事实上，战后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经济秩序。(https://www.daowen.com)
以跨国公司和供应链为特征的大规模全球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量外国移民出现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冷战后的现象。欧元和欧元区的历史最多追溯到1999年。欧洲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则是一项相对较晚的政策。有争议的“特大区域”（megaregional）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削减措施，推动了国内立法修改，而这些协定的出现也是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47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资本管制、固定汇率和重重关税壁垒，金融流动性受到了限制。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促使美国有意鼓励其亚洲盟友的经济增长，但即便是在新重商主义国家的庇护之下，庇护国和受庇护国也会发生周期性冲突。如今那些自由主义的怀旧者面对198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变化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观，还试图将其归为理之自然。
美国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长期支持者，而且成果丰硕”。48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征收了价值390亿美元的关税，而世界上最大的60个经济体总计采取了7 0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总价值超过4 000亿美元。美国和欧盟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最多，各自都有千余项，印度远远排在第三，为450项。49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已有先例，一些主张开放市场、高呼消除贸易壁垒的最为热切的倡导者实际上却做了相反的事情，罗纳德·里根总统就是其中之一。他支持自由贸易事业，视之为进步与和平的基础。作为总统，他从1980年起将受限制进口的比例提高了100%，同时收紧了配额，实行自愿限制协议，增加了新关税，同时提高了关税，加强了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的地位，以保护美国工业的复苏，尤其是汽车工业、电脑芯片和钢铁工业。里根解释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迫使经济竞争对手加入自由贸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明确表示支持自由贸易，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推动了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政府仍持续对大米进行补贴，让美国农民能够将他们的产品以低价倾销到海地、加纳和印度尼西亚等脆弱的农村国家的市场。
小布什也在言辞上效仿里根，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原则。然而在2002年，他将钢铁关税提高了30%，但是20个月后，在欧盟惩罚性反关税的威胁之下，他退缩了。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面对经济即将崩溃的前景，小布什采取了包括救助大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强劲的保护主义措施干预市场，并声称：“我放弃自由市场原则是为了拯救自由市场体系。”50因此，如今重新引入保护主义措施，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突然或彻底的背离。美国不断歪曲这个问题，反映了自由主义进程自身一些固有的困境，构建这一体系的人常常感到不得不向非自由主义的压力妥协。当市场施加压力时，即使是最公开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也会不断回归保护主义，这绝非那个我们被要求怀念的平等（flat）的资本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