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解与借口
有人提出，特朗普的崛起与现有秩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崛起，实际上是一场离奇的意外，是各种条件不幸交汇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及一些本来可能避免的错误，即2016年11月总统竞选中出现的各种事件，包括联邦调查局“科米”（James Comey）的干预、希拉里·克林顿的无能竞选团队的失误、3个摇摆州不到8万选民的微小差距3，特朗普根本不会成为总统。在这之后，总统支持率创历史新低、民主党随后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胜利、特朗普遭到弹劾等，这些迹象都表明，特朗普现象只是一个脆弱的、转眼即逝的反常时刻。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想法之外，他们还可以说，特朗普的崛起与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联，不能作为对美国行使权力或其在海外的商业和军事部署的控诉。虽然特朗普的选民对一些两极分化的问题感到愤懑，比如移民、身份认同或去工业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对美国在海外的传统霸权领导地位表示抗议。这方面的证据之一就是，特朗普扩大了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但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依旧保持稳定。说回前面的问题，不仅那些批评战后大战略和安全体制的人是错误的，那些把近期的政治叛乱归咎于安全官僚机构和普遍共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讲话听起来就像特朗普本人，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他的计划推波助澜。
这种反应其实是自由秩序消除负面信息时的一种症候。在遇到阻力时，它把不利的变化只归咎于不良的态度和失败主义，完全忽视改变物质条件的力量因素。因此，它有时会对批评者进行忠诚度测试。它往往只强调秩序管理不善，而不考虑秩序本身存在的问题：霸权带来的负担、成功和财富带来的精神削弱作用，以及低迷的政治意愿。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秩序作为一项伟大的承诺，在本质上依旧无可指摘。
可以肯定的是，造就特朗普现象的不是单个因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仅是对美国是否继续作为世界主导者的公投。但如果说促成特朗普成功的本土力量与自由秩序毫无关联，就不免偏颇无理了，有直接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选民之所以选择特朗普，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基于他在联盟或核扩散问题上的立场。然而，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失败战争和全球资本破坏性运作行为的攻击确实赢得了选民的回应。特朗普的注册选民将外交政策列为优先事项，也表明特朗普传达的更广泛的信息引起了共鸣，即把美国放在首位，终结其他国家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搭便车”行为，而利己的建制派则被认为未能确保美国在海外的利益。4
将这些问题视为“国内问题”，将政治经济或失败的战争以某种方式与国际秩序分离开来，都是人为进行的区分。美国主导的秩序涉及的方针政策，在设计和影响上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国内因素。例如，气候危机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自由秩序狂热分子追求巨大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此外，它还与安全秩序有关。毕竟，五角大楼产生的温室气体之多，甚至超过葡萄牙、瑞典或丹麦。5当然，这并不是废除现代经济或放弃所有军事力量的理由。相反，它是为了强调自由秩序愿景可以提供“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仅把这个问题比作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并不恰当。权力和财富的增加，甚至外交政策的胜利，通常离不开灰色行径、妥协、和解。任何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都必须考虑到这种权衡。
同样，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危机，那么它也必定与国际金融有关。战后的各种国际金融浪潮主要是由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组织和策划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角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总部设在欧洲的全球银行，其主要驱动力包括跨国经济学说和外国投资者，这些因素形成了银行间企业资产负债的连锁矩阵式反应，使自由主义欧元区也受到严重牵连。6同样，声称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与美国追求单极统治地位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关注、对霸权主义的追求和对海湾地区秩序的重组并无任何因果关系，也是一种误导。事实上，战争和不平等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在制度化的战争时代，80个国家的军事活动强度不一，加剧了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7自2001年以来，军事冒险行为已经成了“信用卡”战争（“credit card” wars），战争开支完全来自借款而不是税收，作战人员则都是雇佣军。这种资助形式由于转移了大多数公民的直接负担，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默许。8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果消失了。富人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购买债券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其他人则不得不承担起偿还（越来越难以处理的）债务的财政负担。间接税也是一种累退税（regressive），因为增加的销售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更多地落在了中低收入家庭身上，对他们来说，支出所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更大。在“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了跨国精英们系统性的逃税行为之后，如果还断言国内的不平等与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共和私人决策无关，就显得有些离奇了。(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将国外与国内政治完全分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自由秩序出现的危机与国外的失败、国内社会冲突和两极分化，以及国际混乱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彼此之间又会产生恶性循环的效果。特朗普身边核心顾问圈子中的那些好战分子热衷于创造“伟大”，通过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来拆解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故意挑起与伊朗的危机。如果将这种模式置于古典现实主义的漫长而富有悲剧性的历史中，将会看得更为清楚。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述，雅典破坏性的政治斗争和放松懈怠最终为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埋下了祸根。
为了保护自由秩序的声誉而把特朗普特殊化和狭隘化的举动，反映出这种世界观具有的“见风使舵”（have-it-both-ways）的特质。一方面，传统主义者认为美国秩序的价值和影响力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它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所带来的每一次良性的、重大的发展都是它值得称赞的功劳。另一方面，每当出现问题时，他们把这一秩序从责任中剥离开来，将这个在上述方面中无处不在的体系视为无辜：它的权力毕竟是有限的，与错误的发展走向是无关的，即使问题的中心就在华盛顿。更为微妙的说法是，并不强调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分割，而是认为秩序正在面临瓦解的风险，这恰恰是因为美国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来维护和捍卫秩序。如果说从乌克兰到波斯湾再到中国南海的动荡加剧进一步助长了国内的反抗，那么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信念。但这种前后不一致性也不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它使秩序不可证伪，走向一种超现实性和抽象性，就如：秩序从无问题，只会被人滥用，而其本质毋庸置疑。历史上，基于这种诡辩的秩序都没有好下场。
特朗普得以当选与他上任之前的世界秩序是根本分不开的，因为特朗普的崛起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密切相关，不可能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宣传的失败。9无论是在行动还是言辞上，奥巴马总统都与特朗普上台前的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奥巴马本人明确认同自由秩序理想。尽管他的标志性竞选主题是“改变”（change），但他最终却提出要保护传统中间派的政治遗产，对他们制定的规范只是进行微调。正如阿齐兹·拉纳（Aziz Rana）所言，作为总统，“奥巴马运用他的个人故事和演讲天赋来捍卫空洞的信条：美国主导地位的正义性、全球市场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大规模结构性改革的危险”10。这使得一些根本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在美国内陆，有工作的穷人忍受着停滞不前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寡头政治一片繁荣，失败的军国主义却仍然不断扩张，以及国家分裂成了如同敌对部落般的派系。对于这些问题，奥巴马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消极应对。但是，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采取的方法是依靠技术官僚，乐观地相信他们可以让一个本质上体面的秩序更好地运作，这就是他们对秩序本身的一种典型态度。
但特朗普现象真的是一个一次性意外吗？即使特朗普未能在3个摇摆州获得预料之外的微弱优势，事实上，他仍然会凭借获得超过1 400万张选票赢得一个主要政党的提名；尽管会遭到那些“从不支持特朗普的人”以及党内元老和显要人士的强烈谴责，他仍然会在总统选举中吸引超过6 000万美国人的选票。而在他做到这一切的同时，他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坐拥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竞选基金——10亿美元，并且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套用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话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当选是一场意外，那么这其中必定存在一个普遍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现状如此脆弱，以至于一场意外就足以致其衰落。证明特朗普的当选依赖于偶发事件，或者是归咎于选举人团制度的扭曲，并不能掩盖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场更深刻、更剧烈的政治危机正在发生。比较研究表明，普遍的疏离感导致选民普遍脱离了他们在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党派关系，并越来越倾向于民粹主义诉求。11西方民主政治中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部分，即一种比特朗普执政更持久的特朗普主义。它的根源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