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太空军演的主要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战争所涉领域从陆地逐步扩展至海洋、空中乃至太空，并催生出了“太空战”这一崭新的战争概念。综观当今世界，太空部队已经出现、太空武器正在发展，太空战从风险转变为现实的可能逐渐增大。尽管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气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第四条明确了“外空军控原则”，规定不得在绕地球轨道上、天体（星球）、外层空间放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军事演习等，但这种太空非军事化的国际法主张，仅代表了世界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的愿景，在太空领域大国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其已难以阻挡太空军事化不断加快的步伐，太空已经成为继陆、海、空之外的兵家必争之地。

美国近年来发布的太空领域相关政策文件，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太空战已并非空穴来风。2018年3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太空战略》概要，明确发展太空探索事业的三大用途：一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催生新型尖端技术；三是军事科技保障国家安全。同年8月，美国国防部提交《关于国防部国家安全航天构成的组织和管理结构的最终报告》，明确太空军的组建不会从零开始，将由此前已经存在的部门重组形成。2019年2月，美国发布第4号航天政策令，正式组建太空军被提上日程，该指令还明确将由太空军组织、训练以及装备太空部队，提出组建太空军的六大优先事项，并对太空军的创建目标、关联机构、作战职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说明。同年8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并任命杰·雷蒙德为太空司令部司令。太空司令部是国防部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属于功能性的作战司令部，旨在为地面部队提供卫星通信导航和导弹袭击预警，保护美国太空资产不受干扰和破坏。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太空军正式组建，其在未来承担的任务具体包括：对敌方发射的精确制导洲际弹道导弹实施不间断的全程监视；为迎击威胁程度高的敌方导弹进行报警、目标定位和跟踪；在不能使用GPS的情况下，能有替代手段实施定位、导航和定时；对临近宇宙空间能实时认知；具有跨领域的、对载有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实施指挥、控制和通信，实现网络化，并具有独立的作战管理、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具有广域、实时的监视能力等。此外，该法案还提出了“太空是世界上最新的作战域” “太空军将帮助我们阻吓进犯并掌控绝对制高点”等重要表述。(https://www.daowen.com)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苏两国之间，便已出现太空领域军事竞赛的苗头。海湾战争中，美军太空系统首次大规模运用于实战，共调集72颗卫星支援联军作战，为联军短时间内斩获胜利提供了巨大助力。进入21世纪，美军多措并举全方位备战太空。近年来，随着美军备战重点逐渐向打赢“高端战争”转变，其在太空领域更是动作频频，从更新政策条令到增设太空战机构，从强化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到研发太空战武器，一个庞大的太空作战体系已逐渐成型。2018年4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连续举行两场有关“太空战”的听证会。美防务部门官员和智库专家表示，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迅猛发展，美军要从五方面着手提升“太空战”能力：进一步增加对太空领域的投入、加强机构统筹和跨部门合作、完善太空军事设施的部署、加大转变思维方式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推进与盟友及私营企业的合作。

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太空领域更加具有“多样性、颠覆性、无序性、危险性”，太空安全威胁复杂多样、日趋严峻，太空威慑呈现新特点、面临新挑战，太空已成为现代化战争的战略制高点。为了加强对太空危机的模拟和战争推演，确保太空技术的领先优势，自2001年开始，美军启动“施里弗”演习（Schriever Wargame），组织作战部队、科研部门、军工企业参加，通过作战试验推演验证装备技术能力、挖掘潜在军事需求，促进新型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为提升太空态势感知及作战演练水平，继“施里弗”演习后，美国于2014年开启了“全球哨兵”演习（Global Sentinel），于2017年启动“太空旗帜”演习，进一步丰富了美国太空军演架构体系。通过“施里弗”“全球哨兵”“太空旗帜”等系列太空军演，美国不断提升太空作战指挥水平和太空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和体系贡献率，积极推动军民供应商和盟友在太空与网络空间能力的联合利用，以强化对抗环境下的综合作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