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太空战相关背景
7.1.1 太空军备竞赛发展演变
7.1.1.1 冷战时代
冷战时代，美苏激烈的太空军备竞赛逐渐拉升了太空武器化的程度。前述的美苏反卫星武器试验的数据本身说明了太空武器化的程度。所以太空安全学者詹姆斯·莫尔兹（James Clay Moltz）认为，到1962年时，美苏已经开始全面（full-scale）太空武器化了。随着冷战的日趋白热化，太空武器化程度随之水涨船高，到20世纪80年代，太空武器有天基武器，如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共轨式反卫星武器；地基反卫星武器，如激光；还有天基反卫星武器。莫尔兹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太空可能已经被完全武器化了，只是作为美苏攻防武器竞争的一部分”。
太空高度武器化遭到世人的强烈反对。首先，核辐射对宇航员的健康产生致命后果。其次，对卫星产生严重影响，轻则失去功能，重则被摧毁；更严重的是，可能引发太空大战。早在1962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针对太空军备竞赛发出了警告，“现在越来越危险的是，太空可能成为人类的最新战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苏、英三个核大国于1963年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含天体）放置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限制美苏的核反导系统，两国签署《反导条约》，规定双方在战略导弹基地和首都允许部署少量核反导系统，严禁发展、部署天基反导系统，同时还规定为了验证双方条约遵守情况，一国可以动用国家技术手段（包括卫星技术）进行核查，对方不得干扰。《反导条约》作出此种规定，目的就是限制双方发展核反导系统，维持美苏核战略平衡。事实上，纵观整个裁军与军控历史，只有当一种武器严重威胁到国际安全、人类生命安全之时，国际社会才考虑对此实施限制。因此，上述三个条约的签署与实施，说明了太空武器化的程度之高。
7.1.1.2 后冷战时代
冷战后，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上升。美国为了独霸太空，大谈特谈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如何在太空进行作战的计划———将“太空作战”从美国空军的“空天作战”理论中正式独立出来，并且确定太空是创造胜利的战略和战术“终极高地”（Ultimate High Ground）。因此，美国拒绝与中、俄和国际社会就禁止太空武器化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已经组建一体化的太空司令部，计划组建独立的太空军，研发新空天飞机、强化天基反导系统，并计划部署天基拦截器，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太空武器化的程度。美国拥有多款反卫星武器，包括直升式、共轨式反卫星武器，还拥有强大的定向能、电子、网络反卫星能力。而且，美国太空武器逐渐实战化，例如，X-37B空天战斗机已经多次进行了秘密飞行，承担秘密使命，验证其作战效能。再如，2008年2月，美国用海基反导系统摧毁了一颗卫星。从技术层面上看，“和防御来袭导弹相比，导弹防御可能在技术上更适合作为一种反卫星武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反导能力，也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直升式反卫星能力。此外，为验证美国太空作战构想，美国还进行了太空战网络演习，例如战略、战役层级的“施里弗”与战术层级的“太空旗” “全球哨兵”演习。总之，“美国是太空武器化的主要推手”。
因无力约束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与做法，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家也不得不未雨绸缪，研发太空武器，或自卫或与美国行使集体安全，反太空能力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9年4月的报告，俄罗斯同样拥有上述反卫星武器能力，尤其是俄罗斯在36000千米高的地球静止轨道上部署了共轨式反卫星武器。伊朗虽然没有公开信息表明本国要发展直升式、共轨式反卫星武器，但是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可以作为直升式反卫星武器。就非动能物理反卫星武器而言，伊朗已经获取了用激光致盲美国卫星的能力；伊朗已经拥有了电子与网络反卫星能力。朝鲜拥有了直升式反卫星武器以及电子与网络攻击卫星的能力。已经有证据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发展部署核电磁脉冲能力”。以色列、印度、埃及、巴基斯坦、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都拥有一些反卫星能力。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则列举了俄罗斯等国拥有多款反卫星武器：近地轨道与地球静止轨道共轨式反卫星武器、直升式反卫星武器、电子反卫星能力；较强网络反卫星能力以及正在发展空基与地基激光反卫星武器。该机构认为，伊朗展示了电子反卫星能力以及网络反卫星能力。该机构认为朝鲜拥有网络反卫星能力，尽管弹道导弹可以发展为直升式反卫星武器，但是朝鲜没有意图发展反卫星能力，更没有意图把有限的核武器作为反卫星的电磁脉冲来使用。尽管这两个机构对一些国家是否拥有特定的反卫星能力的评估存在差异，但是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至少具备了发展特定反卫星能力的潜能。2019年3月，印度进行反卫星试验，再次拨动了世界对太空武器化敏感的神经。后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呈现新面貌，那就是多国拥有反卫星能力，而且手段多样化，这有别于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引起的太空武器化。
7.1.2 太空防务基本态势
7.1.2.1 制定太空安全战略，加强太空防务建设
目前，世界主要太空大国根据本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制定太空防务战略，以及由此决定太空防务建设，形成了目前的太空防务态势。
第一，视太空为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组建太空军事部门。自从太空时代出现以来，美国视太空为国家战略资产。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明确指出，太空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美国要充分利用太空保卫国家利益；对其太空资产的攻击就是对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政府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回应。因此，美军一直花费巨资投资太空军事领域。截至2017年8月31日，美国拥有803颗卫星，其中军事卫星159颗，军事卫星的占比为19.8%。美国空军负责军事航天，承担其中90%卫星的建设与管理。为统一太空军力的建设与作战事宜，美国国会和军方于2017年7月增设一个新职位：空军副参谋长，由三星中将担任。此外，美国会还在为组建独立太空军进行立法准备。
俄罗斯视来自空天的威胁为国家重大安全威胁。俄罗斯联邦2010年和2014年的《军事学说》都强调建设适当太空军力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在太空战略区域部署和保持太空航天器轨道集群”，便于军队行动。为此组建了新军种：2015年8月，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与空军合并，组建新的空天军部队，负责航天器的发射和管理，并承担空天作战使命。同时，发展在轨卫星数量，尤其是军事卫星数量。俄罗斯在轨卫星数量为142颗，其中军事卫星为85颗，军事卫星占比60%。
日本借口朝鲜1998年发射远程弹道导弹，迫使美国放手让其自主发展军事卫星，同时颁布《宇宙基本法》为太空促进国家安全服务开路。自从1998年以来，日本太空军事能力取得了很大进展。2015年《宇宙基本计划》设想要继续扩大军事卫星，除了导航定位系统（即准天顶卫星系统）外，日本强化太空态势感知和天基海洋态势感知、X波段军事通信卫星、军事侦察卫星、快速响应小卫星和先进光学与雷达卫星；预警卫星的上马视情况而定。首相安倍晋三称该计划是“历史转折点”。
多年前，印度知识界就呼吁军方组建太空司令部，例如潘迪特（Rajat Pandit）2008年就呼吁印度组建太空司令部，为“最后边疆”进行“战术、战役和战略开发”，为未来的“星球大战”未雨绸缪。2012年军方正式提出组建太空防务部门。2017年7月，政府已经批准组建包括太空防务机构（Defense Space Agency）三个军事机构。该机构与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和国防部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整合与利用太空资源。
第二，追求反太空能力。太空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美国为了控制太空，谋求太空主导权，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太空武器。除了延续前两任政府加强太空态势感知系统，部署更加先进监视卫星，以及第五次秘密测试X-37B等外，特朗普政府强化（反）太空能力：发展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导弹防御系统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反卫星武器系统。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军方加快天基导弹防御传感器建设，尽快具备拦截能力，同时要与“萨德”系统、“宙斯盾”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集成；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制造太空飞机（Spaceplane，代号XS-1）。国防部希望该款飞机集飞机和火箭性能于一身，可以垂直起飞，以高超声速速度飞行，可随时发射，随时满足国防需要。
俄罗斯也在强化反太空能力，包括地基、空基和天基的反太空能力。俄罗斯复兴和改进冷战时期的空基反卫星系统；多次成功进行了地基反卫星试验；重新启动新的天基反卫星系统，其太空物体进行近20次的太空机动变轨。
日本已经拥有了或潜在拥有反卫星能力。2015年6月，美日联合研发的新型反导系统，即新型标准-3（SM-3BlockIIA），进行了首次试射，并取得成功。2017年1月和6月，先后两次进行反导拦截试验。20世纪90年代，日本早于美国发射的具有轨道服务功能的卫星，就是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的反太空和反卫星技术。日本拥有或潜在拥有美国设想的太空军力应用技术。
印度公开声称要谋求反卫星武器，已经成功测试反导能力，在理论上具有了反卫星能力。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承认印度正在开发反卫星武器。印度追求反卫星武器的多样化，不仅仅是地基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有可能包括天基反卫星武器。2013年11月印度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并进入火星轨道。从理论上讲可以在太空部署轨道武器。实际上，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发展绕地或绕月天基武器。
第三，强化太空实力建设，增强太空军事实力。太空防务建设需要整个太空工业和技术支撑；同时，太空技术本身就是军民双用技术。因此，整体太空实力建设就是太空防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太空呈现出多极化趋势，美国太空实力相对下降，因此，为了夺回失去的太空优势，美国出台政策实施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私营太空公司发展，共同合作研发太空军事技术。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鼓励私营公司与国防部和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发射军方卫星、合作开发新军用、民用太空飞机，组建商业空间站。美国出现了以太空探索公司（SpaceX）为代表的一批私营太空公司，这些公司不仅能够研制卫星，而且还能生产可以重复利用的运载火箭，这是美国太空防务建设的坚实后盾。
俄罗斯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本国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和租借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新建远东发射场，并改进现有“质子” “联盟”“宇宙”系列运载火箭，研发“安加拉”系列新型火箭，保障俄罗斯进入太空通道；同时改组工业，组建联合火箭与航天公司；实施航天专项计划，扩大航天资产。目前，俄罗斯太空实力恢复明显。
印度通过技术展示显示太空防务建设进展。2017年6月，印度“一箭37星”；2017年2月印度“一箭104星”，成为创造了单次发射卫星数目最多的世界新纪录。印度一箭几十星、上百星的能力，表明印度具有相当的快速反应能力。
自从太空时代出现以来，太空一直被赋予了军事意涵。随着卫星被广泛地运用于冷战结束后的历次局部战争，大国进一步把太空与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大太空防务建设，形成了太空军事化与武器化态势。
7.1.2.2 立足本国战略目标，加紧争夺太空控制权(https://www.daowen.com)
大国的太空防务建设与态势都是基于各自战略目标，以及现有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太空防务态势博弈也很明显。从争夺太空控制权来说，大国博弈呈现控制与反控制的特征。美国太空战略很明确，就是实现太空控制，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太空控制与太空行动自由互为表里，太空控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太空行动自由。“太空控制”是美国太空战略的基轴，包括五大行动能力，即太空支援、太空军力增强、太空控制、太空军力应用、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 Awareness）。太空不仅要成为三军的帮手，而且太空军力要能遂行天对天、天对海陆空、海陆空对天战斗等军事行动。美国太空控制战略实际上就是谋求全面军事优势，实现其全频谱作战和多域战构想，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为此，负责太空军力建设的空军正与战略司令部等机构制定“太空作战架构” （SWC），提升太空行动的“灵活性、持久性和弹性”。与此同时，负责太空作战的战略司令部正在进行重组。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John E.Hyten）2017年6月签发命令，改组战略司令部架构，组建包括联合部队太空司令部（JFSCC）在内的四个作战组成部门，并提升该司令部级别，由四星将军领导，该司令部由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领导。美军改组战略司令部，并提升联合部队太空司令部地位，目的在于通过训练部队、采购、测试和评估太空系统，提升太空作战能力，不仅仅整合三军，更重要的要赢得太空战的胜利。
其他国家的太空防务建设，是对美国太空控制战略与行动的反应。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发展一定水平的太空军力，组建相关作战部队，承担太空领域的作战使命，本身就是对美国太空控制战略的回应。
印度则以追求太空大国地位的方式反对太空控制。这一点来自其没有被承认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地位的教训。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是“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地位的分水岭，尽管印度于1974年进行核试验，目前库存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但是仍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有核国家”，因此印度对未能在1968年之前试爆核武器耿耿于怀，所以希望在达成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之前进行一次反卫星武器试验。实际上，与其说印度用追求反卫星武器证明其太空大国地位，还不如说印度希望拥有反太空武器反对太空控制。
从大国间的竞争态势看，美国和日本明显表现出进攻态势：美国拥有先进的太空攻击能力；其对太空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而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攻击具有脆弱性。“一个国家在拥有或认为自身拥有强大进攻和薄弱防御能力的时期，往往会发动和进行更多的战争”。从美国决策者的偏好来讲，美国安全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美国在太空进攻中占优势能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2017年4月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公开表示，美国要发展“进攻性能力”保卫美国。美国也宣示，如果一旦感觉其太空行动受到威胁，美国便可以先发制人发起攻击。
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要在太空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手段，攻击敌国卫星，但也时常把进攻放在嘴边，尤其表现在反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和卫星上。日本多次表示，如果朝鲜发射导弹或卫星飞越其领空，日本会对其进行拦截。随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海基“标准3”能力的完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依托，日本不排除在太空上采取进攻姿态。自从2013年起，美国和日本举行“太空全面对话”加强两国之间的太空合作。2013—2017年，两国举行了四次对话，旨在通过发展两国太空能力，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2015年4月发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称，在早期预警、太空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与通信等领域加强合作，一旦太空系统出现威胁或军事攻击，两国将通力合作，共同应对。
俄罗斯作为一个太空强国，在太空防务上总体倾向于防御。从国家实力上看，俄罗斯拿不出更多的财力发展进攻性太空武器与美国对抗。即使苏联在冷战时代拥有先进的反太空能力，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全面重启这些反太空能力，而是部分恢复并加以改善。俄罗斯恢复或者开发反太空能力，也是对美国进攻性的反太空能力的一种被迫回应。尽管在回应美国太空威胁时，俄罗斯也不免放狠话，表示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俄罗斯虚张声势的太空先发制人打击声明，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太空防务姿态的总体防御性质。
从手段看，太空防务态势呈现非对称手段进行太空博弈。太空大国根据自己的实力，谋求非对称手段威慑、打击对手。就美国而言，谋求的是“全频谱优势”，也就是全方位优势，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太空力量和网络力量方面，构建全方位的优势力量，慑止对手，一旦威慑失败，同样使用各种军力手段对对手实施报复和惩罚。而其他国家则集中一种或集中几种方式威慑、打击对手卫星。对于中俄两国而言，并没有追求类似美国的各种反卫星能力，只是追求有限手段。其中一种方法是试图发展与美国大体持平的卫星数量。另外，因为卫星系统的传输越来越与网络结合在一起，这为利用网络技术攻击卫星创造了条件。而且事实上，网络不仅可以攻击卫星数据传输，而且也可以攻击卫星硬件，更可怕的是对方劫持己方卫星对己方实施网络攻击。因此，只要卫星与网络结合，卫星就有被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发展量子通信卫星，可用于防止对手对其进行非法接入。
此外，还有一种非对称的卫星攻击技术，那就是使用太空核爆炸。这是拥有核导弹国家的太空撒手锏。“进入太空时代以来，任何一个拥有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都可以制造出虽简陋却具备高度破坏能力的反卫星武器”，一旦核武器在太空爆炸，就会对“所有太空强国的轨道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除了日本还没有库存核武器外，美、俄、中、印都拥有导弹核武器，可以作为反卫星的撒手锏武器。
当然，大国进行太空防务博弈之际，也开展一定的太空交流与合作，试图降低太空防务对抗的激烈程度。例如，中美先后进行了两次民事太空和一次太空安全对话。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太空对话停滞不前。特朗普政府强化太空军力建设，尤其开发、部署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和新太空飞机，太空防务态势博弈看来进一步强化，试图用交流与对话的方式，缓解太空防务对抗程度的前景不容乐观。
7.1.2.3 军控谈判陷入僵局，太空武器化进程加快
目前，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谈判陷于僵局，有关国家毫无顾忌地研发和部署（反）太空武器与能力，加大太空武器化程度，拉升大国太空防务的对抗性，产生一系列问题，对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引发反导、太空军备竞赛，降低太空首攻稳定性。正如前述，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来袭的导弹，同时可以作为一款反卫星武器，具备“一箭双雕”功能。因此一些太空大国竞相发展和改善反导系统。美国不仅部署陆基反导系统，而且还和日本等国联合发展海基反导系统。美国反导系统试验次数之多，居于世界首位，其反导和反卫能力也首屈一指。而且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种情况又引发其他国家连锁反应。一旦一国进行反导、反卫星试验，或多或少引起他国反应。2017年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两次海基反导试验，并于5月进行陆基中段反导系统试验，立即引起中俄的反应。
为了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有关国家开发超高声速武器。除了X-43 A和X-51A外，美国空军正在迫不及待地研发新的高超声速武器。而且，美国也在与澳大利亚一起研发此类武器，2017年7月，两国进行了一次超过5倍声速的高超声速武器试验。俄罗斯现在也在研发高超声速武器Yu-71，先后多次进行试验。
组建和提升反导能力肯定离不开卫星的帮助，尤其是军用卫星。前述的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卫星数量可以窥见一斑。
当美国力图用先进太空技术消除太空安全威胁之时，反过来又促使其他国家发展相应的反制措施，出现这种状况使得太空首攻稳定性下降。首攻稳定性（First-strike stability）是肯特（Glenn Kent）和泰勒（David Thaler）首先提出的，“首攻稳定性侧重双方的部队态势和能力与弱点之间的平衡，如果发生对抗，这些因素会让危机变得不稳定”。他们两人利用这个概念讨论两个或多个国家利用核武器进行相互威慑。福里斯特·摩根（Forrest E.Morgan）认为太空领域与核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相互威慑，同样存在首攻稳定性问题。一旦出现危机，双方都有可能首先发起攻击，因为卫星对攻击是脆弱的；太空威慑与核威慑一样也“存在失效临界点，如果突破这个临界点将会导致报复、后续攻击和战争的快速升级”。
第二，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增加了核战风险。如同前述，太空威慑同样存在失效临界点问题，一旦失效战争就会升级，可能会导致核战争。卫星增加了核威慑能力，是核威慑的帮手。卫星提升核威慑能力的首个实践来自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发现号” （也称“日冕号”）侦察卫星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实力不是其所宣称的那样强大，苏联没有足够的导弹核武器攻击美国本土。于是美国政府很快决定以核战争相威胁，阻止苏联向古巴运输导弹基地所需要的材料与设备。“日冕号”在发射后仅仅两年就证明了它作为战略武器的价值，其提供的数据稳定了即将发生战争的局势，并且防止美国因为计算错误而陷入战争之中。因此，后来大国积极发展各种卫星尤其是军用卫星提升核威慑能力，其中导弹预警卫星对于战略核威慑的作用更大。
大国把对卫星的攻击看作是对其核力量攻击的前奏。1995年1月，俄罗斯把挪威探空火箭的发射误以为是对俄罗斯战略核打击，差点启动核按钮，后来查明原因在于俄罗斯预警卫星失效，未能及时探知是探空火箭。一旦开启太空战，尤其是攻击预警卫星，导致预警卫星失去功能而发生误判，核战门槛就会大大降低。为应对不测，俄罗斯政府明确表示，不排除对美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
第三，大国太空防务态势阻碍核裁军与核军控进程。由于美国继续强化反导系统，以及进攻性太空军力，俄罗斯倍感战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明显降低了核裁军力度。根据统计数据，到2017年3月，俄罗斯部署的核弹头要超过美国354枚，较之于2015年9月俄美部署的核武器相差110枚，俄罗斯核武器绝对数量增加了117枚，相对数量增加了244枚。根据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俄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削减至1 550枚以下，美国兑现了承诺，而俄罗斯则没有，这是俄罗斯对美国太空优势的被迫回应。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在质量上对战略核武器进行改进，以弥补运载工具的相对弱势。
2013年俄罗斯重新启动2005年裁减的铁路机动发射系统。该系统隐蔽性超强，生存能力居陆基导弹系统之首，需要同时动用许多颗卫星才能跟踪它。此外，俄罗斯正在改进或研发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如“亚尔斯”RS-24和“边界”RS-26和“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是反导系统的杀手，它们威力更大，机动性更强，可以突破最复杂的反导系统。俄罗斯也在研发“核武鱼雷”，该鱼雷可潜行10000公里，可对沿岸城市和设施进行核打击，而且该鱼雷系统本身也是先进的反-反导攻击系统。
尽管美、俄更新核武器系统，不会以别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意志为转移，但是美国执意发展反导系统，尤其是天基反导系统，无疑促使其他国家提升战略核能力决心与力度，但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更新三位一体核力量。美国正在研发B-21，以及建造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哥伦比亚”级。借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和试验核武器，美国2017年4月开始多次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以及进行了两次B61-12战术核武器的试验。2017年10月，俄罗斯和美国先后进行了洲际导弹演习。普京亲自指挥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综合演习，发射4枚战略核导弹，全部命中目标。4天后，美国举行了年度“环球雷霆”战略核力量演习。
大国太空防务态势促进了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这些拜美国太空控制战略所赐。美国学者总结说，美国的太空控制战略导致了核武器的额外扩散，这是更多的国家对太空武器感到不安全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美国将太空武器化，那么核裁军与核军控的前景将进一步渺茫；当美国的太空控制给别国造成威胁，那么太空控制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2016年6月6日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指出“反导领域的形势发展尤其令人担忧。单方面发展并在世界各地部署战略反导系统的非建设性行为，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某些国家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严重破坏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7.1.3 世界太空力量基本格局
经过60多年发展，以美国、俄罗斯、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体系健全进的太空力量，并在多次战争中得到了成功运用。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太空力量，在其探索的多种太空应用模式中均处于领先地位，拥有最丰富的作战经验。随着2019年太空司令部（USSPACECOM）和太空军（USSF）的成立，美国立足复杂太空对抗环境，积极调整太空发展战略，强化保持其在太空领域的领先优势。苏联实施了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太空计划，太空力量可以与美国相匹敌。过去20年，尤其是2015年成立空天军以来，俄罗斯将精力转到重夺太空优势上，积极推进太空能力现代化，尽管目前俄罗斯太空技术不如美国，但其全方位布局太空能力发展，持续部署重大太空项目，以提升太空自由行动能力。欧洲各国于1975年成立欧洲航天局，以促进各国在航天方面深度合作，推动航天一体化进程。冷战后期，在美俄主导军事和民用航天的情况下，欧洲选择商业航天之路，一度是欧洲航天的最大特色。欧洲太空力量发展即注重自身独立性，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强调民用航天活动向统筹推进军民航天活动拓展。整体而言，欧洲太空力量明显弱于美国，只有法国拥有独立的航天技术，当前更是面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以及意大利脱欧升温的重大挑战。印度在太空力量发展方面已有50多年经验，大多数都聚焦民用领域。最近10多年印度开始组织发展军事太空力量，期望在国际社会达成禁止动能反太空试验前，具备相应的太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