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美国太空力量建设情况
7.2.1 美太空力量建设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2018年4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连续举行两场有关“太空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防务部门官员和智库专家表示，面对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迅猛发展，美应通过增加防务预算、加强机构协调、加快军事部署、加强外部合作等方式提升太空竞争能力，做好“应战”准备。
第一，充分认识太空领域的竞争与威胁。美官员及专家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太空技术难以垄断。3D打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高通量通信卫星技术取得进展、近地轨道大规模商业卫星计划推出等因素，大幅降低了进入太空的成本，太空的参与者更加多元化。二是俄罗斯加快开发太空武器。俄罗斯每三到五年就开发出一代反卫星武器，美国花了十年才开发出应对其第一代反卫星武器系统。俄罗斯未来或在太空推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如果与美发生冲突，其可能会攻击美太空设施。有专家还称，俄罗斯正在不断提升可用于干涉美国行动自由的太空作战能力，开发可做出灵活反应的毁灭性和非毁灭性太空武器。它还将太空技术用于支持其他军事领域的发展，如天基侦查、通信和导航等。三是缺少底线共识，存在误判可能性。根据对太空危机的模拟和战争推演，空间冲突升级的底线很模糊。
第二，美国在太空领域存在四大短板。美国目前并没有为太空战做好准备，在太空领域存在四大短板：一是管理机构不清。美国没有负责太空战的明确顶级决策机构，虽然由美国战略司令部总体负责，但实际上其决策权并不固定，与美国国家侦查局等太空情报力量各司其职，无法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二是采购程序拖沓。预算审批速度过于缓慢是主要问题，提出创新思想到获取预算支持大约需两年时间，这足够那些商业太空公司开发出新一代技术。三是投资方向失准。尽管美空军司令约翰·海顿明确表示不再投建巨大、昂贵和非多样化的太空设施，而要建设有弹性、具备反应能力的太空设施，但美国国防部2019财年的预算并没有体现这一意图。四是外部合作不足。美国缺乏与盟国太空作战力量的整合，与商业航天公司的交流也不充分。信息的过度保密抑制了美与国际伙伴和商业公司合作的能力。
7.2.2 美太空军建设情况、主要特征及发展动向
在太空已然成为各国军事竞争的高边疆的背景之下，美太空安全战略也逐渐发生转向，对太空的认识从冷战时期的和平“庇护所”转为当下的作战域。受此观念影响，建立一支以太空作为作战域的部队就逐渐成为美国关注的重要议题。经过数十年的讨论，2019年12月17日，参议院以86∶8正式投票通过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该法案，确立太空军为美军的独立机构。
7.2.2.1 美太空军建设发展重要举措
根据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太空军建设初步规划为18个月。也就是说，自2019年12月起算，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美太空军应于2021年6月初步建成。有关报道显示，截至2020年8月，美太空军已经拥有10个驻外单位，并且在格陵兰岛、阿森松岛、迪戈加西亚岛、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关岛等地设有海外基地或设施。同年12月，太空军作为美军最年轻的军种已经初具规模，并展现出全球部署的态势。回顾美太空军的建设历程，不难看出美太空军发展之所以如此迅猛，主要得益于其下述措施取得了较大成效。
1.狠抓顶层设计
自太空军成立以来，美国白宫、国防部以及太空军先后发布了多项重要文件，推动美太空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发展。
表7-1 太空军建设与发展相关重要文件
太空战略。美国防部于2020年6月17日发布的《国防太空战略》，是美太空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战略指导文件。该文件指出，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战略背景以及航天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尤其是中俄两国太空对抗能力及相关军事理论的不断完善，为美确保其在太空的军事优势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美国防部将通过推进太空事务转型、改革组织架构、培养军队对抗敌人太空力量的能力以及发展太空力量相关作战概念等，在太空构建综合性军事优势。此外，《国防太空战略》提出，美国防部在加快推动美太空军建设发展的同时，也会更加强调联合作战，将军事太空力量整合到国家及多国联合作战行动中。
太空政策。2020年12月9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太空政策》，概述了太空行动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明确了美在民用航空探索、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目标，同时强调要继续保持美在发展创新型太空技术、服务和作战方面的领导地位，增强联合部队的杀伤力和效能，并为所有作战域的联合作战提供太空能力支援。特朗普签署的“第5号太空政策令”作为美首份针对太空领域网络安全的政策，明确了美国土安全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增强美太空网络防御领导地位的作用，确立了太空网络安全的5项基本原则。“第6号太空政策令”在《国家太空政策》的基础上，以“明确阶段目标”的方式，为美发展及使用空间核动力和推进系统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战略路线。
作战条令。2020年8月10日，美太空军发布《太空力量》，该文件作为美太空军首份作战条令，阐述了太空军的发展理念和核心能力，确立了太空力量运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太空军的基本职能和专业领域，为美太空军建设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和长远规划。同年11月，《太空作战规划指南》（CPG）发布，该文件明确了太空军建设发展的五大优先事项：一是建立一支精简敏捷的部队；二是建立世界级联合作战队员；三是以作战相关的速度交付新能力；四是扩大合作，增进繁荣与安全；五是创建数字太空军以加速创新。上述优先事项的明确也为未来几年内美太空军建设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引。
愿景文件。2020年2月19日，美太空军作战部长雷蒙德批准了《卫星通信愿景》，旨在建立一个涵盖所有轨道军用和商业通信卫星，并且可访问和互操作程度较高的无缝网络，以在全谱作战中，在对抗、降级和军事行动受限环境内，为联合作战人员提供支持。2021年5月6日，美太空军发布《美太空军数字军种愿景》，阐述了创建数字军种的必要性，明确了数字军种建设的基本原则和重点领域。
2.完善组织架构
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作为两个独立军种，但都隶属海军部一样。在国防部体系架构下，空军和太空军作为两个对等军事部门，都隶属空军部，并由空军部长监督，现任空军部长是弗兰克·肯达尔。
太空军的军事负责人是太空作战部长，负责向空军部长汇报工作。现任太空军作战部长是空军上将约翰·杰·雷蒙德。
历经一年多的建设与发展，目前美太空军形成了“军种司令部—德尔他部队—中队”的三层架构（详见图7-1）。军种司令部目前主要包括三个：太空作战司令部（SpOC）、太空系统司令部（SSC）和太空训练战备司令部（STARCOM）。
图7-1 美太空军组织体系架构图
太空作战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太空部队，形成战备能力以支持美国太空司令部。与相关文件明确的太空作战能力相对应，其下设八支德尔他部队，分别负责态势感知、电子战、导弹预警、指挥控制、网络太空作战、情报监视侦察、卫星通信导航以及轨道战。除上述八支德尔他部队以外，太空作战司令部还包括两支负责保障的卫戍部队，分别驻于彼得森基地和巴克利基地。
太空系统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开发、试验、采办、部署和维护太空系统。根据2020年太空系统司令部组建规划，该司令部将以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SMC）为基础，预计设立太空发展局、太空快速能力办公室等部门。但在2021年4月，美太空军宣布将重组太空系统司令部的组织机构。新太空系统司令部与2020年预览的组织有所不同，将不再包括太空快速能力办公室或太空发展局。除此之外，还会有多支空军部队被重新分配给太空军，并且战略预警和监视系统部也将从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分配至太空系统司令部。而原太空作战司令部下，位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第30太空联队和位于佛罗里达州帕特里克太空军基地的第45太空联队将改编为“太空发射德尔他30号”和“太空发射德尔他45号”，转隶至太空系统司令部。根据《航天新闻》（Spacenews）报道，美太空军于2021年8月13日正式将航天与导弹系统中心更名为太空系统司令部。
太空训练战备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对太空专业人员开展培训与教育。根据相关消息，美太空军将于2021年晚些时候组建太空训练战备司令部，在此之前由太空训练暨战备临时三角部队（STAR Delta）履行相关职能。
3.突出技术创新
随着太空在大国竞争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及作用日益突显，为谋求太空领域的相对优势，美愈加重视新型航天技术的研究与运用。
在轨道试验方面，美逐渐加快“X-37 B计划”纵深推进。该计划于1999年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动，2006年被美国空军接手，随后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5年、2017年成功完成了五次在轨飞行试验。据报道，2015年开展的第四次在轨飞行试验不仅成功将美军两颗有效荷载射入轨道，同时对洛克达因公司为极高频通信卫星计划研制的XR-5A霍尔推进器进行了测试；2017年开展的第五次在轨飞行试验就包括针对先进结构嵌入式热扩散器的试验。在2020年5月17日，美空军和太空军联合使用“宇宙神-5”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天军基地发射了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启动了第六次在轨飞行试验任务。这也是首次由美太空军负责执行的发射任务，在轨试验内容涵盖了评估NASA选定材料对太空环境的反应、研究环境空间辐射对种子的影响等。轨道试验的频繁开展，不仅为美新型航天技术发展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对美在诸如生物、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在态势感知方面，美高度重视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太空感知能力。2020年11月，雷蒙德表示，开发可分析数据的太空监视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系统以提高太空感知能力，是太空军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军目前已建立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天基传感器网络，能够实现海量数据的收集，但与之相对应，美太空军就需要更为先进的情报能力，以提升对数据的分析和理解速度，对潜在威胁进行高效且精准的识别。在此背景下，美军近期授予弹弓航天公司总价值600万美元的合同，对该公司“轨道神”预测性太空态势感知软件的潜在军事应用进行定制，该软件将使用AI技术对来自卫星、无人机和其他平台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
在太空网络安全方面，美正致力于开发卫星渗透测试环境、评估与演示（SPEED）。美《空军杂志》8月刊发文《关键太空能力易受数字化攻击》，文章指出，美重要太空资产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威胁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确保太空网络安全愈发紧迫。对此，美正抓紧开发卫星渗透环境、评估与演示，用以测试、评估整个采办周期的太空网络安全。尽管目前卫星渗透环境、评估与演示仍然处于概念层面，但关键的“Pen”测试工具已经处于开发阶段，计划于9月前应用在对GPS IIIF星座22颗卫星的运载工具的测试中。
4.注重实战检验
美认识到太空能力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威胁，逐渐将演习作为其解决太空问题、检验能力的重要手段。美军正努力构建以军方为主导，工业部门以及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立体化太空军演体系，力图通过系统仿真与专家研讨相结合，利用辅助软件优化演习进程。自2001年以来，美国组织作战部队、科研部门、军工企业和盟友国，开展了“施里弗”“全球哨兵”“太空旗帜”太空作战演习，大幅度提升了美太空作战指挥能力和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和体系贡献率，强化了美在太空对抗环境下的作战实力。
施里弗演习。自2001年1月22日至2020年9月，美已举办14次施里弗演习。该演习采用红蓝对抗的方式开展模拟，历次演习侧重点各有不同，参与范围亦在逐渐扩大。当前，该演习已从战略层面逐渐发展至战役战术层面，并且演习内容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这一点在演习想定场景中就已有所体现，例如，2015年2月举办的第8次演习的想定场景是2026年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2018年10月举办的第12次演习的想定场景是2028年，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内某大国，利用太空和赛博太空力量，攻击美军用、民用太空系统。
太空旗帜演习。自2017年4月，美空军太空司令部举行首次“太空旗帜”演习起，截至2020年2月，美空军航天司令部已完成八次“太空旗帜”战役战术太空作战演习，并且根据第七次和第八次演习情况，后续演习或将常态化纳入盟国。该演习主要关注太空作战技术训练和实战能力培养，想定可能在太空发生的作战场景，设计各种太空和网络等多域联合作战方案，开展实兵和模拟仿真演练，检验参演部队的作战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
全球哨兵演习。2014年，美军启动“太空目标监视桌面”演习，在美“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打击”防务安全理念指导下，其于2017年更名为“全球哨兵”演习，由美国战略司令部组织实施，参演国家涵盖了英、法、德、意、澳、日等盟友国及部分商业实体，目前已开展五次。但因该演习密级较高，其具体情况相关资料不多。
7.2.2.2 美太空军建设发展主要特征
美国一直将太空能力作为在国家决策、军事行动及国土安全方面的优先考量因素，将确保太空稳定性和控制优势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愈发塑造完整的太空力量体系这一作战效能“倍增器”，加速抢占战争“战略制高点”。美军认为进入空间、利用空间和控制空间，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军一直致力于创新战法谋略制天权；强化太空组织体系保障，确保太空装备技术优势；聚焦太空实战演训，力求太空慑战拒止。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打造体系化、实战化的太空力量，掌控未来太空作战的主导权，确保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和稳定性。
1.谋略制天优势，持续创新太空战法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美军持续创新太空战理论和政策，超前构想战争、主动设计战争，旨在掌握作战的主动权，为赢得太空作战提供指导。
创新太空制胜战法理论。美军始终着眼打赢太空战争，不断创新作战战法理论。2010年5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表《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研究报告，阐述了美军太空力量实施太空信息支援、太空防护和太空控制等作战行动策略，旨在夺取制天权和制信息权，直至摧毁对方“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继“空海一体战”之后，2016年1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题为《从庇护所到战场：美国太空防御与威慑战略构想》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太空资源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提出美军需要做好“有限太空战”的太空体系构建，制定切实有效的太空防御与威慑战略，研发有效但有限的太空攻击手段，设法增加对手攻击美国太空体系的成本、难度、后果严重性和对抗激烈性，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报复方案，其战略构想将继续对美国的太空安全战略与政策产生持续影响。2016年10月，美军又提出“多域战”理论，其通过打破军种、领域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利用空中、海洋、陆地、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领域联合作战能力，以实现同步跨域火力和全域机动，夺取物理域、认知域以及时间方面的优势。
及时制定太空作战法规。积极转化作战理论创新成果，及时固化为作战法规、转化成作战能力。2017年，美军颁布《太空作战架构》白皮书，从作战体系、作战概念和作战人员等方面规划了太空力量建设思路，是体系化太空力量建设以及做好应对太空域战争准备的操作指南。2018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更新发布《太空作战条令》（JP3-14），2013版的作战条令被取而代之。新版《太空作战条令》详细规定了太空力量在执行联合作战任务中应具备的十项功能、职责划分、指挥控制关系和执行流程，为实施太空作战构建了统一的行动指南。
主导规则制定谋取“非对称优势”。美国空间安全策略已从单纯的军事行动拓展到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等因素。美国持续推动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空间安全对话，谋求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空间安全规则。实质上，就是通过谋取有利于本国的空间安全环境，为其发展太空作战力量、维护太空霸权扫清障碍。
2.强化组织保障，不断变革太空体系结构
军事组织机构体系是联结军事人员、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等作战力量的纽带，是发挥军队整体效能的关键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太空活动能力，美国认为其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太空利益，美军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调整措施，致力于打造制胜太空的组织结构体系。
成立太空司令部，实现各军兵种太空力量的统一指挥。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曾设立太空司令部，将其作为“星球大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武装力量开始转向投入反恐和国土安全，太空司令部于2002年被解散，其职能被战略司令部替代。2019年8月29日，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新的太空司令部将制定太空军事政策、战术政策，培养太空领域联合作战人员，整合各军种太空力量，使通信、情报、导航及导弹监测预警等太空能力形成战斗力。美国太空力量将为美军其他作战部队提供信息支援和安全保障，确保美国具有不受限制地进入太空和在太空自由行动的能力，确保美国“在太空的统治地位永不受质疑和威胁”。
设立航天发展局，统一规划、加速发展和部署新的军事航天能力，确保技术和军事优势。2019年3月，美国国防部宣布设立航天发展局，由原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官员肯尼迪领导。航天发展局是集中管理航天的专门部门，是航天技术和航天能力“规划的节拍器”。航天发展局将定义和检测国防部未来的威胁驱动型空间结构，负责军事航天情报以外的下一代军事航天能力发展的政策和执行，整合航天能力开发，加强与作战部门的配合，开发满足需求的太空能力。
3.确保技术压制，快速推进太空装备迭代更新
美军希望通过太空技术创新和在太空部署武器系统，进一步提高作战能力，拉大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形成非对称优势，从而建立一支具备攻防兼备、不受任何挑战的军事力量，使美军能够遂行各种作战任务。
重视太空态势感知装备研制。大力发展太空态势感知技术，构建天地一体、覆盖全轨道的太空态势感知体系，确保出色的感知“透视”能力。2016年，新一代“太空篱笆”项目成功跟踪卫星，2022年将具备全面运行能力，跟踪目标的数量可由2万个迅速增加至20万个。2016年，美军通过“地球同步轨道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实现4星组网，进一步提升了美军高轨目标巡视侦察能力。美军2017年完成了“太空监视望远镜”演示验证项目，其凭借超大视场和快速观测能力，显著提升对中高轨太空事件的监测识别和反应能力。2018年，美军部署在澳大利亚的C波段空间监视雷达已经全面投入运行，有效增强了其对亚太区域的监视能力。
隐蔽研发天基智能操控技术。推动天基智能操控技术，隐蔽性发展太空对抗装备。美国近年来多是通过掩军于民、隐蔽推进的方法，依托于在轨操作技术、在轨维护和检查技术、空间碎片清理等技术研发，进行太空对抗技术验证和装备研制。2007年，美国“轨道快车”计划开展了空间机器人在轨服务技术验证，演示了目标航天器在轨加注与模块更换功能，标志着无人自主在轨服务朝实用化迈出了关键一步。2010年后，美军又先后提出多阶段的“凤凰计划”，重点发展太空精细操作的空间多臂协同操作机器人、对接器、细胞卫星抓取工具等技术，谋求全轨道高度反太空能力。2017年，美军启动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计划”，在地球同步轨道验证了实施在轨逼近、检测和维修等在轨操作技术。2017年和2018年，美军先后两次进行“细胞星”在轨快速组装技术，为实现向模块通用、快速替换、弹性抗毁的小卫星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不断培育“太空杀手”装备。谋求制胜太空，不断培育“太空杀手”。美军一直很重视反卫星武器技术研发试验，美军装备的“标准-3导弹”“自由电子激光器”“中红外先进化学激光器”“反通信系统”“XSS-系列微型杀手”和“微卫星技术验证”等，对他国的卫星都有较强的威慑性和杀伤力。美军瞄准“一小时打击全球”目标的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HTV-2、X-51A等高超声速飞行器已经经过多次飞行，其具有的快速机动性和超声速能力可以使其自由进出大气层，并能够携带各种侦察和打击设备。预计2020年，美军将形成临近空间突防打击能力，极大地强化其太空威慑力量。
4.聚焦实战演训，淬炼太空攻防全面能力
实战演训在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实战化演训进行全程对抗、全程量化，可以有效掌握作战人员、装备能力底数，准确把握未来战争的特点规律。2016年，美军发布《建设太空任务部队，训练明天的太空战士》白皮书，对体制架构调整、训练方式变革、作战运用模式变化等进行论述，为太空作战训练提供了理论指导。近年来，更是不断加大对太空作战演训投入，不断优化组织架构、训练手段和训练内容，太空实战化水平逐步提升。
开展战略性太空联合作战演习。开展“施里弗”高层次太空联合作战演习，不断检验和挖掘美军太空攻防全面作战能力。美军自2001年开始，采用圆桌讨论为主，计算机仿真、兵棋推演为辅的方式，先后开展了13次“施里弗”太空作战演习。 “施里弗”演习经历了太空力量支援、太空与网络空间协同作战、对抗环境下攻防力量运用和联盟作战多个阶段。“施里弗”演习内容涉及特定作战样式、作战概念和交战规则、指挥体制以及新型武器应用等，历次成果不断检验和挖掘美国空军太空作战能力。美军根据获取的太空装备发展需求、战场指挥人员训练等信息，完善了太空作战条令、太空作战力量运用和空间发展策略，构建了态势感知、作战响应空间、分散式太空体系等一系列新型航天能力与技术架构，提升了太空威慑能力。
组织太空态势感知专项军演。组织“全球哨兵”太空态势感知联合军演，不断提升态势感知能力。美军以改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谋求太空安全为目标，从2014年开始，针对太空态势感知的作战应用需求，联合多个盟国和商业实体，进行了5次“全球哨兵”联合军演。“全球哨兵”演习主要是通过“桌面太空态势感知推演”的方式来加强美国与盟国之间的联合太空态势感知能力，验证态势感知理论和战术战法，破解太空战攻击源难以确认、实时态势感知技术能力不足、太空指挥控制辅助决策攻击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够等问题，优化人装结合的作战行动程序和能力，改进态势感知系统。
进行太空实战技能作战演习。进行“太空旗”演习，提高战役战术层次太空作战人员的实战技能。截至2019年8月，美军针对战术层级的太空作战人员，利用计算机对抗仿真系统，采取红蓝对抗的方式，先后开展了7次“太空旗”演习。“太空旗”演习针对可能在空间轨道发生的作战想定，瞄准太空基层作战人员，进行太空战术技能等实战化演练。通过“太空旗”演习，美军不仅开展了相关测试、评估和训练，培训了太空作战专业队伍，获得了战役战术层次进行战斗管理和指挥控制的军事需求，还集成了情报与太空作战能力，提升了战役战术层次作战人员太空实战操作水平。“太空旗”演习充分表明美军太空作战力量建设已从战场信息支援向攻防对抗实战能力方向拓展，在备战太空作战方面已经进入到实战操练阶段。
参与其他联合作战演习。参与各军兵种主导的各种联合作战演习，不断验证太空作战部队与各军兵种的一体化执行能力。每年美军在超过50次的重大演习中运用了太空力量，将太空力量融入了“空军未来功能军事演习”“全球交战军事演习”“陆军转型演习”“全球海军军事演习”“联合陆海空模拟军事演习”等各军兵种大规模演习中[5]。通过与其他作战力量联合演习，预测对手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验证未来太空系统未发现的功能或弱点，提升太空力量在未来作战中的应用层次及水平，淬炼太空攻防力量与各军兵种的一体化执行能力。
5.构建威慑体系，力求实现太空慑战拒止
太空力量具有战略性、全球性、全时性、灵敏性、高效性等独特优势。航天器可以不受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限制，在轨道机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实施军事侦察、监测、预警、导航、定位、通信、测绘、指挥控制以及气象预报等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军事透明度，还给对手造成极大的战略性压制和威慑，并通过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太空力量来震慑和遏制对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军不仅大力宣传其强大的太空资源及力量、报复性的太空威慑政策，进行太空试验和系列太空实战化演习，还建立一套有效、可信的太空威慑体系，力求利用太空战略性力量实现慑战拒止。
探索制定太空威慑政策，为“慑战拒止”提供行动指南。2010年，兰德公司接受美军委托完成了《太空威慑和先发制人》报告，2016年和2017年美军又先后发表《从庇护所到战场：美国太空防御与威慑战略构想》《第二太空时代的态势升级与威慑》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出了发展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等太空威慑思想和多层威慑框架，还分别提出“有限太空战”战略和“应激升级”太空威慑模式，进一步细化了太空防御威慑的具体措施，从而维持美国在太空中的优势地位、提高太空威慑能力。
建设强大太空感知能力。美军始终秉持良好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本身就有威慑效果，并可提高其惩罚性威慑可信度的理念。为此，美军将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作为太空威慑体系的一项首要任务。目前，美国在轨卫星已经超过900颗，约占全球卫星数量的一半，有效支撑了美军军事行动需求。美军借此可以对他国进行“透明化”监视，对战争准备情况、打击效果等进行较准确地评估，促进防御、信息支援和攻击能力效率的提高。
建立弹性太空威慑系统。通过提高防御、分散和掩盖太空能力，增强美军太空系统的弹性，降低对太空系统的依赖。美军一直致力于让对手明白，美军的太空系统拥有冗余备份能力，即使对美国的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完全可以通过降低攻击效果来提高太空威慑。美军于2013年发布了《弹性和分散式太空体系结构》白皮书，提出采用分散式太空体系架构对现有的太空体系进行改造和重新设计，积极在分离、多样化、分散部署、欺骗、防护、扩散式部署等6个方面增强太空体系架构的弹性，提高太空系统抗毁性和对抗环境下的可用性。美军已经在设计、采购太空系统防御能力上有所投入，已研制部署保护大型重要卫星的专用微卫星，并在重要的军事和情报卫星配置光闸、保护盾、过滤装置和防干扰装置等被动防御措施。美军改变以往以大型复杂单星为主的模式，建立组网分布式小卫星为主的太空系统，由多颗空间飞行器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构成一个闭环系统，以实现数据获取、信息处理、应用分析，并向不同用户分发，完成特定功能。通过更多数量的平台将各种服务分散化，美军大幅提高了太空力量体系可靠度和生存能力，确保向作战行动提供实时、连续信息支援。(https://www.daowen.com)
发展太空“快响”能力。大力发展快速发射、快速识别探测、快速恢复等快速响应系统及能力，从而即使是在太空能力被降级的情况下，也能有效作战，迅速响应并使对手付出沉重代价，为“有限太空战”做好准备。美军已经着手开发、生产、部署以及应用快速响应运载器、快速响应小卫星和快速响应发射场等，实现应急补充和增强，为美军持续控制太空提供有效保障。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2015年进行“空射辅助太空进入项目”研发，利用战斗机携带的小型火箭发射卫星，争取能够以100万美元以下的成本单次发射约45千克重的卫星，不仅实现低成本、快速响应的发射，还可以让小卫星像无人机一样，成为广泛运用的战术系统，并执行反卫星任务。
建立国际安全太空结构。通过外交接触、条约协商等措施建立国际安全太空结构，稳固美军太空能力，提升太空战略威慑效应。2014年美军与澳、加、英签署《联盟太空作战倡议》，2019年4月美、英、法、澳、加、德、新七国发布《关于联盟太空作战多国声明》，强调将共同应对太空威胁，增强太空态势感知及数据共享；促进太空作战概念、人员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增强对多国太空力量的协同指挥。实践中，美国将一些军事功能分散到其他国家和商业团体的卫星上，同时许诺与它们进行数据分享。通过这种模式，美军不仅增强了其太空力量体系及功能，还加大了对手攻击太空设施的政治风险，并为美军对太空攻击行为进行惩罚而获得国际支持奠定基础。
7.2.2.3 美太空军建设发展动向展望
综合美太空军建设发展的主要举措，预判未来太空军将在军种数字转型、军事太空能力建设以及扩大太空军事同盟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
1.加快军种数字化转型
打造数字化优势似乎已成为烙印在美太空军基因中的印记。雷蒙德曾在讲话中强调，太空军要专注数字技能。因此，在美太空军成立之初，雷蒙德便选择曾是空军首席数据官的吉姆·克莱德担任太空军首席技术和创新官（CTIO）。
2021年5月6日，美太空军发布《美太空军数字军种愿景》，以对打造一支互联、创新、数字主导的太空部队形成战略指引。雷蒙德称：“这份愿景文件对美太空军非常重要。美太空军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划时代机遇，可以创造一个专门为非常独特的作战环境设计的军种。当你想到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我们面临的威胁时，打造数字化军种不仅是机遇，也是必然。”
雷蒙德这段表述不仅强调了加快太空军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阐述了其背后的主要考量。美太空军打造数字军种，一方面是大国竞争的越发激烈，尤其是近年来，美认为中国在太空领域不断突破，让其感到在太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非不可动摇，为进一步扩大现有优势，美太空军需要通过信息和数据，加速开发、联合部署太空能力。另一方面，美太空军不仅是美最为年轻的军种，也是目前美规模最小的军种，但其承担的任务却并不轻松，例如，对轨道上的空间物体进行监测跟踪、确保太空飞行安全以及保护卫星免受轨道威胁等都需要做大量工作。强大的数字能力，能够让太空军突破“小”的局限，实现“精且高效”。而根据当前客观情况，上述两点因素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也将成为未来美太空军关注的重点内容。
《美太空军数字军种愿景》明确了美太空军数字化建设的四大重点领域，即数字工程、数字人才、数字总部和数字作战，为美太空军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基本路线图。
数字工程的目的是缩短能力开发周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因此，美太空军必将加大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创建必要的工具、应用程序和接口，逐步形成数字工程生态系统（Digital Engineering Ecosystem，DEE）。为实现此目标，2021年4月，美太空军便授予Palantir公司一份价值3250万美元的合同，以开发“数据即服务”工具。
针对数字人才，美太空军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队伍建设。美太空军目前正致力于构建一支由400名软件编码员组成的骨干队伍，以开展太空交通管制（STM）、卫星操作和空间分析等活动；二是教育培养。通过让人才进入空军数字大学等方式，确保太空军成员得到合适的学习机会；三是权限职责。授权太空军成员采取与其责任水平相称的行动，同时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模式，确保数字人才不会受到官僚程序的过度阻碍。
后续，美太空军将在数字工程和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逐渐推动数字总部和数字作战的前进步伐，最终使美太空军每一梯队都能实现有效且高效决策，确保数字优势转化为保持太空优势的能力。
2.加强军事太空能力建设
目前，太空利用能力和太空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使得太空军事竞争高烈度态势逐渐显现。美太空军也将更加重视军事太空力量建设，加快发展步伐。
一方面，军事太空力量运用将更加突出制天作战。目前，美军对军事太空力量的运用，主要是为联合作战提供预警侦察、指挥通信、导航定位和气象测地等支援。但随着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太空进攻能力的提升，美已将谋求更大的太空优势和战略利益作为军事太空力量建设发展的更高目标。这一点，不仅能从前文提到的《太空力量》作战条令中能窥视一二，同时在美太空军相关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太空力量》指出，“面对企图对美国造成破坏的对手，美国必须为捍卫太空安全做好准备。美国在太空系统的支持下，可在全球发动战争，并能提供快速精确的打击能力从而获得作战优势。”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太空实战能力，美太空军成立了负责“轨道战”的第9德尔他部队，负责监视太空目标，并在必要时对目标发动攻击。结合美X-37B计划开展情况来看，美太空军十分重视轨道战能力的发展，今后也将积极加快部队编制与演示能力试验。
另一方面，军事太空装备体系将逐渐趋于系统配套。装备发展是太空力量建设的关键。由于目前太空力量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军事航天系统为陆地、海洋和空中作战行动提供信息支援，太空装备的发展重点是研制、生产具有提供信息保障、自身不具备打击能力的卫星，种类比较单一，体系并不完善。军事航天技术的日益成熟，将使发展攻防兼备、系统配套的空间装备成为美太空力量建设的重点领域。过去的一年里，美太空军在此方面也小有所成。2020年3月，卫星通信对抗系统（CCS）Block 10.2版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并开始在美太空军服役，这意味着太空军已拥有了自己的武器并形成了进攻性战力。此外，美太空军的预算情况，也表明美太空军未来将加大对“卫星通信对抗系统”“草场系统”等反卫系统研究的投入力度，以进一步强化太空军事领域的“软杀伤力”和战略威慑力（表7-2）。
表7-2 美太空军预算情况（单位：亿美元）
3.加深太空军事同盟合作
美长久以来非常重视同盟合作关系的确立及深化，在太空领域亦是如此。美依托强大的航天技术势力，寻求同盟友和伙伴的太空合作，并将此种合作视为其构建太空同盟、主导太空秩序、谋求太空霸权的战略工具，并借此对其他航天大国进行围堵，以攫取大国竞争中的非对称优势。目前，美开展太空军事同盟合作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
一是缔结空间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协议。早在太空军组建前的2019年4月26日，美战略司令部同罗马尼亚航天局签署空间态势感知协议，实现了空间态势感知协议数量“破百”，签署主体涵盖了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欧洲航天局和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2个政府间组织以及78家商业公司。同年12月，新西兰签署首份“五眼联盟”级别的太空协作任务书，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之后成为美联盟力量太空司令部联盟太空作战中心的第五名成员。2021年7月1日，美太空司令部与自由太空基金会签署商业空间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协议，该协议为多国太空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也简化了合作伙伴获取美太空司令部联合作战中心所收集特定信息的流程，对卫星的发射、机动规划、电子干扰报告及调查等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见，为提升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完善太空弹性体系架构以及提升太空体系作战能力，美已准备将缔结空间态势感知数据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来加以贯彻执行。
二是扩大太空军事演习参演成员范围。美《国家太空战略》明确，未来将在太空演习中持续纳入多领域多国家合作伙伴，缔结同盟，增加威慑。目前，美较为典型的太空军事演习都出现了此种趋势。“施里弗-2019”演习纳入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同年8月举办的“太空旗帜”演习，也首次向盟国开放。而“全球哨兵”演习的目标本身就是通过演习强化美国与盟国之间的联合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太空军事参演成员队伍的扩大，在事实层面提升了美开展太空联合作战的能力水平。此外，通过此种方式形成并不断加固的同盟，其影响力并非仅仅局限于太空军事方面，还将辐射到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三是拓宽太空军事合作渠道。应当认识到，航天技术的高速迭代，必将使美开展太空军事合作的领域及渠道越发趋于多元。2020年11月10日，美太空军发布的《太空作战规划指南》中提到，美太空军将利用盟友在作战和采办方面的能力，来弥补自身在太空领域的不足。同时，美太空军还将通过加强合作能力培养、开展专业教育培训以及强化作战协调和联络等方式提升盟国太空能力水平，最终实现联盟实力整体跃进。2021年3月，日美举行第7次年度太空合作小组会议，就2023年开始联结两国空间态势感知系统的事项做进一步协商。此前，两国在2020年12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决定于2023年和2024年发射的“准天顶”卫星系统的第6颗和第7颗卫星上搭载美太空军的空域感知光学传感器。这表明日美两国太空军事合作正在从战略合作加速迈向资产“合体”的新模式。
7.2.3 美军太空作战优劣势分析
航天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巨大的战略利益使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太空，加强航天部队的建设是未来军事作战的迫切需求，太空力量也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力量。未来战争中，太空将取代空中成为战争新的战略制高点。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可居高临下控制其他战场；反之，没有制天权或局部的制天权，就很难夺取和保持制空权、制海权，在战争中就将处于被动地位。
当前，美军加快太空军事力量调整改革，加速推进太空领域整军备战，太空军事化、战场化、武器化持续加剧，可能形成新的太空作战体系优势。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其在太空作战方面的优势、弱点及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分析与思考。
7.2.3.1 美军太空作战优势分析
美军由于在航天发射领域起步较早，现代战争实战经验丰富，军民融合深入，国际联盟众多，在太空作战领域有着众多的优势。
1.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现代战争区别于传统战争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联合作战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军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和猎杀本·拉登等特种作战揭示了现代战争的制胜法宝，就是联合作战。美军高效行动的背后，有一整套结构合理、责权分明、不断升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在美军军语中，并没有“作战指挥体制”或“领导指挥体制”的术语，而是将相应体制统称为“指挥链”。美军“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指挥链”，也就是军政系统或领导管理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军种部长—军种部队”为基本主线，主要负责对机关和部队领导、管理、军种训练、军种联合训练和后勤保障；二是“作战指挥链”，也就是军令系统或作战指挥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简称参联会）主席]—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为基本链条，主要负责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控制、协调和联合训练。
2.不断创新的太空作战理论、战法样式
近年来，美军通过在中东取得的实战经验和“施里弗”（SW）演习、“太空旗帜”（Space Flag）演习取得的理论成果，加快推动太空作战理论、战法样式的创新探索，更新换代骨干装备，加速推进太空力量从工程技术型向军事作战型、从支援保障型向攻防对抗型转变。
成体系开展战争设计。一是在作战指导上。编制国防部《太空作战政策》，预测未来10年美国面临的太空威胁，分析对太空系统遭受攻击的预警反应和归因溯源能力，提出应对太空冲突和军事手段解决太空冲突的基本指导，明确在各种激烈的太空冲突中慑止、防御、打赢的方法策略。二是在作战概念上。加快推动太空威慑理论和交战规则、作战概念等创新开发。目前，美军空军航天司令部（AFSPC）正在研究制定以“1+3”为主体框架的太空作战概念，即1个顶层的太空作战核心概念和3个支撑性的功能概念，牵引太空作战力量的作战转型和建设运用。三是在作战条令上。2016年后加紧完善和构建以联合条令、军种条令、多军种条令和多国条令为主体的太空作战条令体系。2018年，参联会出台新版《太空作战》联合条令，陆军出台《太空对抗环境下的陆军作战》《陆军太空作战手册》等，空军出台新版《太空对抗作战条令》等，这些条令主要用于明确职责、规范流程，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四是在作战任务上。2018年新版JP3-14《太空作战》联合条令延续了2016年的太空态势感知、太空支援作战、太空服务支持、太空控制、战场管理指挥控制等5种太空作战任务领域，拓展为太空态势感知、太空控制、定位导航与授时、情报监视与侦察、卫星通信、环境监测、导弹预警、核爆探测、太空运输、卫星操控10个方面能力，推动和促进太空行动融入联合作战。
更新完善行动样式。经过多年实践探索，美国已基本形成从作战样式到主要行动、从基本战法到装备支撑、从概念开发到标准规范的太空作战运用和行动方法体系。美JP3-14《太空作战》联合条令明确太空攻防作战主要包括进攻性太空控制、防御性太空控制两种作战样式。一是进攻性太空控制，主要有欺骗、干扰、拒止、降级和摧毁；二是防御性太空控制，主要包括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主动防御包括所有先发制人和压制敌攻击的能力，如威慑太空和防御作战；被动防御包括除主动太空防御措施外能降低攻击效果的所有措施。美太空防御重心已从单星防护向体系防御倾斜，通过强化体系弹性抗毁能力，增加潜在对手选取太空攻击目标难度，降低攻击效果。
加速推动作战转型。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2016年8月发布《建设太空任务部队，打造未来太空战士》白皮书，实施太空部队实战化转型专项计划，从部队编成和作战训练两条线，推动太空力量从工程技术型向军事作战型、从支援保障型向攻防对抗型转变。调整编成结构，将第14航空队所属5个太空联队分为作战部队和航天发射部队两类。作战部队包括3个联队，即负责地基导弹预警和太空攻防的第21太空联队、负责卫星运行控制的第50太空联队、负责天基导弹预警的第460太空联队（转型为太空任务部队），航天发射部队包括分管航天发射东西靶场的第45、30太空联队。
3.拥有最丰富的太空资源、最强的航天发射力量
数目最多、性能最好的卫星资源。根据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of Concerned Scientists）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在轨有效载荷卫星有1 000多颗，其中600多颗卫星属于美国所有，几乎占据了50%的数量。美国所有卫星中超过1/3的卫星直接用于军事目的，包括侦察、导航、通信、指挥、导弹预警等。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在20世纪80年代就投入使用，定位精度和稳定性也比其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高；天基侦察方面，成功发射第5颗“未来成像体系”（FIA）卫星，实现该系统组网运行，“提高军事作战效能的空间系统”（SeeMe）卫星发射入轨，可为美军提供战术侦察卫星支持；气象监测方面，发射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业务环境卫星”（GEOS），增强美对西半球气象观测能力；太空运输方面，美XS-1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完成首台主发动机研制，为实现24小时内快速响应发射奠定基础。
掌握最多的无线电和轨道资源。地球静止轨道高度为35786 km，周期与地球自转相同，轨道倾角为0°，轨道资源十分有限；而非静止轨道资源也是有限的。据初步统计，人类发射到太空的各种卫星和航天器已超过30000颗，这些卫星广泛服务于通信、遥感、侦察和定位等业务。根据《无线电规则》，卫星频率/轨道分配主要采用“先登先占”的机制，即对于非规划频段的卫星频率/轨道分配，需经过申报、协调和通知3个阶段，以获得所需要的卫星频率/轨道，并且能得到国际保护。而美国由于航天发射起步较早，占用了大量轨道和频率资源。
能力最强的发射场。美国是世界上航天发射活动最多的国家，其航天发射场共有6个，其中包括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卡纳维拉尔角西北梅里特岛）、东靶场（紧邻肯尼迪航天中心，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和西靶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范登堡空军基地）等3个大型航天发射场。肯尼迪航天中心由NASA负责管理，东、西靶场由美国空军负责管理。先后建有发射工位90多个，其中火箭发射工位40多个，在用的有近10个，目前使用较多的有肯尼迪航天中心的39号发射工位、东靶场的37号和41号发射工位及西靶场的6号发射工位等。根据NASA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年平均发射次数达20多次。
持续升级的导弹防御系统能力。美国国防部正在论证发展天基传感器层和天基助推拦截器层，旨在导弹助推段从太空实施反导拦截。其中，天基传感器层主要由三类中低轨卫星系统组成：①“导弹防御跟踪系统” （MDTS），利用区域凝视进行探测、跟踪、预警和提示，主要是从天上向地球看，从地球复杂背景中发现目标，能够实现对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从生到死”的全程跟踪监视；②“精确火控跟踪”（PFCT）系统，主要用于中段“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系统探测，从太空冷背景中识别目标，观测导弹诱饵释放过程，识别出威胁云中的真实弹头；③“拦截效果评估”（SKA）系统，支撑“指挥控制、作战管理和通信” （C2BMC）系统进行二次发射决策。加上“天基红外系统”（SBIRS）卫星的后继项目———“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Next-Gen OPIR），负责早期发现和告警及战场红外态势感知任务，构成美国未来天基导弹预警监视传感器体系。天基拦截器层，研究论证在外空部署天基激光武器或1 000枚动能拦截器，重点拦截弹道导弹、临近空间飞行器和空间飞行器，拒止其他国家进入太空，企图主导太空秩序和主宰太空战场，改变太空作战游戏规则。就像划设禁飞区不让飞机飞一样，美国要在太空划设禁飞区。
4.大量的实战经验和贴近实战的太空演习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是世界上参加战争最多的国家。尤其是海湾战争以后，依靠美国强大的太空力量，牢牢抓住制太空权和制天权，对多个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在太空信息支援、商业卫星调用、海空一体化作战、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同时，美军在太空演习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统计，2018年美军以中美太空网络对抗为重点，组织了不少于7次的太空军事演习，分别是“施里弗2018”“太空旗2018-1/2”“全球哨兵2018”以及“红旗2018-1/2/3”演习，其规模频次之多、实战强度之大、保密程度之高，为近年来之最。
5.军用与民用高度融合
美军正日益依赖商业太空系统提供的通信、标记、跟踪、定位及其他支持。例如，将商用个人定位器信标集成到军事通用作战图（COP）中，以支持多国合作伙伴，租用卫星通信带宽以及签订商业图像合同。尽管可能存在与使用商业服务相关的其他风险，但这些风险应与潜在收益相平衡，包括支持联盟合作伙伴，以及在不购买更大和更昂贵的国防部卫星星座的情况下，保持快速响应能力的有效性。美军认为，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把军事转型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筹划实施，促进国防系统与经济社会其他系统接轨、相融、互动发展。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国会通过的《合同竞争法》《国防采购改革法》《国防授权法》《联邦采办改革法》等，均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执行依据。与之相呼应，国防部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截至2001年，美国政府在其年度《国防报告》中宣称，美国原先军民分离的2个工业基础已基本融合为一体，奠定了美军的军事转型和军民融合发展的基础。
6.军事联盟使得美军的太空战略更具弹性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众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反导系统和大量的补给港口，同时拥有北约、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军事盟国。利用国际盟友能力可以丰富美军的太空作战战法，慑止对手将冲突扩展或升级到太空。联合的、机构间的和多国的太空作战部门与负责任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所有者/运营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彼此对太空作战的共同理解，辨识不同参与者在当前及未来多国太空作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与政策相一致的最低适当安全密级和最广泛可发布性下，联合部队应最大限度地与盟友和国际合作伙伴交换太空相关信息。
7.2.3.1 美军太空作战弱点分析
未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太空作战势必成为最重要的一环。太空攻防作战的不对称性、对太空资产的依赖性、军事航天力量地位不突出、卫星老化严重及通信网络庞杂等，都将成为美军太空作战的软肋。
1.对太空资产的依赖度高
海湾战争开始，卫星几乎在每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依赖太空系统。GPS系统为美军所有的精确制导武器提供精确定位和精准授时，并让船只、飞机和地面单位知道它们在战场上的位置；侦察卫星为美军大规模轰炸目标的选择提供决策支持；预警卫星监测对手的导弹发射，成为美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美国整个武器系统已经严重依赖卫星，卫星成了美军作战网络的主节点。如果遭到反卫星武器的摧毁，美军的信息优势将不复存在，先进的武器会瘫痪，快速反应能力将丧失。
2.太空攻防作战的不对等性对美军的影响更大
2019年3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印度成功进行了首次反卫星试验，使印度成为继美国、俄罗斯等国之后第4个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国家。以现有卫星和反卫星技术对比看，攻击比防御容易实现，太空中美军可被攻击目标远多于其他国家的太空目标，这种易攻难防的不对称性是美太空力量的短板之一。
造价方面，由洛·马公司制造的先进极高频-4（AEHF-4）通信卫星造价18亿美元，一颗“锁眼”（KH）卫星造价也达数十亿美元，而一颗反卫星导弹价值仅仅几百万美元。太空攻防两端价值的不对称性，加剧了美军对太空资产损失的担忧。
3.军事航天力量地位不突出
美国国会众议院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美国国家太空研讨会上曾公开指出：美国的军事航天力量建设获得的重视程度与其战略地位不相称。美国的军事航天力量主要归属空军管辖，部分太空作战力量隶属海军航天司令部。虽然美国空军多次强调对军事航天发展的高度重视，但实际上，军事航天力量建设获得的经费投入不仅与其他军兵种的建设经费相去甚远，在空军内部也不是重点。根据空军现有预算规划，到2021年，空军用于研发和采购的总预算投资将较10年前增长30%，而航天研发和采购的总预算却将下降23%，可见航天并非空军投资重点。
此外，在空军内部航天专业人才晋升渠道受限。2017年共有37名空军军官从上校晋升为准将，其中67%是飞行员，而没有1人从事航天专业，这不仅反映了军事航天力量在空军当前力量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得到的重视程度，而且对于吸引和培养航天专业人才，加强太空作战力量建设非常不利。
4.在轨运行卫星老化严重
2018年5月，美国太空联合功能组成司令部（JFCC SPACE）司令对众议院称，美国国防部的天基GPS系统老化严重。与其他军用卫星星座一样，GPS星座中有的卫星已超过设计寿命，只有部分能力还在运行，有的只剩单个关键部件尚未失灵。
目前，美军在轨运行的卫星很多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研发的产品，现有卫星星座很多是多个年代产品共存，使用统一架构，接口向下兼容。这种模式的缺点是系统复杂，新老设备共存影响新设备、新技术性能的发挥。
庞杂的通信网络点为无线电和网络攻击提供更多可能。与反卫星武器一样，网络武器可以破坏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攻击现代军队所依赖的信息，从而在战斗中创造决定性优势。在网络攻击中，美国具有最强的攻击力，但是其也承认美国处于最透明的玻璃房内。任何国家都无法确定其军事网络是否能够抵御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他国发起的针对美国军方网络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可能会暂时削弱华盛顿的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
美军战时会启用大量商业卫星进行战场侦察。根据单边或多变的共同防御条约，战时美军还会调用盟军的太空资源。这些太空装备的地面控制节点都有与互联网的接口，同时美国及北约的指挥控制系统严重依赖这些卫星系统传送的关键信息，因此极易受到网络攻击，造成武器系统混乱，损害威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