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我来说，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思想探索之旅，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历经约十年的过程之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献资料无疑给了我很多思想启示，也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我特别从阅读以下四类文献中，获益良多。

第一类文献是英国学派的著述。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学者在探索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历史的时候，对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研究成果。于1959年成立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并讨论了“文明标准”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以及杰弗里·哈德逊等人，都在他们的相关著述中把中国当作思考现代国际社会缘起与扩展的重要分析个案或者参照物。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还发表了与中国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最经典的研究成果有两项。第一项成果就是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联合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5]，该书有两章分别专门论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其作者是江文汉和科拉·贝尔。第二项成果就是布尔的华裔学生江文汉所出版的研究专著《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1984）^[6]，该书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本和暹罗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它迄今为止还是该问题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1985年，赫德利·布尔去世之后，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不复存在，但英国学派的理论探索并没有结束。此后，英国学派学者在思考国际社会变迁的时候，依然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个案。冷战结束以前，英国学派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约翰·文森特的《人权与国际关系》（1986）^[7]。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派学者发表的专门论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或者涉及该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张勇进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年》^[8]（1991）、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历史比较分析》（1992）^[9]、大卫·阿姆斯特朗的《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1993）^[10]、张勇进的《1949年以来的国际社会中的中国》（1998）^[11]、巴里·布赞和罗斯玛丽·富特主编的《中国重要吗？》（2004）^[12]、伊恩·卡拉克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问题》（2005）^[13]、安德鲁·赫里尔的《论全球秩序》（2007）^[14]、伊恩·克拉克的《国际合法性与世界社会》（2007）^[15]、铃木章悟的《文明和帝国：中国和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2009）^[16]，以及铃木章悟和张勇进等主编的《近代世界早期的国际秩序：在西方崛起之前》（2014）^[17]等。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书中所用的“国际社会”“文明标准”“新文明标准”等概念均来自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与此同时，我也从阅读与英国学派有一定关联性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著作^[18]中获益匪浅，书中出现的“国际规范”概念便是借用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者。

第二类文献是除了英国学派作品之外的其他国外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相关著述，这类著作的数量很多。在我已阅读过的此类文献中，数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作品（包括专著和编著，其中大多已经被译成中文）最多，它们给予我的思想启迪和知识养分也最为丰富。我之所以对费正清的作品情有独钟，除了他的作品享誉国际学术界之外，也和我本人曾经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访学一年（1999—2000）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那时我经常逛哈佛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买过多本费正清写的英文原版图书。我阅读过的费正清作品包括《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4，1979）^[19]、《被认知的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1974）^[20]、《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1985）^[21]、《中国：传统与变革》（1992）^[22]、《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1994）^[2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8）^[24]、《中国新史》（1998）^[25]、《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2000）、^[26]《美国与中国》（2000）^[27]、《观察中国》（2001）^[28]、《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2010）^[29]等。其中，费正清教授有关“冲击—反应”关系的论述给我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尽管我并非完全认同它。除了费正清的作品之外，我也读过其他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其中包括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63，2000）^[30]、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9）^[31]、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32]（1999）、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2000）^[33]、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与世界》（2001）^[34]、何伟亚的《怀柔远人》（2002）^[35]、康灿雄的《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2007）^[36]、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2008）^[37]、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2008）^[38]、邓勇的《中国争取国际地位的奋斗》（2008）^[39]、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10）^[40]、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2012）^[41]、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2012）^[42]、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2013）^[43]、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的大国》（2013）^[44]、金容九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2013）^[45]、夏伟和鲁乐汉的《富强之路——从慈禧开始的长征》（2014）^[46]、柯庆生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塑造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2015）^[47]、魏斐德的《中华帝国的衰落》（2017）^[48]等。这些学者的研究作品，大多是从他者的视角看中国的对外关系，并给我以启示。(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类文献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首先，我看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专著，其中包括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49]、王立诚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1991）^[50]、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51]、戴逸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1999）^[52]、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2000）^[53]、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2000）^[54]、蒋梦麟的《西潮·新潮》（2000）^[55]、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2004）^[56]、陈永祥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2004）^[57]、陈廷湘和周鼎的《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2008）^[58]、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2008）^[59]、李兆祥的《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2008）^[60]、臧运祜的《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2010）^[61]、谢俊美的《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2011）^[62]、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2015）^[63]、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2017）^[64]等。其次，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著作也涉及相关主题，其中包括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2003）^[65]、李扬帆的《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2005）^[66]、秦亚青等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2009）^[67]、王逸舟和谭秀英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2009）^[68]、陈琪和刘丰主编的《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2011）^[69]、赵可金的《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2012）^[70]、李扬帆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2012）^[71]、张蕴岭的《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2013）^[72]、阎学通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13）^[73]。最后，是中国外交史或对外关系史教科书，其中有一些是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就看过的。这类的教科书包括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1988）^[74]、王邵坊的《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1988）^[75]、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88）^[76]、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1990）^[77]、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993）^[78]、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94）^[79]、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1995）^[80]、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2000）^[81]、牛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2010）^[82]、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2012）^[83]等。这类著作大多体现了中国的视角，这也正是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的分析视角。

第四类文献是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参与者或亲历者的文集、回忆录、传记等，它们提供了很多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鲜活史料。如保罗·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82）^[84]、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1983）^[85]、伍修权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1983）^[86]、王炳南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1985）^[87]、刘晓的《出使苏联八年》（1986）^[8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89]、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91）^[90]、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1991）^[91]、汪东兴的《汪东兴日记》（1993）^[9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93]、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94]、容闳的《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2003）^[95]、颜惠庆的《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2003）^[96]、钱其琛的《外交十记》（2003）^[97]、马戛尔尼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2006）^[98]、黄华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2007）^[99]、凌青的《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2008）^[100]、唐家璇的《劲风煦雨》（2009）^[101]、杨公素的《沧桑百年——杨公素回忆录》（2011）^[102]、乔治·马戛尔尼和约翰·巴罗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2013）^[103]、施肇基和金问泗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2016）^[104]、蒋廷黻的《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2016）^[105]等。这些中外关系参与者或亲历者的著述，给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

当然，除了上述四类文献之外，我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文献，包括众多的期刊文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