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
最后，中国同样以积极主动和建设性态度参加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参与构建本地区新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或地区）合作成为一种强势的发展趋势。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地区主义时代”[66]，或者“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地区组成的世界”。[67]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开始出现多种地区多边合作形式以及地区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构建，这体现在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扩大的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东亚峰会等的创立上面。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地区多边合作与地区一体化进程，其对外行为和国内发展都难以摆脱这一进程的影响。[68]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就以十分积极的态度介入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并且参加“东亚共同体”的构建。[69]进入21世纪，中国的此种热情有增无减，发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大约从2003年开始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70]这也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新面貌”，还有中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中的“新国际主义”。[7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盟+3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多边国际制度，或者说是东亚地区多边国际制度结构中的一根支柱。中国十分重视这一多边合作制度，并且在2002年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90%以上的贸易产品的关税为零，共有19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入口”。[72]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东盟+3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包括金融合作。比如，2008年，10+3国家决定建立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库，2009年又将其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这实际上就是东亚货币基金的初步构想，旨在实现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和资金合作。东盟+3会议还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包括倡导召开东亚高峰会议，并获得中国的支持。作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2005年12月，第一届东亚峰会（EAS）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顺利召开，中国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之一。此外，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11月联合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布了解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中国海争端的基本原则（航行自由、自我克制、建立信任、海上合作），这是中国与东盟制定有关解决领土争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行为规范的一个尝试。2011年7月，中国外长与东盟外长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导方针达成了一致。此后，中国与东盟就制定《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展开协商。(https://www.daowen.com)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东北亚地区新近出现的一种区域多边合作制度。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源于从1999年开始的10+3会议期间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该早餐会后来发展为从2008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在10+3框架之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三国领导人在2009年的北京会议上决定加快推进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签署投资协定，并同意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主要由于中日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的争端，2013和2014年，中日韩首脑会议没有召开，但是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之中。2014年11月，中韩率先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次年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11月，中断两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得以恢复并在韩国举行，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要加快中日韩FTA协定谈判。2016年6月，第十轮谈判落幕，中日韩FTA进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人员交流谈判的“深水区”，意味着三国FTA谈判步入实质阶段。2011年，在韩国成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这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常设机构。
作为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10月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意向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支持。[73]其目的在于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升级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74]中国的倡议迅速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相关谈判随之展开。2014年9月，21个有意成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国家代表在北京就《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草案终稿达成协议，次月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此后更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俄罗斯等非亚洲国家。2015年6月，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亚投行协定》，在该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之后，《亚投行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的出资比例为75比25，中国认缴股本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是亚投行创始阶段的第一大股东，但此后中国的股份和投票权会逐步稀释。[75]作为新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从筹建之日起就表明了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框架内推进多边合作的立场，强调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共同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一体化进程。[76]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作为亚投行倡议方，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即将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77]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参与和推进主要包括东亚国家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也面临着来自本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国家的压力与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一些近邻对中国怀有疑虑和戒心，有人甚至担心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恢复。比如，在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就有东盟学者认为：“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中国通过‘早期收获计划’，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其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78]特别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东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升温，被认为是中国“强势”的后果，增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与防范。为了平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增长，一些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与域外大国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希望美国重视本地区事务，制衡中国的崛起。
与此同时，自从2009年奥巴马当政以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目的，推行以应对中国崛起为重要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介入并影响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包括主导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挑拨和利用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属于外部大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扩大的一种制衡反应。王帆指出：“举凡中国倡导的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中韩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海峡两岸不断发展的经贸合作，均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对这一地区规则制定权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新规划TPP的直接挑战。”[79]在此背景之下，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和严峻挑战”。[80]2015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参加TPP谈判的12国达成基本协议，这被认为是一个高门槛设计、意欲将中国排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81]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明确表示，美国要推动达成TPP协议，是为了不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地区规则。2016年1月，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不无得意地指出：“我们组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开放市场，保护劳工和环境，推进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中国并没有在这一区域建立规则，我们通过TPP做到了。”[82]当年2月4日，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部长参加了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字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协议的签署表示了祝贺，并声称“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83]然而，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此外，美国也曾对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采取抵制态度，后来不得不调整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