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文明标准”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更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和积极主动，并且努力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这充分证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对外观念和行为以及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际体系的建设者”。[84]在2012年7月7日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85]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很少有人再把中国视为一个“革命国家”，也没有很多人明确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势力的组成部分。相反，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充当世界政治中的“负责任大国”的愿望以及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意愿。也有西方学者承认，中国对国际人权规制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比如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86]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甚至称中国应当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87]
然而，有些西方人士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挑战西方的前景依然表示出某种程度上的担忧。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种种忧虑，与他们习惯把非西方国家视为“他者”中的一员、担心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思维定式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按照英国学派的叙事，当今全球性国际社会是欧洲国际社会扩展的结果，其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或者“文明标准”，也是由欧洲国际社会发展而来的，并且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一直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假如不进一步发生西方希望看到的变革和符合西方阐述的“新文明标准”，则可能会继续被看作是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势力的组成部分，或者被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的潜在问题国家。这是因为，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现代性模式，而且认为自己的模式具有普遍性，因而会挑战西方现代性的榜样与中心地位。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的：“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即使发展千年或更久，还会始终认为自己具有普遍性，自己是世界中心，认为自己实质上代表着全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88]不仅如此，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由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实力地位，西方国家无法通过施压来迫使中国改变自己的行为。一位学者指出，西方曾经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观念，但是今天的中国难以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这一观念。[89]另一位学者同样认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西方不敢，也无力逼迫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但中国自愿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儿。[90]
在21世纪初，国际上（主要是指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不绝于耳。中国正在崛起，这已经成为许多西方观察家的共识。但是，对于崛起的中国到底是国际社会中的维持现状国家，还是革命国家或者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崛起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西方世界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还是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观察家们却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分析家习惯于从所谓中国的“中央王国”意识和“百年国耻”心理，来判断一个崛起的中国之未来行为方式，十分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让世界面临新的“黄祸”威胁，面临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91]更多西方观察家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可能受到严重的挑战。一位英国学者预言，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它只接受国际社会中的某些制度，但是抵制其他一些制度，甚至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制度。[92]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明确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一起列为致力于复仇和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大国”。[9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担心，“中国开创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构想，也可能会慢慢浮出水面”。[94]但是，也有西方学者相信可以让中国继续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在2008年初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后果。他指出，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时代行将结束，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将被东方日益占上风的秩序所取代。这位美国观察家给美国政府的建言是：“当面对上升中的中国，美国应该记住，它对西方秩序的领导权让它有权塑造中国将做出重要战略抉择的环境。如果它想保留领导权，华盛顿必须努力加强支撑那种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让它更容易加入，更难被颠覆。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围绕这句格言：‘通往东方的路贯穿西方。’它必须尽量加深这个秩序的根基，鼓励中国融入而不是反对这个秩序，提高这个体系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后仍可继续生存的概率。美国的‘单极时刻’不可避免会结束。如果把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美之间的斗争，那么中国将拥有优势。如果把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国和一个复兴的西方体系之间的斗争，那么西方将取得胜利。”[95]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发达国家对中国对资源和能源需求剧增导致价格的暴涨之担忧，中国一些周边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导致中国在领土争端中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的持续恶化表示忧虑等。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因素，中国很容易继续被西方国家视为“他者”中的一员，在不同程度上被看作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问题国家或者潜在问题国家。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关注所谓的中美“权力转移”问题，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美国战略家阿伦·弗里德伯格就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纵观历史，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很不稳定，甚至常常诉诸暴力。已确立地位的国家倾向于把自己当成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它们帮助创建了这种秩序，也正是从这种秩序中它们继续获益；新兴国家则感觉受到现状的束缚甚至欺骗，并且奋力反抗这种秩序以获取它们认为天经地义该得到的东西。这些由来已久的模式在今天的中美行为中依然非常明显。”[96]陈健指出：“从最近几年的状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努力扭转，中美关系有滑向旧式大国对抗冲突的危险。”[97]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否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比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并不会相互攻击对方，这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完全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美国的强硬派一直以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来分析中国崛起对于大国权力格局的启示。他们认为，所有的崛起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追求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不惜发动战争，为此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十分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这一论断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我的研究就表明，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都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中的大国。这对于试图获取霸权的主导大国和寻求大国地位的崛起国家而言，是一个理性的策略。”[98](https://www.daowen.com)
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威胁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被认为没有适应国际规范的变迁，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已经形成的或者正在形成中的“新文明标准”。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崛起的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大国，它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结构以及国际社会的规范变革表示不满。[99]这正是本书下面拟详尽分析的问题。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论述的，国际规范就是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规则或游戏规则，是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实际上也就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标准”，而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文明标准”的制定者、解释者和裁定者，并努力使之具有普遍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文明标准”或国际规范就是主要由西方国家构建的社会事实。国际规范一直处于变迁过程中，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其内涵一直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变迁的过程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和塑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明确提出和论述“新文明标准”这一概念，[100]以此解释正在发生的国际规范变迁。虽然所谓的“新文明标准”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有限主权、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环境主义等被很多人视为“新文明标准”的重要内容，其中人权和民主往往被视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01]根据源于西方的“文明标准”和“新文明标准”来判断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之性质与地位，一些非西方国家就可能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不够“文明国家”，甚至可能被看作是“无赖国家”（rogue state）。
在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以及一些非西方国家人士）眼中，正在崛起的中国，尚未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国际社会“新的行为标准”或“新文明标准”，因而可能会对西方构成挑战。中国被认为固守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旧的“文明标准”，不情愿接受已经变化了的国际行为规范或者“新文明标准”，从而导致其在全球性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地位至今还受到质疑。张勇进就指出：“然而，即便是在21世纪初，中国作为全球性国际社会完全成员的地位依然受到质疑，因为许多人怀疑中国接受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之诚意与意愿。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的规范发生了变化，人权和民主化成为政治实践中的日常事务。而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一直强烈抵制这种规范变化。当世界似乎正在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时候，中国则坚定地捍卫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02]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认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倾向于坚持旧的主权与不干涉规范，但它们要想成为大国俱乐部的成员，必须承认国际社会变化了的规范，即符合新的“文明标准”。[103]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西方分析家在努力思考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让中国、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融入把民主和人权当作全球普遍行为标准或者新的“文明标准”之“自由连带主义国际社会”（liberal solidarist international society）问题。[104]2008年初，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里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如何将中国融入国际制度，从而使之不损害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105]但是，美国学者米德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国家”绝不会接受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们想迎来一个由帝国和诸侯所占据的“新威斯特伐利亚时代”。[106]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担心“更为民主的中国很可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107]
迄今为止，中国在人权、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环境主义等“新文明标准”上都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特别是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值得指出的是，西方所理解和倡导的人权规范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此它和民主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