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民主规范
如前所述，在西方语境中，民主和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主往往被视为保护人权的制度保障，作为人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政治权利则确保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和人权一样，民主也被视为“新文明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有西方学者指出：“对西方人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管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看民众是否有普选权，以及该国是否存在多党制。”[133]
中国从不否定民主规范的重要性，并且把发展与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正如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134]2014年9月，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举行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他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35]也就是说，中国并不否认民主的重要性，更不反对民主规范，但是中国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与西方有所不同。实际上，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界定民主概念的时候，往往强调“善治”（good governance）和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而非西方民主理论家所强调的普选制、法治、政治自由等，东亚的“非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以及表现往往比“民主政体”更好。[136]
然而，当今的中国由于其历史传统以及现行政治制度，在国际社会中往往被视为一个非民主的、专制的国家，按西方的标准属于一个问题国家或者潜在的问题国家。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一样，其政治传统依然是威权主义的，它与西方的民主传统形成鲜明对比。[137]今天，在西方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依然常常出现“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极权国家”等词汇，体现了很多西方人判断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之思想偏见。这无疑属于意识形态或观念问题，也属于“新文明标准”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在于西方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倾向于认为单一的而非多元的世界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冷战后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政权性质，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国际社会中的“非我族类”，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政治和经济上）还很不够，它还只是处于国际社会同心圆的外环。[138]很多西方人士担心一个正在崛起的、“非民主”的中国，可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构成挑战。2007年1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邓·布鲁门撒尔（Den Blumenthal）发表文章指出：“可能中国打算在国际体系内成长，但只是不喜欢国际体系中大部分由美国来制定的规则。可能当中国足够强大，它会建立更符合它喜好的新规则。”[139]2007年圣诞节前夕，对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进入美国，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惊呼“圣诞节是中国制造的”，并由此联想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受到挑战。他指出：“为了向其他国家要石油、要他们为我们的债务提供资金，美国正在迅速丧失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圣诞节是否中国制造’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恢复那些令我们成为一个强国——一个让世界钦佩、尊重、仿效的大国——的准则和价值观。这不是圣诞老人能给的礼物，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完成。”[140](https://www.daowen.com)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并非中国一家，但西方国家似乎最关注和担心中国的崛起。例如，西方很多人对中印崛起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实际上采取了双重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则属于“非民主”国家。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印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在中国，民主仍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141]美国评论家卡普兰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印度民主制度的喜好，以及对所谓中国“威权”体制的不屑：“我解释一下：我非常看好印度，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表现出了足够的弹性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地方混乱局面，这一点是中国威权体制无法望其项背的。归根结底，印度民主是一种温和主义力量。”[142]在西方，甚至是在联合国，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经常受到指责，而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则常常被赞扬，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43]也从来没有点名批评过印度的人权状况，但中国则“榜上有名”。其实，印度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有共同点。印度在人权问题上，主张推进人权应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认为最根本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问题优于民主和人权，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利用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从而损害别国的主权和统一。[14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印两国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的不同引起的，而后者更接近西方。印度被西方普遍认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政权”，[145]因而民主制度为印度带来了良好的崛起环境。[146]正如马丁·怀特所说的，西方国家总是把国际体系中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安排或政府结构，当作国际合法性的一个原则。[147]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到了中国由于不是“民主国家”，和印度相比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很多亏：“我在这里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印度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还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就是沾了‘民主国家’的光，无论什么时候国际舆论都是站在它那一边的，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如此，在经济竞争中也是如此。”[148]实际上，印度政治家也常常拿民主和人权说事，以证明印度比中国强。比如，2009年11月，印度总理辛格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声称，尽管中国发展速度快于印度，“我总是相信，还有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为重要的价值”，其中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尊重法治，以及尊重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权利”。他还指出，民主国家所推行的政策“一定会比非民主国家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改革政策要有效得多”。[149]2012年底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公开呼吁，日本应与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相抗衡。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所造成的最大难题并不是中国缺乏民主，而是中国的“中央王国”心态。正如马丁·雅克所说的：“西方对中国的评论，错就错在太过于关注中国的政体、民主的缺失、共产党政府以及所谓的军事威胁等问题。事实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真正挑战很可能是文化上的，正如我们之前讲到的‘中央王国’心态。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最大难题并不是民主的缺失，而是中国会如何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差异。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同样也会以崭新的方式来展现其实力……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150]他进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国有可能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一旦有机会，中国也许希望恢复过去长期被神圣化的外交传统，即除了不能给予平等地位，其他方面对各国一视同仁，并要求它们臣服于中国。”[151]但是，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并无强烈意愿向外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美中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两国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但美国把它独特的力量和优点看成是可供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而中国则把它的力量和优点看成是难以被其他国家仿效的中国特色的明证；美国希望其他国家都变得像美国一样，中国则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变得像中国一样。”[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