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迷信与狂热

最好的东西一旦腐败就变成最坏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一句至理名言；有很多事例都能证明这一点，比如，正确的信仰一旦腐败，就会形成迷信与狂热，造成恶劣的影响。

这两种错误的信仰虽然同样有害，但本质却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人常怀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与忧虑心理，它可能源于个人或公共生活的不幸、身体的病弱、精神的忧郁，甚至源于这一切祸不单行。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从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中，出现了无限的、未知的邪恶事物。恐惧一旦没有实际的目标，加上人的思想又容易形成偏见，并且一意孤行，最后，人们就会找到一些想像的事物，并认为它们拥有无边的邪恶力量。由于这些敌人完全不可见、不可知，人们就采取一些不可理喻的制服它们的做法。在各种仪式、庆典、苦修、牺牲、供奉活动中，甚至在任何现实活动中，这类做法比比皆是。无论其多么荒唐、多么琐屑，愚人或者无赖之徒都极力向盲信而胆怯的人们推行之。因此，软弱、恐惧、忧郁，再加上无知，是迷信的真正源头。

但是同样不可理喻的是，人的思想还有一种狂妄自大的倾向，它源于人们事业的成功、身体的强健、精神的强大，或者源于刚愎自用的天性。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的想像力无限膨胀，整天胡思乱想，连天上的美景与享乐都不在话下。任何凡间俗物都不值得他们关注。他们的全部乐趣只在于那不可见的精神领域，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放纵地在想像中恣意驰骋；或许这才是最适合他们当前的趣味与性情的事情。于是，出现了狂喜、迷幻，以及奇异的欢乐思绪。另一方面，自信与狂妄又助长了这种迷狂，使它们愈加不可理喻，似乎超越了我们一切通常的感知能力的范围，到最后，这种迷狂被附会成他们所信奉的对象——神灵——的直接启迪。很快，这位被启迪了的人认为自己成了神的特定宠儿；一旦迷狂到这一步，这个人就达到了狂热的顶点，任何奇思怪想都能被他神圣化，人的理性，甚至道德都被视为误导而一概摒弃。这个狂热的疯子盲目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付出去，交给想像中的精神堕落，以及那种自上而下的启迪。因此，希望、骄傲、臆断、丰富的想像力，再加上无知，是狂热的真正源头。

这两种信仰错误可以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谈它们对政府与社会的不同影响。

我想到的第一点就是，迷信有利于僧侣权势的增长，而狂热甚至与真正的理性与哲学一样，不利于僧侣权势的增长。迷信建立在恐惧、悲痛、精神沮丧基础之上，给人带来的是一幅消沉的画面，使人觉得自己不配感知神意，最后只能求助于他人，认为他人更圣洁（其实可能更无耻、更狡诈）的生活才堪称配得上神的恩宠。迷信的人信任他人，将自己的祈祷、心愿以及牺牲都托付给他人，觉得自己冒犯了神，他人能替自己请求神接受自己的央求。这样就出现了牧师；其实，牧师是胆小与怯懦的迷信者的发明，他们缺乏自信，不敢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是无知地想着牧师会把自己引荐给上帝——牧师是上帝的朋友和仆人。在所有的宗教中，特别是在那些迷惑性的宗教中，迷信占有很大的成分。因此，除了哲学，没有别的什么能征服这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几乎所有的宗教派别里都存在牧师，迷信成分越高，牧师的威信就越高。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所有的狂热分子都不接受教职人员的摆布，他们蔑视形式、仪式和传统，在自己的信仰上表现出极大的独立。贵格会[1]是最狂热的教派，但同时也是迄今所知最天真的教派，或许，还是唯一一个不承认牧师的教派。在英国的所有教派中，独立教[2]在狂热与不受牧师束缚方面最接近贵格会。长老会[3]其次，它在这两方面也很突出。总之，我们的这种发现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并且似乎也以推理为基础，因为我们知道，狂热源于人的狂傲自大，狂热分子总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接近神，而无需任何人为的中介。那些人的痴狂如此强烈，甚至觉得自己通过冥思和内心交流就真的通达上帝，并因此忽略一切外在的仪式与典礼。而在迷信之徒的眼中，牧师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狂热分子将自己献给神，由此为自己赋予神圣的品格，认为那胜过任何形式、任何礼仪制度所能赋予的一切。

对于这种信仰错误，我的第二个想法是，相比带迷信色彩的宗教，带狂热色彩的宗教在发轫之处都比较暴烈，但后来就慢慢变得更温和、更中庸。这种信仰上的暴力，当受到新奇事物的激发，以及敌对力量的刺激时，便表现出五花八门的形式，如德国的再洗礼派[4]、法国的新教[5]、英国的平等派[6]等狂热教派，以及苏格兰的“盟约者”[7]。宗教狂热以强大的精神为基础，以狂傲自大为特色，自然容易寻求极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它狂热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用上帝的启示，用对理性、道德与审慎等普通原则的蔑视，去蛊惑狂热的信徒。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严重混乱，都是由狂热导致的。但是，它就像雷电和风暴，在短时间里极度宣泄之后，留下的是一片更加清澈而平静的天空。当第一把狂热之火燃尽后，一切狂热教派都自然陷入对神圣事务的空前疏忽与冷漠，他们中再也没有什么人拥有足够的权威，依然一心支持宗教精神。没有什么宗教仪式、活动以及关于神的思考会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以确保那些神圣原则不被淡忘。一方面，迷信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潜入进来，使人们变得服帖顺从，地方长官能接受它，人民似乎也不反感它。到最后，教士树立起牢固的权威，成为人类社会的乱臣暴君，引发无尽的论争、迫害与宗教战争。罗马天主教获取权力的过程是多么顺利，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它又使全欧洲陷入多么可怕的混乱。另一方面，我们的非国教信徒们，以前是危险的独断分子，现在变成了十分自由的理性人；贵格会似乎开始接近自然神论[8]在这世上的唯一正规派别——士（the literati），或中国的儒教（Confucius）[9]。

我在这方面的第三点看法是，迷信是公民自由之敌，狂热是公民自由之友。迷信使人在牧师的专擅下呻吟，而狂热能瓦解一切教士权力；这就是我作此思考的充分理由。不用说，狂热者虽然有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缺点，但天然地伴随着一种自由精神。相反，迷信却使人顺从而卑贱，最后只适合去做奴隶。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内战时期，独立教信徒与自然神论的信徒虽然大多反对彼此的宗教原则，但在政治原则上却能统一起来，对于共和国同样满怀热忱。辉格党与托利党诞生伊始，辉格党的领袖们有的是自然神论者，有的是自由信仰者（latitudinarian）。也就是说，他们赞同宗教宽容，对任何基督教派一视同仁。而各种带有狂热色彩的宗教派别，都无一例外地支持辉格党，拥护公民自由。而具有迷信色彩的高教会托利党人与罗马天主教信徒则长期联合，共同支持大主教与国王的权力，只不过辉格党的宽容精神后来在实践中与天主教的普世精神相融合。

在法国，摩里纳派与詹森派一直互相攻讦，那些无聊的争端不值得后人思考。[10]但是，两派的原则分歧在于它们不同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倒值得关注。摩里纳派听从耶稣会士（the jesuits）的操纵，是迷信之友，墨守外在的宗教礼仪与成规，拥护教士的权威，主张回归传统。詹森派是狂热的信徒，极力提倡强烈的奉献精神，注重内心生活，很少受权威的支配；换句话说，他们是半个天主教徒。后来的情况恰好地验证了我这里的推论：詹森派是人民的暴君、宫廷的奴婢；而摩里纳派保存了热爱自由的星星之火，在法兰西民族后来的历史中不断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