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其人
这里从来没有哪个人，其人其事像这位大臣这样受到如此认真、如此公开的议论。这位大臣长时间地治理着一个有教养的、崇尚自由的民族，一直身处巨大的压力之中，评论他的文章充梁塞栋，有的称赞，有的抨击，这个国家近20年来出现的这类文章，半数以他为主题。出于为我们的国家考虑，我希望，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方面的议论，都应该采用这种判断力和这般不偏不倚的姿态；唯如此，方能存信于子孙，方能向世人证明，我们的自由乃是服务于良好的意愿，至少一度如此。我唯一担心的是，我的评判难以超越前人。若真如此，这篇文章就该被付之一炬。这方面的文章已经成百上千，它们也都消散了，成为废纸一张。有时候，我不免安慰自己，我想像，下面要讨论的这个人物将来会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大不列颠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他很能干，但不是天才；他性情温厚，但谈不上道德楷模；他立场坚定，但不够宽宏大量；他中庸，但不搞平均主义。[2]一方面，他的德行并没有抵消恶行。他本是绅士般的朋友，而不是尖酸的敌手；但他又总有恶行与这一德行相伴随。另一方面，虽然有邪恶就有征服邪恶的美德，但他的邪恶并没有因美德而得到补偿。他没有万贯家产，但并不因此变得节俭。这个人的个人角色要比公共角色好。在个人方面，他的善行大于恶行，他的财富多于声誉。但在公共场合，他的很多品格招致憎恨。他才干出众，却难逃讥讽。要不是身居显赫，他可能更受人尊重，可能更让人觉得堪当重任。在任何政府部门里，他更适合做副手而不是做一把手。他的内阁更有利于他的僚属，而不是有利于公众；更有利于当时的人们而不是有利于子孙；更蒙害于坏的先例，而不是蒙害于时人的不满。在他的时代，贸易繁荣，但自由式微，学识倾颓。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爱戴他；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憎恨他；作为一个不列颠人，我对他的没落心怀窃喜。不管我处在国会的哪个院里，我都会投票把他逐出圣詹姆斯宫；但同时我也高兴地看到，他退位后回到霍顿庄园[3]，安逸地度过余生。
[1]［本文初版于《道德与政治学论文集》（January，1742，in Essays，Moral and Pohtical，vol.2）中。当时，身为国王第一大臣的沃尔波尔处境艰难，他的党派在1741年选举中只赢得了很小的多数优势，他的内阁也由于外交事务受到严重的抨击。1742年2月初，他被迫辞职。之后，他退休，以牛津伯爵的身份进入上议院。在一份宣传这本《道德与政治学论文集》的材料中，休谟写道：“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数月之前被迫辞职，彼时这个大人物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我必须承认，当前，他看上去在走下坡路。我幸灾乐祸地思考他这个人，并且怀疑，每一个地道的不列颠人都对国务大臣怀有天然的憎恶，这种感情也激发了我对他的某种偏见。公正的读者——如果有的话；或者子孙后代们——如果他们能记得这件陈年往事的话，都一定会纠正我的这一错误。”在一本收录了休谟1748年至1768年写作的论文的文集中，关于沃尔波尔的文章（沃尔波尔已于1745年去世）只出现在一篇题为《政治可以成为科学》（“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文章的脚注里。这个文集1770年问世。休谟作的这个脚注是这样开头的：“关于这里提到的这位著名大臣，笔者的意见如何呢？我们可以读一篇文章，它收录于此前的别的论文集中，题目是《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其人》。”在脚注的最后，休谟又补充道：“笔者高兴地发现，当憎恨之情减退，中伤之词减弱时，整个国家几乎又恢复了对这个重要人物的温和态度，只不过还谈不上喜欢他，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不反对人类那些善待逝者的情感；只是禁不住会想，对于这个人来讲，没能多多地偿还公债，是他漫长任期内一项、唯一的一项大错。”］
[2]［Moderate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not equitable in engrossing it.］
[3]［Houghton Hall，沃尔波尔在诺福克（Norfolk）的乡村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