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论中等生活

下面寓言所讲的道理不言而喻，无须我再作解释：一条小溪与自己的老朋友——另外一条小溪——不期而遇，用傲慢和轻视的语调大声对它嚷道：“嘿！老兄，你怎么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浅，那么慢！你见到我不感到羞愧吗？你看看我，不久前还和你一样，现在我成一条大河了。只要可爱的雨下个不停，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与多瑙河、莱茵河不相上下了。雨喜欢我的河岸，却懒得理你。”“没错，”小溪谦卑地答道，“的确，你现在涨成一条大河了。但我觉得，你现在变得多少有点狂躁、浑浊了。我满足于自己的浅和纯净。”

我不想评论这则寓言，只想借它比较一下生活的不同状况，劝导我的那些生活在中等水平中的读者们学会知足，懂得那一切原是最适合自己的。现实中，大多数人都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他们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某种哲学打动的人。因此，所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都主要是讲给他们听的。大人物们耽于享乐，穷人们只顾为生计奔波，他们都无心倾听平静的理性之声。从很多方面看，中等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特别是，过中等生活的人有充足的闲暇，能够思考自己的幸福，能够从比较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那些高于或低于自己之人的生活状况中，收获新的快乐。

亚古珥（Agur）有段祈祷[2]常被人引用：“我之求有二，勿在我亡之前拒我——远离虚荣、远离谎言。勿使我贫穷，亦勿使我富贵，而仅赐我必需之食。我当不以富足而背弃你，竟问‘我主何在？’我当不以贫穷而欺盗，竟辱没我主之名。”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推崇中等生活，因为中等生活最能培养美德。我还要补充说，中等生活还为实践美德提供了最佳机会，为展现每一种我们可能具备的良好品格创造了条件。地位低下者有机会展现的，无非是忍耐、顺从、勤奋和诚实这些美德，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则有的是机会施展自己慷慨仁慈、乐善好施的美德。当一个人身居这二者之间时，他能够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施展前一种美德，在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施展后一种美德。每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道德品格，在他身上都有机会被唤起、被付诸行动。这样一来，只要一个人的好品格不是始终处于沉睡状态、始终不付诸行动，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能感觉到自己的道德进步。

还有一种美德，由于主要存在于同等地位的人之间，因此常被看作是中等生活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是友谊。人们看到，大人物有很多机会为同胞做善事，从而赢得有德之人的友谊与尊重；我相信，这时，大多数人即便再宽宏大度，也容易心生嫉妒。大多数人很难走近自己没什么好感的人，也没必要非得与他们为伍；就像地位低下的人，在表示友好时常会遭到拒绝，哪怕当时他们真的心怀诚意。另一方面，尽管大人物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友谊，他们也不能确定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所表示的友谊是否真诚，因为他们有恩于后者，这使得那些人对他们容易曲意逢迎，而不是心怀善意和感激。已经有人敏锐地指出，我们应该更多地服务他人，而不是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一个人如果对朋友过于苛求，他就处于失去朋友的危境。因此，我愿意过中等水平的生活，这样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就既可以付出，也能够获得。我不能过于骄傲，受不了所有的义务都加到自己这一边；我应该担心，如果它们全都加到别人一边，别人也会因为过于骄傲，要么对那些义务耿耿于怀，要么在与我相处时洋洋自得。

我们还可以说，过中等生活要比身居高位不仅容易获得较高的美德，而且更容易获得智慧与才干；一个过中等生活的人，有更好的机会洞悉人世间的人情世故。他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一切事物在他面前呈现出本色。他有闲暇去观察和思考；有雄心驱使自己建功立业；他深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永远休想出人头地。这里，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说法，它听起来多少有点怪异，那就是，天意使得中等生活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天生资质，因为中等生活所要求人们具备的能力，的确要比高等生活多得多。做一名好律师或者医师，要比做一位伟大的君主具备更多的天资和更强大的才干。且看那些为国君者，不论哪个民族、哪个朝代，谁不是靠出生赢得王位？就拿英国的国王来说，他们有几个能彪炳史册？从当年的“征服者”，到他今天的继位者，细数下来，有二十八位君主，还不包括那些早年夭折的。在这些君主中，只有八位可称为有才干的国君，他们是：“征服者”[3]、亨利二世[4]、爱德华一世[5]、爱德华三世、亨利五世[6]和七世、伊丽莎白[7]和最近的威廉国王。有人说，就普通人而言，二十八个人中也找不到八个人天生就具备做律师或者法官的资质；现在我相信，对于这个说法，每个人都会同意。自查理七世[8]以降，有十位君主统治过法国，这其中还不包括弗朗西斯二世[9]。这些人当中，只有五位被认为是有才干的国君，他们是：路易十一[10]、十二和十四，弗朗西斯一世[11]，以及亨利四世。简言之，人类事务的治理需要不凡的美德、正义和仁慈，而无需惊人的才干。有这么一位教皇，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常说：“我们专心享乐吧，朋友们，世界自会管好它自己。”当然，在某些危急年代，如亨利四世的时代，他的确需要极大的能力。若非具备那位“伟大的君主”般的勇气与才能，他必定被形势所压垮。但是，这种情况毕竟罕见；即便那时，有一半也是时运使然。

一般的职业，比如律师或医师，所要求的才能即便不比更高层的生活领域高，也大体相当。很明显，要想在哲学、诗歌或者其他任何高级的知识领域有所建树，必须有一颗锤炼得更加出色的心灵。一个指挥官需要的是勇气与谋略，一个政治家需要的是正义与仁爱；但一个学者需要的却是天赋与才华。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不乏伟大的将军、伟大的政治家；即便在那些最野蛮落后的民族，这样的人物也常能称雄一时。瑞典尚处于蒙昧状态时，就出现过古斯塔夫·埃里克森[12]及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3]；俄国也出现过沙皇[14]；或许，迦太基出现汉尼拔，也是如此。但是，在英国，只有经过从斯宾塞[15]们、约翰逊[16]们、沃勒（Waller）们，再到德莱顿（Dryden）们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之后，才会出现艾迪生或者蒲伯。从事文艺与科学的才能，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天赋。自然女神必定将自己手中的博大才华对其倾囊相助，而教育与示范必定从其幼年起就对其潜移默化，最后他必定通过勤勉与努力，方臻于完美之境界。没有人会奇怪波斯人中会出现库里汗[17]，但希腊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出现了荷马，一定是一件令人惊叹的奇迹。

一个人纵有军事才华，若无缘指挥之职，其才华也无法展露。在一邦一国，这种机遇很少出现；有缘身居此位者，实为寥寥。在英联邦中，有多少人才干堪比马尔伯勒公爵[18]，但从未晋升为军团指挥。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近百年来，英国只出现过一位弥尔顿，那只是因为，虽然很多人都显露出弥尔顿那样的诗才，但能像这位非凡诗人那样在重大的逆境中施展才华的人，实为寥寥。如果除非先已获“桂冠”（laureat）诗名，否则就不能写诗；那么一万年你都休要指望出一位诗人。

若以天才与能力，而非德性及对社会的用处来评定人的等级的话，伟大的哲学家有资格挑战第一等级，并且一定会被奉为人杰之列。这样的人实属旷世奇才；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或许只有两人堪称此誉，那就是伽利略与牛顿，唯有此两人卓立群雄，无人能出其右。

伟大的诗人有资格挑战第二等级；此类天才虽亦罕见，但终比一等人物较为常见。在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当中，堪称此誉的，在希腊当属荷马，在罗马当属维吉尔、贺拉斯和卢克莱修，在英国当属弥尔顿和蒲伯，在法国当属高乃依、拉辛、布瓦洛[19]和伏尔泰，在意大利当属塔索（Tasso）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

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比伟大的诗人更为罕见。但是，由于演讲所要求具备的才华，以及撰写历史所要求具备的知识有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因此我们不能说此类天才的作品要比诗人的作品更卓越。

言归正传，我发现，中等生活更让人觉得幸福，也更有益于培养美德与智慧。这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我只能舍笔不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