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章的写作

12.论文章的写作[1]

优雅之士不会像动物般生活，他们专注于“精神活动”；这样的人可分为两类：“学问家”和“健谈者”。学问家就是以精神活动为业的人，他们从事的是一项高级的、艰难的事业。他们要有闲暇，还要耐得住寂寞，他们的事业非经长期准备和艰苦劳作不能臻于完善。健谈者是一群爱交际的人。他们对于快乐有着自己独特的趣味，即，他们倾向于较轻松、较温和的思维活动，倾向于关于人类事务以及日常生活责任的浅显的思考，倾向于对身边的具体事物发表评论。一个人在考虑这后一类问题时，孤独是不适宜的：他需要有人陪伴、交流，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恰当的训练。这就使人结成社会，在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自己所能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思想见解，互通信息，交流快乐。

学问家隔绝于健谈者的圈子之外，似乎是旧时的缺陷，但对后来的图书业与社交界都肯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一些交谈话题，它们既适合供我们这些理性生命消遣，又不是源于历史、诗歌、政治，至少不是源于哲学的那些基本原理？是否我们的全部谈话必须是一个接一个的闲谈杂说和无聊评论？是否我们的思想从来就得不到提升，永远只是

不停地闲扯，让人头晕体乏

张三做了这，李四说了那[2]

那只会使与同伴相处的时光变成生活中最无趣、最无益的部分。

另一方面，学问家终日封闭在学院之内、斗室之间，他们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终致学问也成为一大败笔。这意味着，我们所称的“美文”（Belles Lettres），其实全都是十足的粗制滥造之物，因为它们出自那些不懂生活、不懂礼俗之人的手，那些人无法通过与人交谈获得思考与表达的自由与能力。在这种沉闷孤陋的研究方式下，甚至连哲学也颓败了，其结论多为空想，其表述的方式方法也令人费解。实际上，只有在日常生活与交谈中，人们才能获得经验，但这些人在其推理中不参考、不寻求这些经验，你还能指望能从他们身上有所收获吗？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如今，文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丢弃了扭捏害羞的心态，不再远离大众。同时，大众也以从书籍中选取自己喜爱的话题为荣。学问家与健谈者这两个圈子开始愉快地联合；可以期望，这种联合还会进一步使双方受益。我知道，要实现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我写作这些能让大众喜爱的文章更有益的了。据此，我不禁认为，自己好比一位从学问王国派往交际王国的居民或大使，两国唇齿相依，促进它们之间的交往是我不懈的职责。我会将社交圈里流行的所有智慧传给学问家，也会努力把我在自己的王国里发现的、我认为适合的东西，传递给社交圈使用和消遣。我们无需猜忌这场贸易是否平衡，我们在保持双方贸易平衡方面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双方交易的原材料必定主要来自交谈和日常生活，而对它们的加工，则非学问圈莫属。

一位大使若不尊敬居住国的国君，是不可原谅的；同样，就我而言，女性是交际帝国的主宰，如果我不对她们抱有特别的尊重，那也是不可宽恕的。我怀着敬意走近她们。而我的那些同胞们，那些学问家，若不是一群冥顽不化之辈，只守护着自己的自由，不习惯于对女性弯腰，我本愿意将治理知识王国的君王之威置于他们手中的。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的使命仅限于促成一种攻防联盟，共同对付理性与美的敌人，即那些愚蠢而冷酷的人。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对他们发起最严厉的复仇；若非那些既理智健全又感情丰富的人，我们寸步不让。细究起来，我们发现，这两种性格原是不可分割的。

这个比喻再说下去就很无味了。言归正传，我认为，女人，特别是有思想、有教养的女人（我只对这种女人说话），在评判政治著作时，其判断力要比具有同等智力的男人好得多。人们对有知识的女性总是冷嘲热讽。女人们如果今天还为此心怀忧惧，最终将各类书籍与研究拱手相让于我们这些男性，那真是无益之忧。但愿这种对冷嘲热讽的忧虑的结果，只是使她们不在无知之辈面前展现自己的学识——那些人不配听，也不配与她们交往。这种忧虑只会让徒有虚名的男人们觉得自己比女人优越。但我要告诉我的女性读者们，当你们对自己知识领域之内的书籍进行评判时，大凡有思想、有见识的男性，都会对你们怀有极大的尊重，并且相信你们细腻优雅的趣味（尽管不合章法），而不相信学究与评论家们的乏味劳作。我们的邻国同样以优雅的趣味，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著称；在某种意义上，那里的女性是知识王国的君主，也是社交界的君主，在未得到某位著名女性评论家的许可之前，没有哪位有教养的作家会冒险将自己的著作公之于世。的确，她们的评判有时遭到抱怨。举个例子，我发现，高乃依的仰慕者们为了维护这位伟大诗人的荣誉、不使拉辛后来居上，总是说，不要以为这样一位长者会在评判家面前，与一位年轻人争风吃醋，后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人们发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后人似乎认同那个法庭的判定，而拉辛虽已过世，仍一直为女性所珍爱，也为最好的男性评论家所推崇。

只是关于一类主题的书籍，我不相信女性的判断，那就是关于献殷勤与宗教献身之类的书籍。她们通常对这类书籍趋之若鹜。大多数女性喜欢炽热的情感，而不太在乎激情的正当性。我这里将献殷勤与宗教献身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在被女性这样阅读时，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们可以说，两者所依赖的，是同一种感情。女性大多温柔多情，这颠倒了她们对这类事物的判断，使她们很容易被感动，哪怕那些作品的表达并不恰当，情感并不自然。相比神秘的宗教献身之类的书籍，艾迪生先生那篇关于信仰的杰作，却引不起她们的胃口。她们接受德莱顿先生的激情，却排斥奥特韦的悲剧。[3]

若要使女士们纠正在这方面的错误趣味，就要让她们习惯于广泛阅读各类书籍，让她们鼓励有思想、有知识的男性经常与自己相处，最终，让她们热忱地参与我所构想的学问界与社交界的联合。或许，从庸俗的追随者那里，她们能够得到比从有知识的男性那得到的更多殷勤，但是，她们不可能从前者那得到真诚的友情。为虚名而牺牲实质，我希望女性们永远不要做这样的错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