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章的简朴与繁复

9.论文章的简朴与繁复

在艾迪生先生看来，好文章在于情感自然而又不直白。对好文章合理清晰的定义莫过于此。[1]

仅仅只是自然的情感，尚不能以快感敲击人的心灵，也不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水手的俏皮话、农民的所见所闻、搬运工或马车夫粗鄙下流的俚语，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却是令人讨厌的。茶余饭后编造出乏味的幽默，能够真实充分地模仿些什么呢？没有什么能愉悦人们的趣味，除非是赋予了优雅和修饰的自然——优美的自然，或者，如果我们描摹低俗的生活时，写作手法必须鲜明有力，令人难忘；必须在人的脑海中形成一个鲜活的形象，方才能愉悦人的趣味。桑丘·潘沙那荒谬的纯真（naivete）在塞万提斯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作为一个心地最高尚的英雄，一个最深情的情人的形象，它给人带来了乐趣和欢笑。[2]

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演说家、哲学家、批评家，即表达自己观点而不是引介其他演说家或演员的一切作家。如果一个人的语言不文雅，见闻普通寻常，感受不够强烈、没有气概，即便他再怎么鼓吹他的自然与纯朴，也毫无意义。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绝不会让人感到愉悦。他们从来不会受到指责或谴责，这正是这些作家的不幸。一本著作或一个作家的好运，情形刚好与此相反。暗自欺骗生活的方式——贺拉斯所说的“欺骗性的生活方式”[3]，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最幸福的生活，但另一些人若陷入这种生活却是最大的不幸。

另一方面，作品如果只是令人惊奇却不自然，也绝不会给心灵带来持久的快乐。确切地说，描写妖魔鬼怪并不是模仿或模拟。失去了表述的合理性，看到一个与本源毫无相似的事物只能令心灵感到厌恶。相比史诗或悲剧，书信体或哲理性著作中过分的修饰也不会令人喜欢。太多的修饰对于每种文体都是一大缺憾。精彩的措辞、睿智的火花、形象的比喻、警句式的变换，若过于频繁地使用，就会变成文章的缺陷而不是为文章增色了。当我们看到一幢哥特式建筑时，眼睛会被纷繁复杂的装饰弄得眼花缭乱，只能专注于各个细节而看不到整体。心灵也是一样，它在咂摸一部堆满巧智的文章时，也会被不断冒出来的闪光点和惊异之处搞得疲惫不堪，厌倦不已。事实是，如果一个作家脑袋里充满了巧智——即便是这些巧智本身，也必须是合理而令人喜欢的。但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情形往往是，他们追逐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即便文章主题并不需要这些修辞，结果通过这些手法，他们往往想出20种乏味的念头来表达一种真正漂亮的思想。

当然，文章中简朴与繁复混合使用得当，无论怎样丰富也不会成为批评的对象。因而，我也不想把这个主题铺得太开，只在这个题目下略谈几个一般性想法。

我注意到，首先，有两种过度的手法是需要避免的，尽管一切文章都应该以一种适中的方式来完成，但这个适中并不是一个点，它容许相当大的自由范围。说到这个宽泛的范围，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蒲柏和卢克莱修这两种极端的风格。这两位作家属于极度的繁复和极度的简朴两个极端，任何一位诗人都可以纵容自己而不会因其走极端而遭到怪罪和谴责。而这两种风格之间，各种风格迥异的作家都会彼此不同，但同样都能因其特殊的方式和风格而受到尊崇。高乃依（Corneille）和康格里夫[4]（Congreve）的机智和文采某种程度上比蒲柏运用得要好（如果风格迥然不同的诗人也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索福克勒斯[5]和泰伦斯[6]比卢克莱修还要简朴，这些人似乎都已摆脱不了大多最完美作品所具有的适中状态，他们似乎应该因这两种手法使用过度而被怪罪一下。在我看来，在所有伟大的诗人中，维吉尔和拉辛[7]的文风最接近这种适中状态，他们远离简朴和繁复这两种极端。

第二，我认为，用言辞来解释简朴和繁复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或者给出一条让我们在错误和完美之间精确判断的标准，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批评家不能仅仅只是审慎地论述这个问题而不引导他的读者，更不能本人都没有完全理解就去发表意见。最好的批评作品莫过于丰特奈尔（Fontenelle）的《论牧歌》[8]。这部著作充满了沉思和思辨的论证，作者努力站在适宜这种风格文章的中间立场上。但如果其他人读到这位作家的牧歌，他将会相信，这位睿智的批评家虽然评论精彩绝伦，却有一种错误的趣味，还将诗歌的完美状态定在比牧歌所允许的、更接近繁复这一极端的状态。这种牧羊人的情感更适合巴黎妇人的梳妆，而不是阿卡迪亚（Arcadia）的森林。但这一点是不可能在丰特奈尔的批评性评论中找到的。他谴责一切花哨的雕琢和修饰——就像维吉尔所写的牧歌那样，并借这位伟大的诗人之口评论这类诗歌。无论人们趣味如何千差万别，但对这一主题的论述往往是相同的。文艺批评如果不涉及特例，没有充分的例子和说明，那就失去了指导性意义了。一般说来，美和德性总是处于中间状态，但这个中间状态的分寸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它不能靠一般性道理来充分地解释。

我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第三点。我们应该避免过度繁复甚于过度简朴，因为过度繁复只会比过度简朴更不美观，更加危险。

巧智和激情完全难以相容，这是一条确定的原则。没有情感就不用谈想像。人类的心灵天生受到限制，它所有的机能不可能同时运转，一种机能运转得越多，其他机能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越少。因此，那些描写人类、行为和激情的作品与那些由沉思和见闻构成的作品相比需要更简朴的手法，前一种类型的文章更具魅力，更为优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完全可以偏向简朴而不是繁复这一极。

我们还会注意到，我们最常阅读的文章，一切有品味的人耳熟能详的文章，都具备了可贵的简朴品质。而当它们褪去优美的措辞、和谐的辞章这些华丽的外衣时，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惊奇之处。如果文章的价值在于巧智，那么，它一眼就能打动我们，不过当心灵再次体味这些思想时，就不再会被它所感动了。当我读到马提雅尔[9]的警句时，第一行就昭明了整首诗的内容，那我就没有兴趣再读一遍我已经知道的文章了。但是，卡图鲁斯[10]的每一行、每个字都有其价值所在，我在体味它的意义时从不知倦。考利[11]的作品翻一次就足够了，但帕内尔[12]的作品读了很多遍之后还会觉得新鲜如初。此外，作品如同女人，朴素的风格和衣着比那些浓妆艳抹、故作姿态、衣着光鲜的女人更具有魅力，后者只会让人头晕目眩，却不能打动人的情感。泰伦斯的作品具有一种谦逊和羞涩之美，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令人喜爱，因为他毫无矫饰，他的纯净与自然给我们一种虽不强烈却非常持久的印象。

但是，正如繁复不够漂亮一样，它走向极端就更加危险，而这也是我们最容易陷入的境地。当简朴没有表现出确切的优雅和适宜之时，它就会被看作平淡乏味。相反，在巧智和费尽心机构思的光彩之中也有些令人惊异的事物。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被它打动，并错误地认为做到这一点最为困难，还会认为这是文章的最出彩之处。昆体良说，塞涅卡的作品充满了令人喜欢的谬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更加危险，更加容易误导年轻人和无知者的趣味。

我还要补充一句，人们现在要比以前更需防范过度的繁复。因为在学术获得了进步，每种类型的作品都涌现出了优秀作家之后，这个极端是人们最容易陷入进去的。人们正费力靠新颖来取悦读者，而这一尝试使人们远离简朴和自然，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感情和奇思妙想。因而，亚细亚的雄辩自阿提卡（Attic）时代就已衰败不堪。克劳狄（Claudius）和尼禄时代就已经逊色于奥古斯丁时代的趣味和天赋了。而目前，法国和英格兰或许也出现了一些趣味败坏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