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造瘟神，与美争高低
2．前苏联造瘟神，与美争高低
在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已开始生物战防御的研究工作。前苏联人民健康委员会很早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此项工作转交给红军生物化学研究所。1935年夏，在伏尔加的一个野外试验场进行了一次细菌培养试验。接着又在莫斯科东北部奥斯塔什科夫城附近的谢列格尔湖中一个岛上的新野外试验场进行“特别危险的工作”。1940年一名德国间谍报告说，在上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南部腹地还有另一个细菌战基地——咸海沃兹罗日登尼亚岛，岛上的工作人员有医生、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建筑工程师。有报告说，数千只松鼠运到了岛上。因为这种松鼠身上的跳蚤能传染鼠疫。另外还有试验传染兔热病、麻风病、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病以及破伤风等疾病的实验。
发源于奥斯塔什科夫境内的伏尔加河
（1）前苏联生物战曝光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冯·阿彭叛逃德国，前苏联生物战才得以曝光于世。冯·阿彭是前苏军空军上校，半德国血统。叛逃前他偷偷地把妻子带进飞机，在一个预先约好的德国空军基地降落。
霍乱弧菌
冯·阿彭自称是一名受过细菌战工作训练的人员。他透露，前苏联决定在前苏联和蒙古的接壤地区进行细菌战试验。试验的疾病有三种：鼠疫、炭疽病和霍乱，行动代号为金三角。冯·阿彭还透露，他曾参加过试验，试验时用飞机向地面喷洒鼠疫杆菌。在其他试验中，还把经过专门培养的灰老鼠和细菌瓶放在装有降落伞的笼子里空投下去。落地时瓶子由于冲击被击碎，细菌沾遍老鼠全身。老鼠从笼子里跑出，把病菌传遍被袭击区。他宣称看到的其他武器有装有细菌肉汤的玻璃炸弹和装有细菌的炮弹。
冯·阿彭还揭露前苏联科学家在蒙古进行人体试验。他说，1941年就曾对人做过鼠疫、炭疽病和鼻疽病试验。苏联科学家最初曾考虑用日本战犯做试验。但后来改用政治犯进行试验。冯·阿彭还描述了试验的具体过程：带着手铐的政治犯被带到一个帐篷中，在帐篷里，地上放着老鼠笼，笼内装满感染了鼠疫的老鼠。犯人在帐篷里要一直呆到老鼠身上带鼠疫病菌的跳蚤咬了他们以后才能离开。1941年夏，一名接受试验的犯人逃走。犯人的逃跑引起了一场瘟疫。到阻止瘟疫蔓延时共有3000～5000蒙古人死亡。他们的尸体被浇上大量汽油后焚烧掉。
朱可夫
50年代，前苏联人曾预料西方人可能会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发动袭击。1956年，朱可夫元帅在苏共22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未来战争一旦爆发，特点将是大规模使用空军、各种各样的火箭武器以及种类繁多的大规模杀伤手段，诸如原子、热核、化学和生物武器。”朱可夫并没有提到前苏联自己将使用这些武器。到1960年，美国陆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回答国会的咨询时说：“我们知道，苏联正在高度优先发展致死和非致死武器，在这些武器的储备中，大约有1／6是化学生物弹药。”如果苏联武器储备中1／6是化学、生物炮弹和炸弹这个情况属实，那将对世界是个可怕的威胁。
（2）双重间谍潘可夫斯基
1963年5月11日，一位名叫奥列格·潘可夫斯基的中年前苏联陆军军官因叛国罪被枪决，虽然对他的公开审判只进行了4天。而在这几天里旁听者却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罪名。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宣称，潘可夫斯基曾向英美情报机关提供了大约5000份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秘密文件的照片。潘可夫斯基之前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上校，其父在1919年内战中死于布尔什维克之手。潘可夫斯基弥补了出身上的不足，在军事情报部门飞黄腾达，年仅33岁就被提拔为上校。但在1960年，赫鲁晓夫指示重新审查苏联的军事战略时，潘可夫斯基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可能已经决定，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将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开战后再宣布战争的理由。他感到这是一项可怕的决定。因此，他决心充当一名间谍。
1962年，美苏围绕古巴核导弹问题相互较劲，而这一危机也是潘可夫斯基间谍生涯最辉煌的一笔
潘可夫斯基奉命接待一位当时在莫斯科的英国商人，给一个即将成行的贸易代表团安排工作，这位英国商人实际上是一名间谍，名叫格雷维尔·温尼。在他入住的莫斯科民族饭店的房间里，他与潘可夫斯基见面，当时潘可夫斯基暗示他愿意提供情报。1961年4月，潘可夫斯基被介绍给两名英国情报官员和两名美国人。两名英国情报官员通报的名字是格里尔和迈尔斯，两名美国人自称是亚历山大和奥斯拉普。潘可夫斯基告诉这4名间谍，他将继续为前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同时充当西方间谍。从此潘可夫斯基成为一名双重间谍。在其后的15个月里，他为美英两国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很多是关于化学战和生物战计划的情况。潘可夫斯基认为，苏联准备向西方发动生物战和化学战。关于他提供给英美的有关苏联生化战争计划的确切内容，我们至今任不知道。6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编辑了一本书，题为《潘可夫斯基文集》。这本书描述了他的情报生涯，潘可夫斯基告诉他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苏军总参谋部的第七特别管理局也研究化学和生物战的各种方法”。
1963年5月16日下午，潘可夫斯基被处以枪决。毫无疑问，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只代表了前苏联化学生物战计划的极小部分。其价值在于这些情报直接来自前苏联的情报官员。不像超级大国的核武器的详情那样比较容易掌握，化学或生物武器的确切规模自冷战开始以来一直是个秘密。在这种笼罩的神秘气氛中，人们的怀疑情绪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
1959，前年苏联公开出版的有关化学、生物战的民防教材指出：“联合使用病原微生物和放射性物质，会使这两类战剂的作用提高。放射性辐射会促进人的感染，加重病情，使物资预防无效。生物战剂会使放射病复杂化，从而增加放射性战剂的效应。”1968年一名法国化学、生物战剂研究官员指出：“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已大大超过了西方世界。苏联在研究和生产方面的潜力不断增加，并且在最近几年里，从许多新发现中得到了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