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花的一家
爱花的一家
一条主线，
一段共和国难忘的历史，
一个家庭的悲欢，
一个女孩的命运。
爱花的一家
爱花一家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连，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悲惨。大喜大悲，大悲大喜。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 部
爱花的爸爸离开人世已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来，爱花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爸爸。
一九三四年。
青城董志塬。
董志塬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人烟密集。塬上，绿树如阴，良田阡陌，人们往来耕作，倒也怡然自乐。但见炊烟袅袅，不见村舍。当你信步而去，就会发现，在塬上，辛劳的人们用简单、原始的工具挖出一个院落，在院落中挖出几孔窑洞，人们居于窑洞，冬暖夏凉，繁衍生息。以是在塬上只见炊烟、不见村舍。
这年，爱花的爸爸耿英俊只有十四岁。他们家世代居于董志塬，以耕为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尚可维持。其父母生有六子二女，英俊居长，下有五个弟弟，还有两个妹妹。全家人受尽了地主的折磨，饱受人间的心酸。
又过了两年，经人介绍，英俊娶妻张氏。夫妻恩爱，生活幸福。
时光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
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朱毛中央红军出瑞金，经云贵，翻雪山，越草地，走四川，涉甘宁，到达陕北，并在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边区。
耿英俊听人说，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要北上抗日，驱逐日寇，遂撇下父母妻子，投奔红军，在王震将军麾下当了一名红军战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这一天发生了北京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日军借口一名士兵丢失，大举进攻卢沟桥，入侵北平。我国民革命军奋起抵抗，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第十八路集团军，在北方广大地区与日寇浴血奋战。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国人正在欢庆抗战胜利之时，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
耿英俊跟随彭德怀将军，转占陕北。此时，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西北野战军逐次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军攻占兰新线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的乌岭。因此间人口多数为藏族，且华安寺和瑞祥寺同为县域境内最大的寺庙，取两寺之名，经政务院批准成立华瑞藏族自治县，更兼有中华祥瑞之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自治县。
因爱花的爸爸耿英俊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在部队经过这一地区时，彭德怀将军亲笔任命耿英俊为华瑞藏族自治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县党政军务。
这一年耿英俊二十九岁。其时他的长子来弟来到这个世上已有三年。
这个新成立的自治县不同于别的县，它没有任何政治、经济、行政、群众基础。
县城设在乌岭以西的安平镇。这里四面环山，中间平坦，状似盆地。平均海拔两千多米，阴冷潮湿，是典型的高原型气候。当时全县人口只有三万多。
历史上沿袭为乌岭以西归古县管辖，以东归永安县管辖，安平镇隶属古县的一个小镇。
耿英俊走马上任。
当时县上面临三大任务：一是剿匪；二是成立县人民委员会，设置各级机构；三是土地、草原改革。这三件大事，应齐头并进，难分伯仲。
这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在一些边远地区，战争尚未结束，有些地方虽然成立了人民政府，但国民党残余及土匪经常伺机袭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
此时的华瑞县，在平山牧场和溪水一带马匪残余势力出没无常，经常袭击乡公所，抢掠群众；在松林南安寺一带赵爪提之反动势力尚未彻底解决，他们幻想国民党会反攻大陆，重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之骑兵在华瑞一带剿匪，取得辉煌战果，将反动势力之首要分子赵爪提抓获，并就地正法。匪患势力基本荡清。
县、乡人民政府及各机构设置随之完成。
全县土地改革及牧场改革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展开。农民分得了土地，牧民分得了草场、牛羊，可以说是扬眉吐气。
土改运动结束后，对工业、农业、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随之开始。
在牧区，耿英俊很好地贯彻了党在民族地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改革，大力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畜牧业，先后创建了二十个公私合营牧场，领导完成了全县对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三件工作如期完成后，爱花的爸爸耿英俊被任命为华瑞县县委书记，并被选举为华瑞县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时的县委书记已开始考虑如何发展工业。
他请来了专家、设计师，经过精心设计，开发了金水河水电站、金水榨油厂、农具制造厂、华瑞皮毛加工厂等一些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为以后华瑞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是这样一个县委书记，却具有超前的眼光。
一九五六年春节，爱花的二哥双弟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使这个家庭充满了欢乐。
这年春节，书记带着全家人回到青城老家与父母团聚。这是他一九三六年离家后第一次返乡，探视父母，与兄妹重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春节，也可以说是书记衣锦还乡。
春节后，书记以更加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开始。
这一年对于华瑞藏族自治县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这年三月，华瑞等一些地方的极少数人在境外敌对势力及国民党残匪的煽动下发生了武装叛乱。
几个月后，叛乱被平息。
平叛工作结束了。
当书记骑着他的大白马回到家时，女儿爱花来到世间。爱花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书记和家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
一家五口人，其乐融融。
爱花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总是扎着两个羊角小辫，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像一个卡通姑娘。小嘴经常向上翘着，也许到世间来得急了些，只在小脸蛋的左边长了一个小酒窝。
爱花又是个淘气的小姑娘。她来到这个世间注定要享受人生的许多幸福，饱受人生的许多磨难。
爱花很少见过爸爸。因为爸爸不是开会就是下乡，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几个月。
每当爸爸回来时，她总是缠着让爸爸抱，到处摸爸爸的口袋，想摸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她总是用两只小辫蹭爸爸的胡子，用她的小额头顶撞爸爸宽宽的额头，用她稀疏的睫毛碰爸爸的鼻子，在父亲的怀抱里永远不想离开。
她总是爱翻爸爸的公文包，不料这一次却翻出了爸爸佩带的手枪。通讯员眼明手快，一把将手枪抢了过去。她被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屁股，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爸爸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
虽说如此，爱花还是想看看爸爸，在爸爸的怀抱里撒撒娇。
爱花太想看看爸爸了。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一个人悄悄地溜进了爸爸的办公室，见爸爸不在，就躲到了爸爸办公桌下面的柜子里边，爸爸还没有回来，淘气鬼就睡着了。幸好柜子上有一个松木节子掉了，留下了一个圆圆的小洞，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快下班时，爸爸刚要出门，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什么东西从柜子里掉了出来。爸爸一看是爱花，正睡眼蒙眬，不觉哈哈大笑，抱着女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爸爸给家人说知此事，全家人都笑了。爱花没有笑，一个人使劲地摸着撞疼的脑袋。
她也很少见到她的大哥。大哥来弟长她十二岁，这时的大哥已到外地上中学了。在她的印象中大哥和父亲一样严肃，不苟言笑，穿着很整齐，头梳得光光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支包头钢笔，一看就是个中学生。
爱花的大哥酷爱学习，在班上是学习委员。要不是后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家庭发生变故，没准也能考上北大、清华，成为一名学者。这是后话。
俗话说，长兄如父，加上大哥比爱花大十二岁，爱花见了大哥总是二小穿马褂规规矩矩，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虽然说爱花是父母乃至全家的掌上明珠。但她的大哥对她还是非常疼爱，关怀备至，经常买些小东西诸如头绳、发卡送给爱花。
倒是她和她的二哥时常在一起玩耍。
爱花的二哥培武，小名双弟，人长得清秀，也很聪明，什么东西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二哥总是对她很疼爱，经常领着她上学下学。和县委大院的其他孩子们玩时，总能哄着小妹。但女孩子有时也很累赘，二哥怕和其他男孩子玩的时候弄丢了小妹，有时也不愿领她。但在母亲“带上你妹”的严厉呵斥下，不论什么时候也总是带着爱花，有时还得巴结这个小丫头，弄不好，这个小丫头什么时候给母亲告一状，自己又得挨一顿母亲的训斥。
华瑞气候寒冷，冬季多雪。
一日清晨，兄妹俩出门上学。
呵，好一个银色世界。满目皆白，房上白了，树上也白了，雪拥街市，人马难行。大街旁一眼水井，黑咕隆咚，更觉寒冷。
群山莽莽，银装素裹，山势更加雄伟。
大雪覆盖道路，瑞雪没膝难行。爱花的二哥，手持小铲，在前面铲雪，每铲出一个脚可容纳的地方，爱花赶紧跳到小窝窝里，铲出一个雪窝，爱花赶紧又跳了进去，渐次前行。
虽然寒冷，其乐融融。
中午放学后，爱花觉着口渴，见县委大院门上有一铁做的把手，上有瑞雪。爱花自觉此雪干净，遂伸出舌头舔雪，以解口渴。哪知舌头粘在铁把手上，爱花急了，一使劲，却将舌头扯破，流出了殷红的鲜血，疼得小丫头哇哇乱叫。
雪天，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是一大乐事。
爱花的二哥领着许多男孩，堆了许多雪人，用煤块做成眼睛、嘴巴，嘴巴上面插上一个胡萝卜，当做鼻子，并给雪人披上草帘，戴上一顶破草帽。
尔后，孩子们分成两拨开始打雪仗。爱花也参与其中，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爱花人小，又是女孩子，每次打雪仗，她挨得雪球最多，脖子里也塞进了许多雪块。打完雪仗后，爱花的二哥又帮她收拾干净，哄着小妹：回去不能给爸妈说，不然以后不领你了。
天晴了，爱花一个人在院里踩雪。她把双脚摆成一个斜八字，密密麻麻，踩着往前走，回头一看，身后的印迹，很像拖拉机轮胎碾过的痕迹，爱花心里非常快乐。然后又在雪地上踩出各种动物的图形，这是猫、这是小狗、这是老鹰，等等，其乐怡然，童心如是。
几天后，一些雪经人车踩压后变成了冰溜子。爱花的二哥又用木条和钢筋做成冰车，用来滑冰。她的二哥坐在冰车的前边，双手拿着铁棍，戳在地上，以此推动冰车前行，爱花则站在冰车后边，紧紧抓着她的二哥。冰车翻了，兄妹二人在冰上翻滚，他们快活极了。爱花觉着此刻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然而，这个淘气的小丫头，还是给她的二哥制造了许多麻烦。
一个星期天，兄妹俩到火车站去拾煤渣。她的二哥正在那儿使劲地拾煤渣，这个小丫头却偷偷地溜上了一列货车的守车。货车开动了，快到下一站时押运员发现守车内有一个小姑娘，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追问下，小姑娘嗫嚅地说：我叫爱花，住在县委大院。车站把电话打到县上，司机老潘和通讯员急忙开车到那个车站将淘气鬼接了回来。而在此之前，家里则乱成一锅粥，她的二哥双弟也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屁股。
回来后小丫头见到她的二哥，二哥瞪着眼看着她，她赶紧藏在了母亲的后边。
那时的孩子，晚上经常玩捉迷藏、抓坏蛋一类的游戏。一次几个男孩玩抓坏蛋，小妹说我也要当坏蛋，说完就悄悄地躲了起来，等那帮人来抓。往哪儿躲呢？哦，想起来了，躲到县委大院饲养房里，那儿有很多麦草，他们一定抓不住。爱花一个人钻到麦草里面，左等也不见来人，右等也不见来人，过了一会儿就在麦草里睡着了。
晚上饲养员老安来喂马，取麦草时才发现一个小姑娘睡在麦草上，一看是书记的女儿，赶紧把她送到了书记家里。
安平镇下边有一条河流，河上有许多水磨，附近农民都到这儿来磨面，人们把这个地方叫磨河湾。
这条河里有许多泥鳅，孩子们把它们叫狗鱼。夏天，有许多孩子来这里摸鱼、戏水。
这天，兄妹俩和县委大院的孩子们来这里玩。孩子们一会儿摸鱼，一会儿打水仗，一会儿把树叶编成帽子戴在头上，玩游击队员抓鬼子。谁也没注意，小丫头什么时候掉到河里，被水冲出老远，喝了很多的冷水。
小伙伴们赶紧将小丫头从河里捞起，把小丫头倒拖起来，头地脚天，从胃里倒出了好多水。
小丫头又惊又吓，回到家里就发高烧，折腾了一夜，总算没事了。
她的二哥双弟，也不敢回家，怕父母揍他，在邻居家躲了起来，母亲又挨家挨户到处找他。
爱花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没有文化，但却很明事理，贤惠、善良，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从无怨言，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人们的生活都很清苦，但在母亲的安排下，全家还不致于挨饿。六十年代中期，供应的杂粮很多，但她的母亲总能把杂粮做得好一点，使孩子们吃得可口。在穿着方面，他们虽说是县委书记的孩子，但穿得都很朴实，母亲总把一些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拆洗缝补好让小的穿在身上。爱花的父亲肠胃不好，身体逐渐消瘦。她的母亲就另外给父亲做点好吃的，让他补补身子，爱花也时常跟着爸爸沾点光，吃点白面馒头、喝点大米稀饭什么的。
她的二哥双弟后来经常开玩笑说：我妹妹之所以长得白白胖胖，就是那时候老娘老给她吃好东西，看我多瘦啊，好东西都让她吃了。
爱花的爸爸对孩子们呵护有加，疼爱而不溺爱，教育而不放纵，经常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县委大院种了很多树，有松柏，还有白杨树。到了春天，爱花的爸爸总要带着孩子们去为这些树剪枝、松土、浇水。并对孩子们讲树和人一样，要经常修理才能长成材，如果不修理就长歪了。人也要经常受教育，他们才能走正路，好学上进，最终成才。
爱花的爸爸，有时对孩子们也很严厉。
一个星期天晚上，县城电影院放映电影《魔术师的奇遇》，爱花的二哥偷偷领着小丫头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票只有五分钱，兄妹俩正在凑钱买票，旁边有一个叔叔对收票员说：“这是书记的孩子，让进去吧。”收票员小马叔叔和大鼻子老马二话没说就让他们进去了。
电影开始后，陈强饰演的魔术师漏洞百出、滑稽荒唐，令人捧腹，兄妹俩笑得前仰后合。
回到家里后，爱花还在笑。
爱花的爸爸问道：“干什么去了，这么可笑？”
爱花的二哥只好说：“我和爱花看了一场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太可笑了。”
“你们哪来的钱？”爱花的爸爸又转身问爱花的母亲，“娃他妈，你给他们钱了吗？”
“我们正要买票，看门的小马叔叔就让我们进去了。”爱花的二哥双弟赶紧说道。
“不买票，还看电影，影响多不好！”爱花的爸爸把双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说以后看电影必须买票。
兄妹俩唯唯诺诺。
有时候别人家的饭熟了，孩子们蹲在院子里吃饭，爱花眼馋，路过时偷偷看一眼，也会遭到爸爸的训斥。
不唯如此，爱花的爸爸对他和他的班子要求都很严格。
那时候，商业局给县上领导抽烟有一些特供，每人每月特供黄金叶香烟两包，每包两毛多钱，价格低，质量高。领导们晚上看电影时，边看电影边抽烟，边思考问题。
那时候小县城电影院一是不对号入座，二是也不禁止抽烟，看电影时给县上领导们划出几排靠前的座位，让领导看电影。电影开始半小时后，如领导们不来，这些位置就被其他人坐了。
电影放映结束后，放映队负责打扫电影院。
收票员小马长得英俊帅气，为人聪明。他在打扫电影院时发现，领导们看电影的地方有一些烟蒂，不是黄金叶，便是牡丹或者大前门，这些烟在当时属于上乘，一般人很少抽到。
小马就把这些烟蒂捡起来，日积月累积攒了很多。他把这些烟叶加工处理后，又自己制作了卷烟机，把这些烟叶卷成烟卷，装在自制的烟盒里，起名为“落地牌”香烟，并用毛笔写在烟盒上，有时自己抽，有时用来招待别人。
不知就里的人都说小马抽的是好烟。
有一次几个年轻人碰到一块，小马给每人发一支他自制的香烟。
“好抽吗？”小马问道。
“好抽！哎，你这是什么牌子？”
“落地牌香烟！”
“没听过这个牌子呀？”
小马给几个年轻人说出了原委。
此事不胫而走，慢慢传到了爱花爸爸的耳朵里。
书记下令将这些特供烟全部取消。
尽管如此，童年、少年时光总是很幸福的，这种幸福在那时主要是精神上的快乐。
这一年夏天，县委后边农民们种的豌豆，翠绿一片，可好吃了。双弟领着爱花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摘了一些拿到家里吃。不料农民怕人偷摘，在上面喷了些农药。爱花人小，吃了以后又吐又泻，赶紧送到医院。医生说农药中毒。幸亏吃得少，打了针、吃了药，很快也就没事了。
第二天，书记知道后，把爱花的二哥双弟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让他俩拿了几毛钱，送到农民手中，算是给农民的赔偿。
双弟渐渐长大后，就很少领着爱花玩耍了，小丫头只好和大院里的一些同龄小孩一块玩耍，女孩子们爱玩的，什么跳皮筋、抓羊骨头，等等，她们都玩遍了。但是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危险和调皮的事。
一次，她和几个小伙伴到马棚去玩。因为天气很冷，有个小孩说放点火，烤一烤就暖和了。她们将马棚里的麦草点着后，差点引起熊熊大火，幸亏养马的老安及时发现后赶紧将火扑灭，否则麻烦就大了。
还有一次，这几个小家伙看到邻居家的鸡窝里有几只鸡，把鸡赶跑后，发现有几个鸡蛋，她们就把鸡蛋装到口袋里悄悄回家了。回家后往口袋一摸，鸡蛋全被压碎了，全身弄得脏兮兮的。
第二天，爸爸耐心地给她讲了一些道理，爸爸对她说，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
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各部委、各大军兵种、各大场矿企业、首都各大专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的主要领导，约七千人参加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空前，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安排部署。
书记从北京回来后，爱花的弟弟明弟（培军）出生了。
日月如梭，欢时易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花的大哥来弟已然高中毕业，步入青年。
县委办公室主任见状，就提醒书记：孩子高中毕业了，是不是考虑给安排个工作。爱花的爸爸断然拒绝：不，安排工作应首先考虑那些困难家庭，我的家里还可以。我想让老大到老家去，干点农活，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
爱花的大哥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青城老家参加生产队劳动。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来，爱花母亲在怀爱花的大哥时，爱花奶奶的一个远房亲戚也身怀有孕。爱花的奶奶就和这一家指腹为婚。言明，如果以后生下，是同性别的，就以兄弟或姐妹相称；如果是一男一女，将来就结为夫妻。
过了一年，两家的孩子出生，是一男一女。女孩起名姚遥。
天遂人愿。
爱花的奶奶把这件事说明了，想叫长孙娶姚遥为妻。
来弟听后，不啻一声晴天霹雳。
他根本没想到这件事。
其时，在高中的时候，来弟在学校里有一个女朋友，二人相处得很好。这也很正常，年轻人喜欢自由恋爱嘛。
无奈之下，爱花的爷爷只好写信给爱花的爸爸，让他使来弟就范。
爱花的爸爸是个孝子，十六岁离家，参加革命，在孝道方面总觉着欠了许多，特别是不能在膝下孝敬父母。那么在投身革命后，就把遵从父母的愿望作为孝道了。
有一天，爱花的父亲和她的母亲商量：“娃他妈，你看把老家的姚遥配给老大当媳妇，怎么样？姚遥虽然长得一般，但为人厚道，是个过日子的好媳妇。”
爱花的母亲没有说什么，大事总得男人来拿主意。
“那就这样，过一段让他们对个象，定个亲。适当的时候把婚事办了。”
爱花的大哥受不了这样的意外，从老家跑了回来。
爱花的爸爸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能按照爷爷、奶奶的意见办。
哪知老大坚决不同意。
然而在父亲的威严面前，老大屈从了父亲，屈从了封建包办势力。
过了不久，爱花和家人就发现老大精神委靡，目光呆滞，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给人感觉神经兮兮的。
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患有精神病，可能是受了某种刺激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再看，最好能换个环境。
爱花的爸爸再也没有提过老大和姚遥结婚的事。
过了几天，爱花的爸爸将老大送到陕西大姑家。
中 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小县城很快就燃起了“文革”的熊熊烈火。
七月下旬，街上出现了一批戴红卫兵袖套的年轻人，先是游行、示威，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进行辩论。而后随意到一些单位和个人家里查抄“四旧”及“封资修”的东西，并到附近焚烧了几座寺院。
后来，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他们抱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热爱、赤诚、景仰和崇拜，从各地步行到延安、到井冈山、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毛泽东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上面缀着红色的五星，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神采奕奕，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大军。
红卫兵们为之澎湃，为之兴奋，为之自豪，为之骄傲。
红卫兵们手举红旗，身穿绿军装，臂佩红袖章，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举行新的长征。
小县城每天都要接纳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小将。
这一天，从新疆来的一些红卫兵，风尘仆仆，到华瑞后住在县委招待所。
晚上，当红卫兵们正在挑脚上的水泡时，爱花兄妹二人和一帮孩子们来为他们演出。
孩子们先演唱了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博得了红卫兵的阵阵掌声。
尔后，爱花又唱了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歌声清脆，充满了稚嫩。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黑夜里想你有方向，
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井冈山，
你首创革命根据地，
工农掌权好威风；
赣江边，
你率领我们反围剿，
杀败蒋匪百万兵。
啊……
红军是你亲手创，
战略是你亲手定。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掌声不断，孩子们又唱了一首《敬爱的毛主席》。
毛主席啊，
你是灿烂的太阳，
我们是葵花，
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
你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
我们在你的哺育下，
茁壮的成长。
你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百炼成钢。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们给每个孩子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歌声阵阵，掌声不断。
爱花和她的二哥怎么也没想到，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们头上。
八月初，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领导。
同年九月，一伙工人模样的人在县文化馆门前贴出了几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耿英俊，揪出耿张卢。大字报一开始就指出，耿英俊一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列举了耿英俊抓工业是复辟资本主义、抓教育是资本主义回潮等一系列罪状。同时对爱花的母亲也进行攻击。
观者甚众。
大字报铺天盖地。
过了一段，文功武卫开始了。
先是把一些人戴上高帽子，上街游行。这些人有些是宗教界人士，有些是教育界人士，要么是“牛鬼蛇神”，要么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头上戴着高高的圆锥形纸帽子，脸上涂上黑墨，倒背双手，几十斤重的牌子，用细铁丝拴着，挂在脖子上，名曰做喷气式飞机，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个女同志，因人长得漂亮，被说成是有作风问题，高帽子上写着“我是破鞋”等字样，被押上街进行游行示众。
有一位归国华侨，在县城定居。因镶了几颗金牙，造反派硬说她是外国间谍，怀疑她的牙齿里有发报机，生生将她的金牙撬掉寻找发报机，差点要了这位女士的命。
这些都是序幕，高潮还在后边，真正的“走资派”尚未出笼。
九月下旬。
所谓的“走资派”被揪了出来。县委书记耿英俊、县委副书记张元魁（“文革”后被任命中共武成市纪委书记）、县长卢克勤（文革后任×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县长马才高均被押上台交待问题。后经常被押至电影院等地进行批斗。批斗时常有解放军战士看押，或许是一种保护性措施。
批斗会结束后，爱花的父亲回到家里。他看上去更加消瘦，眼神中有些迷茫，又有些疲惫，腰也弯了，但仍不失高大英俊。
一些部下和老乡悄悄地来看他，劝他带些钱和粮票先出去躲一躲，等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爱花母亲也如是劝说。
“这怎么能行，党把这个县交给我，我应该向全县负责，向地委负责。”
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地委就想把他调到地区工作，但被他拒绝了。他说：“我离不开华瑞，我和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六十年代初期，他因工作出色，经常下乡，解决了大量的民生问题，衣着朴素，作风果断，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县委书记的架子，因而被很多干部和群众称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可你现在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向谁负责？”母亲说道。
“除非他们把我撤了。”
以后又是每天无休止的批斗。
批斗暂告一段落后，这些“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进行反思。
所谓牛棚，就是把原来养马的马棚改造了一下，让这些人住到里边。这个地方，也是爱花她们以前经常玩耍的地方。为了防止这些“走资派”逃走，还在周边架设了一些高压线。
这时候爱花的大哥还在陕西大姑家，他的病已有好转。每天由爱花和她的母亲还有爱花的二哥轮流去为父亲送饭，母亲每次回来总是偷偷抹泪。
白天的饭由爱花和她母亲负责去送，晚饭则由她的二哥专门送。
这时的爱花已快十岁了，每次去给父亲送饭，总是用眼神问爸爸，这是为什么啊，爸爸？父女俩双双哭泣，泣不成声，旁边看押的人也暗自流泪。
有一天老家里来人了，带来了几个西瓜。爱花抱着西瓜给爸爸送去，也可能是太想见爸爸了，进门时不小心绊倒在门槛上，西瓜打得粉碎。爱花觉着对不起爸爸，伤心地哭了。
“爸爸，我不是故意的。”爱花哭着说道。
爸爸安慰着女儿，把一些沾着泥土和麦草的瓜瓤捡起来吃了下去。
爱花见状，更觉心酸，哭得更厉害了。
过了一年，形势有所变化。
造反派对书记的看管已经不很严格，爱花可以经常看望她的爸爸。但爸爸还是不能回家。
这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发生了分化，红卫兵分成两派。
一派名曰红三司，并将其名称画成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炬，红字成燃烧的火苗，三司二字则成为火炬炳。这一派不知为什么变成了爱花爸爸和张元魁的保护派，转而攻击县长卢克勤。
这一派的首领叫中华。
另一派名曰井冈山派。井冈山三字则幻化成一柄锋利的匕首，山字为匕首锋尖，井冈二字则成为剑柄。这一派则转而攻讦耿张二人。
这一派首领是东彪。
这两派整天在街上进行辩论，相互攻击，并拥有了各自的指挥部。
红三司势力较大，占据地形较为居中的县政府大院，以此为总指挥部。而井冈山派则占据县政府大院旁边的县委大院，作为总指挥部。
这两派各自发号施令，左右着全县的形势。
此前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也发生了分化，分别为北派、天派和地派。因聂元梓、蒯大富在北京大学、北师大起家，且藉此为指挥部，人们将其称为北派；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则分别占据了北京航空航天工业大学和北京地质大学，人们将其称为天派和地派。
后来根据上面的安排，对“走资派”实行军管，爱花兄妹一如既往地去给爸爸送饭。
又过了几个月。
这两派人马看到县城里批斗这伙“走资派”，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特别是书记在全县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经请示上司，决定将这批人押往农村批斗。
“文革”中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广大农村并未发动起来。农民对“文革”不了解、不认识，也不感兴趣，仍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播。城里人造反有人给饭吃，而农民如果不种地，则会喝西北风去。
当这批人被押往广大农村进行批斗时，许多人一眼就认出这是他们敬爱的耿书记。他有什么错呢？如果他有错误，那么全县人民都错了。
看到耿书记时，一幕幕往事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耿书记调来华瑞不久就召开了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真正使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就必须下功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胆地从农牧民群众中选拔干部。要团结教育民族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摆脱贫穷落后，走共同富裕。”
在他的倡导下，华瑞县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县直各部门大部分主要领导都安排民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从而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一地区贯彻落实。
人们经常看到耿书记骑着那匹大白马，走遍了华瑞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一处都留下了书记的身影，嵌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一处都解决了很多问题。
平山牧场有七十多万亩草原，长期以来干旱缺水，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书记经过几年实地调查，反复论证，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下决心带领技术员勘察设计，组织施工，终于从上游的黑马圈河兴修了一条长达二十公里的引水管道，既解决了平山部分地区的人畜饮水问题，又浇灌了部分草原和农田。
平山牧场地处偏僻，草场辽阔，但牧民的孩子无法上学，书记下乡时，得知此情，下令在此建立一个中心学校，并将一批优秀教师调来任教。
一次他到乌岭公社城泉队了解情况。天刚亮，他直接到了饲养室内，见饲养员衣衫单薄，就将自己披的棉大衣披在了老汉的身上，并挽起了裤腿和老汉一起起粪。老汉不认识书记，只觉得他一定是个大干部。书记和老汉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老汉知道这是县委第一书记，逢人就说：“我一猜那人就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好样的，和咱农民心贴心。”
华瑞文化教育落后，他认为应该有一批优秀教师到华瑞任教。为此他多次到省城、地委向有关领导反映，要求把优秀教师分往华瑞任教。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能上大学的人成分大都不很好。上面要求对这些人要限制、改造、利用，怎么利用呢？有些领导认为与其把他们下放到别处劳动，还不如把他们放到华瑞去教书，名曰发配到艰苦的地区改造，实则让他们好好教教书、育育人。
华瑞地处乌岭，海拔两千米以上，气候严酷，条件艰苦，有些老年人七八月份还生着火炉，许多人都不愿到此工作。
但在书记的精心安排下，许多大学生来了，而且一干就是十来二十年。
一时之间，华瑞来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穿着时尚。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的，还有来自西安、兰州及一些中等城市的。这些人还真不含糊，没过几年，华瑞几个中学就变了样。
首先是高考。有二三十个学生考上了兰州大学这一类西北重点院校，更多的进入了西北农大、西北师范学院，等等。也有极个别人考入了北大、清华，这在华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次，华瑞的教育让专署教育方面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后这些人大部分返回原籍，只有少数人还在此奉献于教育事业。
许多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书记每年安排修几条乡村级公路。
华瑞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薄弱，有些地方经常遭受一些灾害。为此，书记多次下令减免他们上交的公粮和一些农业税。
有些干部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书记经常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全县自一九五九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赛马大会。赛马大会在抓喜草原举办，各兄弟民族的骑手纷纷参赛，争获名次。而在县城，则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几里长街，尽是帐篷，各种物资，交流展示。人们争相购买，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此举“十年动乱”期间尽废，一九七九年重新恢复。
这样的事太多了，数不胜数。
农民根本不懂政治，他们也不需要懂政治，他们的纯朴、善良就足够了。许多人到大队部去看望书记，有的人还带了礼品，有些人说：书记干脆和我们住在一起，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
有些地方干脆做了好吃的慰问书记。有一次到平山牧场批斗时，牧民们给书记端上热气腾腾的奶茶和白面馒头，让书记慢慢吃，好好休息。而帐篷外头，一群牧民则在高呼“打倒耿英俊”之类的口号。
几个月过去了，书记反而胖了一些，人也更加精神。他在镜子里照了一下，高大的身材，清秀的面庞，更加成熟，更加俊朗。
他想起了一九四九年彭德怀司令员任命他的情景：
他进到老总的指挥部里。
“你叫什么名字？”彭总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问道。
“报告彭总，我叫耿英俊，今年二十九岁，青城人。”
“哪几个字，你写给我看嘛！”
英俊把名字写好后，双手递给了彭总。
彭总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看到小伙子高高大大，清清秀秀，长得很帅气，诙谐地说道：“扯蛋，你长得这么俊俏，还叫英俊。你看我长得又黑又胖，干脆你叫耿德怀，我叫彭英俊算了。”
警卫员们听了哈哈大笑，耿英俊紧张的心一下放松了许多。
……
书记对着镜子苦笑了一下：老总啊，你的日子不好过，老部下也不比你强。
时光进入一九六八年，这一年书记四十八岁。
正是书记干事创业的大好年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政绩卓著，前程似锦。
然而命运多舛，厄运正在他的头上降临，还有这个家庭。
八月的一天。
爱花正帮着母亲干活。
“你爸爸出去一个多月了，也听不到音信。今天我这左眼皮直跳。”爱花的母亲说道。
爱花：“我爸爸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
“哎，老天保佑吧。”
白天过去了。
晚上，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突然通信员小王进来了，脸色煞白，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耿妈，书记出事了。”(https://www.daowen.com)
爱花的母亲一听，手里端着的饭碗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顿觉天旋地转，昏了过去。
几分钟后，来了一群造反派，一个为首的人不阴不阳的说：“耿英俊死了，你们去料理一下后事，不能埋，只能烧掉。”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一大早，造反派把耿英俊、张元魁、卢克勤三个“走资派”赶上一辆马车，前往朱水河乡批斗。马车上还装着电影放映机和笨重的电影发动机，书记坐在发动机旁，其余二人做在稍后处。
当马车经过朱水河峡谷时，前面突然驶来一辆北京吉普（这辆车是后来耿书记的坐骑），车开得飞快。驾辕马受到惊吓后，突然没命地跑起来。车轮碾在了一块巨石上，马车翻了，卢克勤被弹出车外；张元魁被甩出后撞到一棵树上，又掉到了地面上；而书记翻出马车后，仰面朝天，电影发动机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部，马车又压在了书记的上面。
人们掀起马车后，书记已经昏迷，但还有呼吸，脉搏还在跳动，胸部有很多的血，嘴角流着殷红的鲜血。
“赶快救人啊。”赶马车的人说。
“不行。”一个造反派说，“我们还要请示上级，这是一个走资派。”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书记胸部还在大量流血。
赶马车的人终于捺不住了，他把这些人推开，叫来了几个群众，将书记送往医院。当到达医院时，书记终因伤势过重，又耽误了救治时间，爱花心爱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朱水峡口，松涛阵阵，河水涛涛，青山耸立，苍天呜咽。
天外横祸。
丈夫突遭不幸，长子患病又不在身边，巨大的打击，爱花的母亲终于病倒了。
一个七十岁高龄的农民把为自己准备好的柏木棺材让了出来，装殓了爱花爸爸的遗体，运了回来。
在一些朋友和老部下的帮助下，爱花的父亲被草草地火化了。
爱花哭得死去活来。也许是她爸爸的英灵在蓝天中经常注视着他的儿女，十五年后，爱花和她的丈夫在父亲火化的地方祭奠时，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刮倒了酒瓶，吹翻了祭物。
死者已安，生者还得继续。
爱花的六大来了，这是爱花父亲最小的弟弟。
爱花的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东西以及爱花兄妹平时捡的煤渣，领着三个孩子，跟着六大回青城老家。
爱花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久久地不愿离去。
安平盆地上空，乌云翻滚，寒气袭人。几只乌鸦在空中“嘎嘎”地叫着，使人毛骨悚然。
下 部
临行时，六大带着一家人到县人民医院后边的大河边——爱花爸爸火化的地方，祭奠了爱花的爸爸。一家人在那里站立了许久、许久。在六大的催促下，一家人缓缓地离开这里，爱花走在最后。
回青城老家这天，来送行的人不多。除了书记的秘书、司机外，还有几个书记的生前好友。
爱花的六大买好了火车票，打算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取道咸阳回到老家。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西安车站。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好住在西安火车站候车室里边，和逃难的人一样，携家带口，拿着一些包袱。
六大去买汽车票。汽车比较紧张，等了两天，才买上票。
已是隆冬天气，候车室内很冷。
爱花穿着单鞋、薄薄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母亲把一件棉衣披在她的身上，她感到暖和多了。
不一会儿，她就在候车室的长条椅子上睡着了。她梦见和小伙伴们在县委大院里玩捉迷藏，梦见在磨河湾河里摸鱼，她喝了很多的水，而且多次梦见她和爸爸在县委大院一起上班。梦是有兆应的，十年以后她真的被安排在县委大院上班。
她梦见一伙人在围攻她的爸爸，她勇敢地扑上去保护爸爸，然而无济于事，爸爸终于被打倒在地。爱花哭啊、哭啊。
她哭醒了，母亲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擦去泪水。
第四天，全家人坐着卡车，终于回到了董志塬。
这里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些人。
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种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很少关心外边的事。
回到老家，爱花的爷爷、奶奶、叔婶们对他们都很好，把他们当客人一样。
爱花的大哥闻讯后，从陕西大姑家赶了回来。
爷爷几次问起爸爸为什么没回来，母亲只说上班忙，暂时回不来。
转眼春节快到了，人们开始忙碌过年。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就是蒸些馍馍，擀些长面。
除夕晚上，爱花的爷爷奶奶、六大一家和爱花一家一起准备过年，吃年夜饭。
老人又一次问起儿子为什么还不来，同时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
六大再也无法隐瞒了，就把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
爱花的大哥听到此事后，犹如五雷轰顶，晴天霹雳，几乎晕厥过去。他的头不断地磕在地上，嘴里痛苦地喊着：“苍天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不公？”
全家人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爱花的爸爸临终时，她的大哥竟然未能和父亲见上一面，这将成为做长子的终身遗憾。
爱花的爷爷奶奶非常伤心，哭了良久。
大家又一起出门，重新去到门口烧纸钱，祭奠父亲。因为在此以前已经为先人们烧过纸钱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
天空响着零星的鞭炮，过年了。
这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团团圆圆，而爱花一家则毫无生气。
是啊，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一大早，爱花的爷爷和六大就来了，给爱花一家分了两孔窑洞、一些柴火和一些面，让他们自己过。
爱花的母亲哭了，爱花也哭了，仿佛掉进了冰窟窿一样，浑身冰冷冰冷。
全家人都流下了眼泪。
天下着大雪，爱花的母亲久久地伫立在窑顶，凝视着遥远的天边，仿佛盼望着丈夫归来。
……
爱花的母亲擦干了眼泪。
下午，爱花的母亲做了安排，来弟和双弟参加生产队劳动，爱花继续上学，老四明弟只有六岁，跟着母亲。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疾病肆虐。
爱花一家人不幸感染了伤寒，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先是爱花和她的二哥、小弟感染了伤寒。三个孩子齐刷刷地躺在炕上，不断地打摆子，发高烧。爱花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精心照料，悉心伺候。慢慢的，孩子们的病好了起来。
孰料，孩子们痊愈后，爱花的母亲却感染了伤寒。她的母亲因身体虚弱，加上照料几个孩子，昼夜劳累，病势很重，一下子就躺倒了。睡在炕上反复打摆子，发高烧。打摆子时，全身冷得发抖，压上三四床被子，仍觉寒冷无比，过一会儿又全身冒汗。整整半个多月不能下地，身上长了褥疮，人看上去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眼看着不久于人世。
爱花的母亲看着几个孩子，欲哭无泪。
“苍天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娃他爸刚走，全家人又得了伤寒。我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可怎么活呀。”爱花的母亲哭着说道。
三个孩子齐齐地跪在地下，哭着安慰母亲。
“妈，别这样说，你的病很快会好的。”
每天，爱花和两个哥哥精心伺候着母亲，又不断地给母亲擦洗身子。
爱花的大哥来弟请来了乡卫生院的医生，给爱花的母亲看病。每天煎一副草药，给母亲喂下去。
奇迹发生了，十几天后，爱花的母亲能够下地了。慢慢的，母亲的病好了。
全家人转悲为喜。
爱花的母亲病愈后，人更加瘦了。她对爱花说道：
“有一天，我躺在炕上，梦着你爸了。你爸不要我，让我赶紧回来，说‘孩子们离不开你’，我就又回来了。哎，吉人自有天相。”
“哎，但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爱花在心里念叨着。
一九六九年年底，党中央宣布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区别于过去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各地县、乡也都很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这些似乎与董志塬没有关系。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爱花的母亲整天操持家务。她的大哥、二哥整天坚持出勤参加生产队劳动，爱花每天跑到公社所在地桃源中心学校上学。
最要命的还是吃水问题。
董志塬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塬上平旷，土地平整，人们挖窑而住，但黄土高原最为缺水，而在沟底却有着清澈的泉水。从沟底到塬上全是羊肠小道，坡陡路滑，弯道极多，取水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家境好的人家可以用毛驴驮水，家境不好的只有人挑肩扛了。
每天取水的任务就落在了爱花和二哥的身上。兄妹二人每天坚持抬水，往返几个小时。
有时天阴路滑，好不容易装满水，往塬上抬，走到半道爱花摔倒，弄湿了衣服不说，还得重新去取水，委实不易。
这个时候爱花刚过十岁，要是父亲活着，哪能受这份罪。
有一天，天气炎热，爱花放学后，见二哥还没有收工，就先挑着空桶到沟里去取水。她到泉边一看，泉水清澈，又看了看自己脏兮兮的小脚丫，不由自主想洗个脚。她扔掉鞋子，脱去双袜，把脚伸到泉水中，一边洗脚，一边等候二哥。
一个放羊的男孩远远地喊了起来：“喂，那是人吃的水，不能洗脚。”
男孩过来将爱花揍了一顿，并把她推倒在了泉水里，浑身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似的。
这时她的二哥来了，那个男孩已翻过山梁不见了。
二哥见状，哈哈大笑。得知原委后，她的二哥再没说什么，怕小妹生病，赶紧挑上水回家，给小妹换了干净的衣服。
晚上，爱花的母亲知道后，不免暗自流泪，但也责怪爱花不该在取水的地方洗脚。
冬天上学时，天亮得晚，黑得早，两头不见太阳。
爱花的母亲担心爱花上学时，路上遇到狼或者歹人欺负她，就让她上学时带上家里养的狗。这只狗很听话，爱花让它回去，它就夹着尾巴回去了。天黑时母亲又让它去学校，它到学校后又陪着爱花回家。
爱花很喜欢这条狗，经常把自己吃的馒头分给它一点，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裴，意思是陪着她上学。
又过了一段时间，学校要求学生们住校上学，爱花开始了住校读书的生活。她每周星期一上学，星期六下午回来。
在人们的想象中，住校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那时公社学校条件都很差，二来家庭经济拮据。爱花上学时要背上吃六天的窝头，每顿吃一个，不能多吃，多吃了下顿就得饿肚子。还得背上柴火，到校后把柴火交给炊事员。然后到沟里把水取回来，从炊事员手中领取开水票，一票一小缸子水。窝头还要锁在箱子里，否则就被别人偷吃了。这些窝头冬天冻得像石块一样，硬邦邦的，而在夏天则容易发霉，头两天还能吃，三四天上就长出了绿毛。爱花把那些长出的绿毛逐一擦去，狼吞虎咽地就着开水一吃，又回到教室温习功课了。到最后一天时，窝头上绿毛长得长长的，爱花将皮剥掉，只能吃中间的一小块。
爱花只觉得整天饥肠辘辘。
爱花渐渐消瘦了。
她的母亲很是着急，只好偷偷给她点钱和粮票，让她偶尔到公社附近的小饭馆吃上一顿。
这样，爱花的日子又慢慢好过些了。
一年以后。
爱花自来到董志塬后，也去看过几次未过门的嫂子姚遥。
这一年姚遥十八岁。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姚遥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盘，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匀称的身材，厚实、圆润，为人很聪明。
爱花每次去看姚遥，姑嫂二人总有许多说不完的话。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爱花的母亲想把姚遥娶过来，于是托了爱花的六婶前去说合结婚之事。
姚遥的母亲给爱花的六婶说：“虽说我们是指腹为婚，又是亲戚，但结婚的程序一样不可少。要明媒正娶，要有媒人、聘礼，酒席要办得隆重，要有花轿，还得吹吹打打。”
爱花的母亲请爱花的六婶做媒人，又按照陇东一带的风俗置办了聘礼：
衣服四套（主要是料子，必须有一块条绒、一块金龙花达呢）；
鞋两双；
猪肉一角；
酒两瓶；
点心二斤；
糖二斤；
香烟两条；
现金八十元。
当时布票紧张，爱花的母亲从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布票，才把这些聘礼置办停当。
爱花的六婶又跨着小毛驴把这些礼品送了过去。
订婚这天，来弟和姚遥算是第二次见面。姚遥的父母亲把一个用红丝带结成的大红结戴在了来弟的脖子上。大红结子里有一个铜锁，并装有五元钱，预示着锁定终身，五福俱全。此外，又给来弟送了一双步鞋。
爱花的六婶代表爱花的父母也把一个红丝带结子戴在了姚遥的项间。
亲事商定后，双方老人在一起吃了顿便饭，最后约定：农历五月端午娶亲。
爱花一家着实准备了一阵子。
娶亲这一天，院子里焕然一新。院落和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院门和每个窑洞门上都贴上了大红的对联，窗子上贴上了大红的双喜，还有爱花的奶奶剪贴的窗花；新房门口用大红的被面结了一朵大红花，炕上放着几床新被，叠得整整齐齐。
由于是“文革”期间，花轿自然免了，一来上面不允许，二来也找不着这些东西，在“破四旧”时，这些东西都被当成四旧付之一炬了。然而给姚遥两位老人的衣服不可少，这在陇东一带叫“离娘索”，意思是姑娘离开母亲时向婆家索要的礼物。
姚遥家离爱花家不到三四里地。娶亲时，爱花的六婶还有爱花的堂姐夫，牵着两头毛驴，骑着自行车，把新人姚遥接了过来。两个小伙子抬着两口箱子、两床被子，算是娘家的陪嫁。
每个姑娘出嫁时都要哭哭啼啼，姚遥也不例外。
婚礼由生产队队长主持。
爱花的大哥穿着一身蓝色的便衣，胸前别着一枝钢笔，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条绒布鞋，站在那里规规矩矩；而姚遥则穿着一身颜色鲜艳的红花布大襟上衣，人显得很精神，脸上看上去红润润的，充满了幸福的光彩。
婚礼开始后，主持人宣布新郎新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鞠躬，双方介绍恋爱经过并互赠礼品。
爱花的大哥来弟给姚遥送了一条花头巾，姚遥则向他赠送了一套毛选。
一切都是革命化的。
婚礼结束后，每位来宾吃了一碗红汤面——臊子面里放满了红辣椒，预示着婚后红红火火，幸福美满；每人又喝了几杯自家酿制的米酒。
爱花的大哥也喝了很多的酒。
吃饭时，有三个人用唢呐吹了几首欢快的曲子，其中一曲是陇东一带流行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晚上新人入洞房，许多孩子在窑洞门口听新人说悄悄话，爱花的堂哥福弟将孩子们赶走了，边赶边说：“去、去，听你爸和你妈的窗根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来弟和姚遥早早去向母亲问安。
婚后夫妻恩爱，全家和睦，姑嫂投缘。
夏去冬来。
转眼春节又到了。
这一年春节，上面提倡要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公社决定演一出戏让乡亲们看。
到县上请剧团当然不行。公社决定还是自己出人、出钱，自力更生。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看几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后来又有了《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等。里边的台词很多人都能大段大段背颂。
公社和各大队一合计，还是演《沙家浜》，剧情简单，花钱少。
剧本定下后，开始物色演员。
爱花的二哥双弟人瘦，长得清秀，有人提议让双弟演刁参谋长，双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提议让爱花也演个角色。那时演戏可以记一些工分，有经济利益。公社宣传干事说行，最后让爱花出演一个被刁小三追着抢包袱的村姑。
这村姑只有一两句台词。情节是这样的：当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后，刁参谋长的堂弟刁小三追着一个村姑抢包袱。包袱被抢后，村姑质问刁小三：“你干吗抢我包袱？”刁小三说道：“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呢，老子抗日救国你得慰劳慰劳咱。”村姑急忙往前跑，刁小三在后面使劲追，恰好到达阿庆嫂开的春来茶馆门口，村姑急忙喊了一声：阿庆嫂。阿庆嫂出来后打了个圆场。村姑说：“她还抢我包袱呢。”正好刘副官上场，将包袱还给了村姑。
演员定下后，就开始排练。
大年初一。
四乡八村的人都来公社看戏。陇东一带盛行秦腔，这一天上演的当然是秦腔《沙家浜》。演京剧一是没有基础，二是人们反而不爱看。
两个小时的演出很成功，演员们大多是农民，可表演还是有板有眼，一招一式还算可以。双弟演的参谋长非常像，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唱腔也不错，道白低沉，基本功还可以。
乡里的喇叭吹响就行，大家也都图一乐。
这年九月，林彪出国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全国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耿英俊一家。
这一天，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原华瑞县委办公室主任，另一位姓潘，是地区革委会的。
二人进屋后，一看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不免唏嘘了一番，然后说道：“我们代表地、县革委会一是来看望一下你们，二是想给耿书记的儿子安排个工作。你们商量一下看谁去。”
全家一听很是高兴。
爱花的母亲和大哥一商量，决定让双弟先走。一来爱花的大哥来弟刚结婚，又有了儿子，二来家里还离不开来弟。
于是，爱花的母亲含着泪给双弟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装，叮咛了又叮咛，交待了又交待。说出去要好好干，像他父亲一样，要给他爸爸争气。
第二天，双弟坐着他们的北京吉普走了。爱花舍不得心爱的二哥，兄妹情深，一直追着小车，直到看不见为止，还久久地站在塬上。
一直到晚上，爱花的眼睛还哭得肿肿的。
半个月后，双弟来信说他被分配到核工业部一个地质大队，主要搞野外勘探。
母亲说道：“那就好，不管干啥，总比农村强。”并催促来弟给双弟写个回信，报个平安。
双弟走后，缺了一个主要劳力，全家生活更加紧张。爱花既要和小弟到沟里去抬水，又要照顾刚半岁多的侄子海强，还要上学，忙得不可开交。
爱花见家庭如此紧张，干脆给母亲说了一下，再不上学了，想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几个工分。
她的母亲唏嘘了半天，说道：“哎，要是你爸在，哪能这样呢，起码要让我娃上个大学。”
第二天天一亮，爱花就跟着哥嫂下地干活去了。
爱花干活很卖力，怎奈是个孩子，大人挣十个工分，爱花只能挣五个工分，勉强能算半个人。
几个月过去了。
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主要是缺肥缺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为了增产，队里决定让一些人拾羊粪蛋，交到队上，按斤记分。
爱花的母亲和大哥一合计，说爱花是个女孩子，手巧，而且从小就拾煤渣，拾羊粪又比较轻松，还划算。
于是，爱花就和堂妹拴羊，还有几个女孩子漫山遍野去拾羊粪，追着羊群走。天黑时把羊粪交到队上，一过秤，爱花挣了十五个工分，比大人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得还多。
堂妹拴羊只挣了十个工分，心里不服气，心想我就不信比不过这个城里丫头。
第二天把羊粪交到队上，爱花的斤头比前一天又多了一些，工分自然又高了。拴羊不服气，撅起了小嘴。
后来，姐妹俩经常发生矛盾，爱花为了息事宁人，每天下午把自己拾的羊粪给拴羊分上一点，拴羊慢慢高兴了。
真是两个孩子。
这段时间，爱花整天乐呵呵的，一来在山上一边拾羊粪，一边可以玩耍，二来这种活比较轻松。只是小脸蛋晒得通红，另外比较费鞋。
爱花经常央求母亲和嫂子给她做双新鞋。
一九七二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抓教育、抓生产、抓经济，形势一下子好多了。
有一天，华瑞县委来人，说是把老大来弟安排到武成一中教学。
爱花的大哥来弟走后，家里更加冷清。
开春了，爱花继续参加生产队劳动。可吃了不少苦头，挨了很多骂。
麦苗长出后，队里安排妇女们去锄草。爱花拿着沉重的锄头，笨拙地锄草。她心里总想，不能把麦苗锄掉，不然就要挨骂了。越想越紧张，一紧张就把麦苗锄下来了。她的身后锄下的多数是杂草，也还有一些麦苗，妇女队长发现后，把她狠狠地骂了一顿，说：“这哪是人干的活，麦苗都薅掉了，秋天吃什么？”
爱花的嫂子姚遥赶紧打个圆场，说丫头还小，不会干活，队长多原谅。
慢慢地，爱花学会了锄草。
这年夏天，天气大旱。
每天出门，总是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人们热得很难受，庄稼地里土地龟裂，麦苗发黄。
别说下雨了，天上连一丝云都不见。
这样下去会绝收啊，人们吃什么？
队长急了，安排人们到沟里挑水抗旱。爱花也被抽上去挑水。
从沟里到麦地，有两三里羊肠小道，挑一次水得两个小时，一晌午只能挑两次水。大人们挑上水，肩膀麻了，可以换肩，继续走。爱花却不行。累了，她想找个地方把水桶放下歇一歇，哪知刚放下，水桶就翻了，空水桶当啷啷啷，滚到了沟底。爱花急哭了。好心的堂哥盼弟跑到沟底，帮着妹妹重新挑了一挑水。
下工后，爱花在认为她应该放下水桶休息的地方，多挖了几处可以放水桶的平台。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麦浪滚滚，一片金黄，人们喜在眉梢，乐上心头。
天气炎热，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叫得人心烦。
开镰收割了。
人们顶着烈日，脊背朝天，又开始割麦了。
大人挥舞镰刀，动作很快，一次可以割六垅。爱花人小，只能割三垅。而且速度慢，别人割三趟，她只能割两趟。队长嫌她慢，又骂骂咧咧的。
爱花在生产队里什么活都干了。
雨天，队长安排爱花一帮女孩子们到牲口圈里出粪，脚下水兮兮的，又脏又臭，一干就是一天。
春天，挑着粪筐往地里送粪。种子下地后，为了保证出苗率，要把地耱平。爱花站在耱子上，手牵着缰绳，来回耱地。有些山地，坡度较大，有时候爱花不小心从耱子上掉了下来，翻几个跟头，弄得灰头土脸。
打完场后，和小伙子们一样还要帮着抬麻袋、交公粮。
真是一个苦啊。
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了。
腊月二十以后，爱花的大哥来弟、二哥双弟一起回家过年，给毫无生机的家里带来了欢乐。
爱花的大哥穿着中山服，脖子里围着条花格围巾，头上戴顶鸭舌帽，一看就像个知识分子。双弟年轻，穿着随便，却很干净。
他们买了很多东西，人人都有。来弟给小妹买了一件新衣服，双弟给小妹买了双布鞋，还有发卡。
爱花非常快乐。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按照传统，家里这一天要打扫卫生，送灶王爷上天，年三十再把他老人家接回来。
爱花大哥、二哥的任务主要是杀年猪、打扫窑洞和院落，姚遥和爱花的任务是磨面粉、做豆腐、拆洗被褥。
晚上，爱花的母亲安排全家人吃小年夜饭。
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择着豆芽菜，听着大哥来弟讲着外面的新鲜事，还把当时上影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的故事详细地讲给他们听。听着卖花姑娘的悲惨命运，爱花和她的母亲感同身受，哭泣良久。
正月初五，爱花的大姑来走亲戚。大姑当年出嫁到咸阳，两家也经常走动。大姑一看爱花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亭亭玉立，人见人爱。
大姑和母亲闲聊中说：“我那个老大今年十八了，还没对象，我想给爱花订个姑表亲，你看咋相？”
母亲说：“这几年生活不易，还没考虑过这事，得问一下我娃是咋想的。”
晚上爱花和母亲睡下后，母亲提起这事，问爱花是咋想的。爱花也没甚主意，心想听天由命吧，就对母亲说：“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母亲又和爱花的大哥、二哥商量。
母亲说：“陕西条件比这儿好，你们的爸爸不在了，要给爱花找个好人家，如果成了，亲上加亲，公婆对娃也好。那个小伙子我们都见过，人是个过日子的人，能靠得住。”
大哥来弟比较内向，没有吭气。
“我看好着哩。”姚遥说道。
“是不是还有点小。”二哥双弟言道。
母亲说：“我看不小了，先把亲订下，过几年把事情办了。”
爱花的母亲和姑姑一商量，过了几天就把亲订了，爱花也算是名花有主了。
一九七六年。这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元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四月引发了清明“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第三次下野。
七月下旬，朱德委员长逝世。
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
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林彪、江青集团覆灭。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对一些老干部的平反迫在眉睫。
首先昭雪平反的是彭德怀、习仲勋、罗瑞卿、陆定一、陶铸等。
各地的平反昭雪工作也加快了进度。
这年十月底，地委在华瑞县政府门口为耿英俊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平反昭雪。
大街上万人空巷，人山人海，老百姓听到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悼念这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追悼会由中共华瑞县委书记李儒主持，中共武成地委书记云秀致悼词，并宣布省委为耿英俊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
悼词高度评价耿英俊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宣布他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地委副书记宣布，鉴于耿英俊同志是行政十一级，且政绩卓著，骨灰安放于革命公墓。
爱花的母亲昏倒在了主席台上，爱花哭成了泪人。
大街上许多人为之哭泣，一片唏嘘。
许多老干部泣不成声：“天理昭彰，这一天何斯迟也？”
追悼会结束后，云书记一干人会见了耿英俊同志的亲属，并问爱花的母亲有什么要求。
“我就一个女儿，将来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们组织上给安排一下。”她的母亲哭泣着说。
“还有什么？”
母亲又哭了起来，摇了摇头。
多么纯朴、善良的老人啊，竟然再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同年十一月，陶铸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文，追忆陶铸同志光辉的一生。文章讴歌陶铸同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勤政廉洁，高风亮节，最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字里行间，缅怀父亲，父女情笃。全国人民争相传阅，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悲怆涕下。
十二月，爱花以一个中学生的笔触，女儿的情怀，在省报发表文章《永生的怀念》。文章讴歌了耿英俊同志在华瑞县工作期间，艰苦奋斗、光明磊落、一心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人情怀，充满了女儿对父亲的思恋。文词朴实，情意切切，催人泪下，过目难忘，把一个共产党员和慈父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如下：
永生的怀念
在我的记忆之窗刚刚启开以后，妈妈就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每当家里开饭之前，去爸爸的办公室，叫爸爸回家吃饭。
听妈妈说，爸爸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了，身体呢，也渐渐消瘦下去。因此爸爸只要在县上，我就必须按开饭时间把他叫回家，让他按时吃上热饭。可是，有时候我每叫一声“爸，吃饭呢”，爸爸随话答话地应一声“嗯，就去就去”，人却仍然埋首于工作，仿佛完全忘记了我正站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那时候刚刚五岁，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会那样忙，还以为是爸爸有意不理我呢，心里就又急又委曲，有时候叫着叫着，见爸爸始终不动身，就小声地哭起来。爸爸当然不忍见女儿的眼泪。他听见我在哭，才恍然大悟似地抬起头，一面恋恋不舍地离开办公桌，一面显得无可奈何地说：“走吧。”
爸爸多的时间在乡下跑，骑一匹在别人面前很暴躁、在他面前却十分温驯的大白马。爸爸在下乡时候，夏秋穿一件灰色的旧棉衣，冬春穿一件光板的老羊皮皮袄，跟一个庄稼人差不多。我听妈妈说：有一次，爸爸走进一个生产队的饲养院，见饲养员老汉正在刨粪，爸爸也就刨了起来。那个饲养员老汉见爸爸人很平和，穿着也不阔气，就以为是外地来的买马人，毫无顾忌地跟爸爸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饲养员老汉来气了，连骂带咒，把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大小队干部如何打骂群众、如何多吃多占的问题，在爸爸面前毫不保留地端了出来。爸爸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处理了那些问题。那个饲养员老汉感动得直流泪，逢人就说：“人家耿书记是真共产党，爱惜群众，铁面无私。”
我六岁那年，爸爸有一次从乡下回来，面色苍白，人很消瘦，大热天睡觉时候，也要在怀里搂着暖水袋；饭呢，吃得更少了。妈妈和县委的叔叔们见爸爸成了这付样子，就硬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经过检查，爸爸的病情更加严重了，非住院不可。在爸爸住院期间，妈妈怕爸爸寂寞，就叫我去病房里陪伴爸爸，一面做些力所能及的服侍工作。
爸爸在那次住院期间，经常挨医生的批评。我记得有一次医生来查房，见爸爸手上捧着一份材料，床头上搁着一大叠文件，医生就毫不客气地说：“耿书记，您不能再这样了。您一方面得配合医生的工作，另一方面得遵守医院的纪律。”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当面批评爸爸，有点羞，等医生出去以后，就趴在爸爸的膝头上说：“爸，还是躺一会吧，你听，这个阿姨的话多难听呀！”
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尽责任的阿姨是对的。”接着，爸爸沉吟良久，忽然现出很痛苦的样子说：“花花，爸爸不能下乡，心里急啊！”我仰面望着爸爸，见爸爸头上沁满了豆大的汗珠。这是由于心里急的呢，还是胃痛所致？我不知道，但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烙上了这样的印象：爸爸心里，任何时候装的都是党的工作。他因病不能下乡而感到难受；既然身在病床，他就要抓紧时间为党工作。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病床上也不放弃工作的人，却在忽然之间，被所谓的“全县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宣布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野蛮的批斗加诸于爸爸之身，诸多罪名降临到爸爸头上。爸爸立刻被从病床上揪出去，在脖子上挂上打着大“×”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强迫着在批斗会上站“喷气式”，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揭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批斗没有休止，“打倒”则要“永远”。天哪，他们刚刚整理过“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耿英俊同志”的典型材料啊？
后来，成立了“红色”政权，爸爸被关进了“牛棚”。“牛棚”与我们家只有一墙之隔，但是咫尺天涯，不得相见。不过，跟妈妈、哥哥比较起来，我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每天都去“牛棚”里给爸爸送饭，每天都能见到爸爸。有一次，爸爸见我又去送饭了，立刻站起来，高兴地对其他“走资派”叔叔们说：“看！我的‘后勤部长’又来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银幕上与此情此景有关的一些镜头，心里一酸，眼泪唰唰地滚了下来。爸爸见我哭了，一面接住饭盒，一面笑着拧着我的小辫，说：“唉！这是我的花花吗？不是吧，我的花花从来不哭呀！”我哭得更加伤心，抽噎着说：“爸，咱们回老家去吧——爸，你答应呀！”
一个六岁的孩子的想法，当然脱不了天真。爸爸是陇东人，当时我以为我们一家只要回到陇东的老家去，就会太平无事了，殊不知腥风血雨是降临在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土地上！果然，爸爸听了我的话，轻轻摇一摇头，就在“牛棚”里走来走去，显得很不平静。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做着怎样的打算。也许，他想起他那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牛马生涯，也许想起了三六年扑进党的温暖怀抱之后的种种亲切感受吧。
不过，不论孩子的想法如何天真幼稚吧，有时候，居然也能跟深思熟虑的成年人不谋而合。有天晚上，我在迷迷糊糊中听一个叔叔说：“……我们眼前只有这条路了，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我全醒了，听妈妈说：“这是粮票和钱。——你告诉他，孩子们我能操心好。”那个叔叔从妈妈手里接过钱和粮票，一闪身，就被外面的茫茫夜色吞没了。妈妈在窗前站了好久，然后走过来，跨在炕沿上，抽抽咽咽地哭起来了。我从被窝里爬出来，偎在妈妈身边说：“妈，爸爸要逃到老家去吗？——我们一起逃吧。”妈妈不哭了，一把捂住我的嘴，压低嗓门说：“你胡说的什么！”我把头一歪，扑进妈妈怀里，哭着说：“妈，爸是好人，我不给人说。”
焦忧可以使人某个方面过早地成熟。我已经八岁了，我知道爸爸是真正的好人，而好人是会被坏人暗算或者出卖的。我当然不愿意做一个坏人，不愿意出卖自己的爸爸，不！绝不会的。此时此刻，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对爸爸的美好祝愿。我祝愿爸爸早一天脱离苦难，祝愿爸爸平平安安活下去。
不过，爸爸和那个来取粮票和钱的叔叔却始终没有逃。后来据那个叔叔说，当爸爸得知他产生了“逃出去躲躲风头”的想法、并从妈妈手里取来了钱和粮票之后，爸爸就生气了。爸爸对那个叔叔说：“我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你想一想，假使我们逃出去，将会在群众中造成什么影响？”这样，我就继续含着眼泪去给爸爸送饭。有一次送饭的时候我见那个叔叔被打坏了，躺在床上，无限痛苦地呻吟着，但是造反派仍要揪斗他。只见爸爸站起来，走到造反派面前说：“我是县委书记，主要责任由我来负。今天——斗我吧。”爸爸就被揪走了，临走时望了我一眼，微笑着，我送去的饭，连一口也没有吃。我担心爸爸也会被打坏，可是我哪里知道，爸爸这一去，竟是跟这个人世的永别，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儿时的某些记忆是浑沌的云雾，时光会将它们驱得不留足迹，但是某些记忆——深深触烙了心灵的记忆，反而会被时光的飞湍瀑流涤磨得闪闪发亮。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愈来愈觉得爸爸在任之日，起码也是按照焦裕禄同志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他没有用自己、自己的妻子儿女塞满胸怀。
爸爸很少看电影，偶尔去看，我总是跟着去。那时候，这个小县城的影院里还没有对号入座的规矩，叔叔阿姨们就在电影开映之前号出一些座位来，让县委领导坐。但是爸爸不去号出的位子上坐，却在影院老后面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然后抱着我在怀里，将就着看一场。有一次，后面没有空闲座位了，附近的叔叔阿姨们都站起来给爸爸让座位，爸爸一一谢绝了。后来大家挤了挤，爸爸坐在一个拖鼻涕的孩子旁边，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却让我站在一边的走道里，还说：“往这边靠靠，不要影响别人进出。”我心里挺不是味儿，觉得爸爸太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了，难道我还比不上那个拖鼻涕的“脏蛋蛋”吗？心里一嫉妒，我就哭起来了。爸爸对我说：“这个小弟弟比你小，你站一站不要紧嘛。”一个不认识的叔叔把我抱在怀里，我才止住了哭。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也跟一般人一样，是十分疼爱自己的子女的，所不同的是他比一般人更懂得疼爱。就在爸爸离开这个人世前不久，有一次对我说：人要从小热爱劳动。为了使我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他叫我去帮助县中队的解放军叔叔拾土豆。那天，跟我同去的有好几个孩子，回来的时候，有个叔叔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小筐土豆，让我们带到家里去，说这是劳动所得。我一听是劳动所得，就将土豆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了。不料给“牛棚”里的爸爸一说，爸爸却板起了面孔，说：“我是去叫你学习劳动的，你却……唉，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多么不容易啊！”后来，我和哥哥送回了这筐土豆，爸爸知道以后，显得很高兴，连声说：“这样才对，这样才对。”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却对他恨之入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贴在隔墙脚下，就听见从那里传来皮鞭的抽打声、棍棒的折裂声、钢丝鞭的咬肉声和狼嚎般的喝骂声，而爸爸和叔叔们，只有呻吟、呻吟……妈妈一次次昏倒在隔墙脚下，我们兄妹几个只能无声饮泣，连放悲声的权力也没有，因为我们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黑崽子”！
爸爸死了，临死的时候说：“很遗憾，我没有为人民利益而死，却……”造反派认为这才是“死不改悔”，批斗还需要增加“火力”，于是就扎了一个草人，给草人挂上写着“耿英俊”，打着大“×”的牌子，喊叫呀，咒骂呀，说要“彻底打倒”、“彻底批臭”，表演了最野蛮的歇斯底里！
但是人民却没有看臭爸爸。就在批斗草人的大会上，我亲眼看见许多人哭了。一位林业老工人来到停放爸爸遗体的车房里，流着七股八股的泪，献上了自己的寿材……
爸爸离开这个人世，已经八个年头了。八年的流年逝月啊，使我逐渐长大，逐渐懂得了人世，懂得了善与恶，懂得了民意是不能永久被霸占的，懂得了罪恶的心机，最终都将是枉费！
爸爸在我心里永生，我将永生怀念我敬爱的爸爸。
过了不久，爱花的二哥双弟被选送到北京大学汉中分院学习。后来双弟考入北大研究生院攻读化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北京，娶妻杨氏，生一子，生活十分幸福。
后来组织上通知爱花和她的母亲返城。华瑞县人民政府在武成为母亲购买了一处五十平方米的住宅。
陕西爱花的大姑闻知此事后，认为爱花既已回城，今后就是城里人，与她家门不当、户不对，还是把亲退了，让侄女另找他人。
不久，爱花的大姑来和爱花的母亲商量把婚事退了。
经华瑞县安排，爱花的大嫂姚遥和两个孩子迁到华瑞县乌岭公社三台子落户，爱花定期到这里给他们送些面粉。两年后，姚遥和两个孩子迁到武成与家人团聚。
一九七八年，爱花高中毕业，高考未果，分配到华瑞县委办公室工作，两年后调至县人民法院，成了一名法官。最终随夫调至省城，生活幸福美满，生一女，在深圳工作。
爱花的弟弟培军（明弟）考入武成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金阳教委工作，娶妻许氏，生一子。
爱花的母亲随大哥来弟生活，晚年幸福。忽一日无疾而终，享年九十有一。
这真是：
十年弹指一挥间，
一段往事如云烟。
功过事非皆分明，
好人终究得善缘。
二○○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