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代斗栱发展之谜

五　六朝时代斗栱发展之谜

六朝时代是中国民族暴露在外来民族侵袭之下的时代。民族在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异族文化成分的渗入，内则有南方地区文化的成长，对于形成唐宋以后之文化型态，六朝时代无疑是一个起步。研究建筑发展史的学者对这个时代的兴趣，以伊东等人为代表，均着眼于其文化融合的一面，找出佛教的艺术，以及通过中亚传来的西方古典艺术的痕迹⁽³¹⁾。但是对木结构的发展问题，则一方面由于遗物很少，一方面由于情况非常混乱，很少有人对此有较深入的探讨。

这个时代的斗栱发展是一个难解的谜。我们模糊地知道汉代有一个辉煌的建筑形式，而六朝末期与其紧随着的隋唐时代的初期，我们则有充分的实物，可以相当清楚地知道在7世纪，我国建筑的斗栱系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已经成熟。这说明六朝时代是我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孕育时期。然而，是哪些条件促成了这一发展的过程，哪些因素造成了隋唐的形式？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是这一发展的背景呢？这些疑问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外。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上提问题中至少部分的答案，对于我国后期斗栱形成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未经开垦的领域。

让我们先看在这谜样的时代里，所可能发展的成就是什么，亦即在这时代之前与时代之后在形式的衔接上我们所希望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就手边所有的材料，加以简单的讨论，看我们的谜的幅度与牵连是怎样的：

（一）在汉代的建筑中，没有“昂”的迹象。虽有“昂”字出现，但未有实物之证明，而很可能指另一种构件，如椽子等。在六朝的末期，见于日本法隆寺金堂者，为深远之出挑，很显然借重于硕大的“昂”材。自椽子出挑的汉代情形，到昂出挑的六朝末期建筑，我们可以相当安全地说，这个时代是昂发生的时代。

（二）在汉代的建筑中没有“举折”的迹象，亦即在建筑的外表上不论是正面的轮廓线，或屋面的侧影都是直线的。在六朝的末期，见于法隆寺者，却出现明显的曲线⁽³²⁾。而到唐代，曲线屋顶是毫无疑问的了。自朴实、爽直的直线形，到轻快、飘逸而神秘的曲线形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曲线发生的时代。

日本法隆寺金堂断面

法隆寺廊

面对这两个几乎相当确定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了些什么？是很值得检讨的。很可惜，目前的史料所能提示的极少，而所能到手的材料，多无法说明这历史任务如何达成，何时完成。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还只是伊东忠太等人在半个世纪前所完成的。

遗物有两种来源，一是石窟寺中之浮雕，塔之早期形式在云冈石窟中有很明确的描画，而其斗栱的系统亦明晰可见。石窟寺中之装饰尤其很明确地显示一斗三升及人字补间是当时很通行的表达语汇。天龙山石窟寺之第一窟入口有最近似木结构之斗栱系统，进一步证明一斗三升及人字补间的实在⁽³³⁾。第二种来源可见于两晋以来在石面上刻划的图画，或为碑身，或为其他纪念性石器，如波士顿美术馆中之六朝小型房屋模型上所见。这一来源所显示的，只是矩形木框与人字补间的结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确定六朝时代的北方建筑流行着汉代所未曾有，或未曾普及的人字补间铺作。而自遗物上观察，这种系统不但没有昂材的存在，而且没有出挑的迹象。

所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除了增加我们的困惑之外，不但对这四个世纪承汉启唐的责任无法了解，甚至汉代建筑如何发展为北朝之形式，也成为谜的一部分了。

如果六朝的建筑是两汉的推演，则根据形式发展的常规，只能自简单到复杂，自创造到模仿，如自我们所知的两汉建筑发展下来，我们会预期更多的出挑，而不是完全不出挑，我们会预期汉式体制的固定化，而不是一种几乎完全不同的系统。

我说一斗三升、人字补间对汉而言是一种新形式，乃因为斗栱出挑的系统与一斗三升而不出挑的系统，在结构观念上完全不同。汉代的系统有桁承重的含义，是与唐以后的建筑结构系统大体吻合可以衔接的，而一斗三升则属于大椽排列的承重系统，显然在我国建筑发展之系统之外。⁽³⁴⁾为什么呢？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转变？有待遗物的进一步发现，及历史家的努力。把六朝形式认系汉形式的进步，是一种很浅显的说法。

不但自汉至北朝需要一种解释，自北朝的一斗三升过渡到唐代的重栱出跳是另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同样的，其转变并不在于自简而繁，而是一种形式、结构观念的改变，在解释上必须加上外在的因素。自北朝的形式逻辑推演下去，则我们预期一种饰带化了的唐代结构，预期一种更彻底的椽子系统，甚至我们可以推演出西洋的屋架系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