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三升的结构意义

六　一斗三升的结构意义

何以言之？一斗三升在六朝期间已成为一种条带式的装饰，因而有固定化的倾向。其在结构上的作用很小，充其量不过是在构造上刚固了柱梁的节点，这样的形式若不经由革命，很难跳出因袭的圈子。而“叉手”式的结构稳定的观念与人字补间一样，与真正的屋架之三角形构成，只有一步之差，如何使人想象出汉代矩形架构的恢复呢？

连续性是存在的。在斗栱本身的形式上，汉代没有定制，一斗三升亦仅有雏形，南北朝时一斗三升形制上的普遍化是一种连续的现象。可是只有斗栱形象上的连续对大多的问题都不能提供解答。

如果我们很细心地研究遗物上所表现出的一斗三升，可以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每种形式均意味着不同的结构观念。而在表达的遗物上，形象又均极为明确，不像是无意间所犯的错误。第一类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较合理的形式。在各石窟寺中，特别是云冈石窟寺，有些塔（如第三十九窟中之塔柱）及龙门石窟的石刻，均表示斗栱似为柱头有机的部分。在麦积山石窟寺之正面，此种形式的结构意义最为明显，有如后期挑尖梁的构材突出于一斗三升的坐斗之外，使该坐斗很明白地成为一个柱头。斗栱的装饰性已经存在，额枋之作用似乎在于负担其上之人字补间。没有挑出，檐桁与正心桁显然是重叠的。只有从这一类，加上进一步出挑的需要，才能大体连上唐代的系统。⁽³⁵⁾

第二类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而竟公然出现，因此扰乱了斗栱发展的逻辑的。在天龙山第一窟与南响堂山第五窟均有庞大的斗栱形象的门楣。其最重要的特色是它们的一斗三升系统不在柱头上，而是在柱间，人字原来是补间的，却落在柱头上（天龙山）。这是非常难于解释的现象，特别是出现在有建筑尺度的雕刻上，很难否定它的存在。

第三类则是饰带式的形象。此种形象在云冈石窟中处处可见，显然不能表示任何结构的意义。这些饰带有时与宗教性装饰的纹样纠结在一起。这种形式除了暗示我们一斗三升与人字补间是当时已固定化了的意象以外，可说没有多少价值。其中比较启人疑窦的是在云冈第二窟北魏塔柱上，以立体的雕刻表示出了一斗三升与人字铺作的系统，但却只在四角上有柱子。由于塔柱的本身是十分逼真的建筑，令人怀疑在当时饰带式的形象是否发生在真实的建筑上。

在以上三类形象之中，第一、第二两类已经够造成混乱的局面了。而第一类的形式在结构与装饰性两方面亦缺乏统一性。很不幸，上文所提麦积山石窟较合理的形式，却不是较常见的一类，因而更增加了情状的混乱。在云冈石窟中所见，一切作为柱头铺作的一斗三升，均在额枋之上，其柱子与斗栱之间不但隔着额枋，而且另有一硕大的柱头式的坐斗。由于出现之次数太多，我们实在不能否定这种形式的实际存在，而这样双坐斗的制度却使我们茫然于其存在的逻辑。

云冈第二窟塔柱	天龙山第一窟外景

在装饰上，有一个例子颇可令人深思，因而可借以加强斗栱的西方来源论。在云冈第十二窟中，结构形象不但采用双坐斗制，且斗栱的本身的形状已无斗升的形迹，而是来自西亚的狮身像。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早期的例子呢，还是一斗三升由亚述狮身柱头而来？是费人猜量的。衡之北朝结构的装饰性，在柱头之上的斗栱实无具体结构意义可言，说它是装饰物的演化亦非可轻易推翻的。

为求破解一斗三升在结构意义上的含混不清，我们撇开不合理的第二类，以第一类及其中的变体作为例子，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传统历史家提到一斗三升时，多看为孤立的形式，忽略了它在完整的结构体中的意义。我们应当自这种斗栱在结构体中所负之任务着手，及它怎样与其他部材结合在一起，去留心它的意义。

我们知道唐宋以后的斗栱在结构上扮演的角色，虽然有时是装饰的，却均在我们的酌量之中。我们甚至相当明确地知道汉代斗栱的意义，虽然汉代在更模糊更遥远的时代，但对于南北朝的一斗三升，却十分不容易了解，其理由是在魏晋以前，及在隋唐以后，其斗栱系统，不论其简繁，均无疑的多少与我国建筑中深远的出檐有关，因而在形体上，是三向度的，是突出于正面的。南北朝有一斗三升，由于是平面的，是限于正心缝上的一个图案，今天来了解它，真像一个有趣的谜。近代的建筑史家居然没有对它发生兴趣，是使我觉得相当奇怪的一件事。

具体地说，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一个正心缝上的二度的图案与其结构的本身怎样连结在一起呢？我们知道结构的本身是矩形的框架，梁枋穿插在一起，然后经由柱子把上面的重量落到地上。我们知道斗栱至少在早期是一种构造的、装饰的部材，谈不上结构，但是这二度的正面怎样站立起来，支住屋顶的？更具体地思索这个问题，它的意思是：与结构内部的梁柱的连结点在哪里⁽³⁶⁾？

自这个问题上去观察云冈第二十一窟的北魏塔柱立图，就感觉出这谜的力量了。这塔柱是如此逼真的一座建筑，甚至没有第二窟塔柱中柱子的问题，但经过这一问，立刻发现这个塔柱是由一个带有斗栱形象的平面包围着，竟看不出一点立体结构的端倪，甚至结构问题比较繁杂的角隅也未见有交代。第二十一窟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几乎大多数的例子亦均如此，使得我们不得不为结构的逻辑，回头来尝试恢复它的意义。让我们仔细一一试来。

为求清晰起见，以比较具有代表性，且尺寸较大的云冈第十二窟之浮雕做例子。我们假想自结构内部连结正面的梁头落在柱子的中心线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落在哪一点呢？以结构的逻辑性看，大约有四点是可能的，我们以其合理的程度依次加以分析。

最合理的梁柱的接触点是与栱成正交处，亦即上页图之第一点。简图a为这种假想的断面，说明阑额以上的坐斗是交互斗的形式，乃虹梁或穿插枋与栱相交。在这一假想情形下，斗栱的系统是有效的构造的工具，把梁枋之连结合理地戏剧化了。交互斗为额枋与虹梁之过渡材，栱强化了檐檩在柱心线上接头的感觉。同时阑额下的柱头式大斗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刚固阑额接头之用。

除了解释较为合理外，尚有两个理由可以作为有力之旁证支持这个假想。第一是前提麦积山上的浮雕，梁尖如此硕大而清晰地突出，使人无法怀疑。可惜我们无法亲自到现场观察，不能证实这一浮雕在南北朝结构上的代表性。但除非有相当强的反证，证明它是属于后代的作品，否则虽属稀少的例子，也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第二个理由是历史的。自南北朝后期以来的日本飞鸟建筑，迄于中、日两国的后代建筑，处处都告诉我们一斗三升的梁尖出跳是在这一点。苏波氏根据日本佛教建筑之研究曾导出此一结论。⁽³⁷⁾在我国建筑中，以宋《法式》为总结的唐宋斗栱系统里，令栱的形式可以作为一斗三升的缩影来看，因为它们都是直接承受撩檐枋的，两者都是有明显的耍头存在的。宋式中的耍头虽为装饰，其为退化了的结构部材却十分可能。

有名的8世纪的大雁塔门楣石刻上，除了告诉我们唐初的斗栱系统外，在不为人所注意的两翼回廊上，可以看出唐代一斗三升、人字补间的构造关系。自拓印后的印刷本上观察，容或有含混之处，但可十分肯定地说栱之中央有部材突出。一斗三升之坐斗为交互斗。大雁塔之浮雕表示的结构与北朝石窟寺中所见有很大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为阑额穿入柱身顶端，属于汉、唐以来之传统，后者阑额则经由大斗下至柱身，较近西式之手法。简图a可说明大雁塔所暗示之正面之剖面。

这一个假定虽然有这些理由来支持，却有一先天的直接的困难。即在石窟寺的大多数例子中，即使刻划十分明显的浮雕，也没有表示出耍头的迹象，而大斗却是重复的。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它的真实性。在笔者手边的资料中，一切一斗三升的形象，均近似笔架，乃以两个近半圆形之空隙来表示三升之存在，而升斗之尺寸又完全相同，没有交互斗之痕迹。这一点自纯形式上看已可推翻第一点的假定，而使它与整个的唐宋系统截然分开。

第二个可能的柱梁交接点，若考虑了柱头式大斗的存在是真实的，则可能为柱头下方，穿插枋以榫插入柱身，以完成架构的功能，而未露梁头（清代则均露头），如简图b所示。由于阑额不是穿插于柱头之中，而是承托在大斗上，故梁枋或穿插枋插入柱子在结构上是稳定的。在此情形下，斗栱的系统成为柱梁架构之上的附属物，其意义可能是调整檐檩之高度，以免深远的出檐压在开口上，显得厚重而阴暗。⁽³⁸⁾

此一假定的最大意义在于大斗柱头之出现。虽然东汉时代武梁氏祠中之石刻有独立柱之出现，但因形象过分简单，很难看出在整体结构中之意义；而散布于各地，尤其是四川与沂南之发掘，可看出代表性的汉代结构，是正面有数根拉系材而将柱间分隔为很多较小格子的系统。这是一种很标准的木构造，其系统不但传至唐宋，且远渡而影响了日本的建筑。我国宋代以后的独立柱系统，自梁枋以下独立于石础上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始自南北朝的早期，其被采用，很可能是受西方之影响：柱头、柱身与柱基的三段法反映了西方的观念。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很容易下推论：这种做法即使在南北朝，是限于宗教性建筑的。理由是西方柱式的使用亦多属宗教建筑，我国南北朝之佛教建筑既自健驼罗传来大量的西式纹样，在建筑上受影响是很自然的。

由于西式柱范的采用，正面的额枋就被提到柱头以上，成为过梁，一斗三升与人字补间的连续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西式庙宇上的饰带，这是我国建筑史上在明清以前的首次斗栱饰带化时期。因此，独立柱身与梁枋在柱头以下连结，而把斗栱当作装饰来处理，是很说得过去的。

当然，这种可能性的优点是自石窟浮雕上看乃是仅有的可能性，而其缺点则在于完全没有证据。由于我们至今没有一座实在建筑物可资研究，只能写在这里存疑了。另一个致命的因素是我国建筑上，主要构架的梁枋必然是直接支承，很少有榫接的，我们所猜测的汉代一般建筑的正面剖视，似乎也是直接安置于隐于屋檐下的阑额之上。在我国建筑传统中的南北朝建筑，梁枋直接插入柱身，是不太容易接受的想法。

第三个可能性则为梁尖取代一斗三升中央一升的位置（简图c），这个假定在实物上没有任何证据，但可自汉阙石刻中看到这种做法。它的困难处是升身很小，作为次要支撑材还有可能，作为梁尖则极为勉强。

第四种可能性为梁尖放在斗栱上托枋子的上面，如简图d所示。这样假定自然亦无证据，而是把整个斗栱饰带看作桁架来设定的。这是比较戏剧性的假设，但若以云冈第二窟中塔柱的例子，做这种假设不但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了。但是对它的反证却十分坚强。自云冈第二窟塔柱与第十二窟浮雕上看来，很明显的，一斗三升所承托的是一根檐檩，不但断面很小，而且是圆形。在这样一个圆木上安置承重的大梁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大多数模型与浮雕上如此清楚地刻划着圆形的椽条整齐地压在这根圆的檩上，使我们失去假定的勇气了。

综之，我们对一斗三升系统的讨论无非说明这一系统在结构上十分含混。在讨论了这些可能性之后，我们可以大体上说，它没有结构的意义，甚至失去了在两汉时代斗栱的意义，而为装饰的，也许是宗教的意义。这一点结论使我们深感在传承的关系上有极为难解之处。

这个结论自然不是说南北朝时代的斗栱系统在我国建筑史上没有传承的意义。相反的，一斗三升的系统确实是有效地结束了魏晋的多方面的发展，而定于一简单的形式上；这种形式又成为是后一千多年我国斗栱系统发展的起点。如果说我国建筑结构的系统的发展自一斗三升始，与事实相去不远。而日本自法隆寺以来一系列的发展，均反映了此一演进的精神。⁽³⁹⁾

这是说，在我国建筑斗栱系统的出跳发展上，一斗三升提供了一个坚强的零点。自此而有一跳、二跳等的发展，终于形成宋代以后形制繁复的制度。同时，由于南北朝早期大木制度没有出挑，檐之伸出依靠大椽，终于促进了六朝末期的昂材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