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成长与发展
转型 基督教的成长问题的探讨是《衰亡史》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学术界在罗马帝国衰落过程中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吉本认为:“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问题牵连到晚期罗马帝国的文化转型问题。我们知道，罗马文化的根基是以融合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华的古典文化，其宗教上的特征首先在于传统的多神教体系，即罗马人的某种社会生活受到某个神的管理或护佑，而且这些神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谱系，一套体系管理国家事务，一套体系管理公民个人生活，我们所熟知的神有天王朱庇特、天后朱诺、美神维纳斯、战神玛尔斯等等;其次，罗马人看待神的态度比较实际，认为人和神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这就是祈求与赐予的关系;再次，尽管在罗马的宗教思想上对肉体和灵魂关系的论证已经达到非常抽象的程度，但是它比较缺乏对人的最终价值的思考和关怀，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否有来世等等问题并不能在罗马宗教中找到完美的答案;最后，罗马宗教对异教怀有比较开放的态度，能够对外来宗教兼容并蓄。罗马文化的根基正是这种传统宗教。
罗马人的古典宗教生活在公元4世纪初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来自于东方的基督教从公元1世纪起在帝国迅速传播，罗马政府开始对这种宗教抱有敌意，企图以镇压的方式阻止它的传播，但早期基督教在这种重压之下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发布敕令，宣布基督教的合法性，罗马帝国宗教文化随之发生重大转型，基督教成为罗马宗教的主流，基督教文化成为罗马的主要文化特征，“直到今天，欧美文化的根基仍然跟基督教有直接联系，基督教的影响也并非仅限于这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之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已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通过他们的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
研究的困难 研究跟基督教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的人，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你如何来看待基督教?而身处基督教文化圈的人要对基督教进行科学的探讨，必然要直接面对信仰的挑战:你是否信仰上帝造人?是否信仰三位一体?是否信仰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各种传说，特别是神迹?身处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吉本必然也要面对这些问题。此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吉本必然要处于教会与教界的影响与控制之下，他在坦诚信仰的同时，也很难跳出基督教界对思想信仰的影响，更不用说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研究早期基督教了。因此，对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教的很多研究其实只是局限于教会史和圣经的阐释研究，这些困难并不会因为出现了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有所消除。直至今日，这种困难仍然困扰着欧美的学术界，我们了解了这种困难，才会发现吉本的真正伟大之处，每当读到下面的文字，也会被吉本的勇敢探索精神所打动和震撼。“但是，这一探索，不论如何有用或有趣，却伴随着两个特殊的困难。教会历史资料的贫乏和众多疑点使我们几乎很难驱散笼罩着基督教开创时期的迷雾。伟大的公正原则，又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示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信徒们的不足征信的说法;而且对一个不十分留心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的错误似乎已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可是只要他们不仅想到神的启示是由何而来，而且想到是对谁作出的时候，那对虔诚基督教徒的攻击和不信教者的虚假的胜利，便都会立即不复存在了。神学家可以纵情描绘宗教仅披着她的天衣冉冉自天而降的愉快情景，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可不那么轻松。他必须揭示出，她在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一起长时间居住在地球上时，不可避免必将沾染上的错误和腐化现象。”吉本是个基督徒，曾为了自己的信仰孜孜探求，当直面自己的信仰时，他也会又矛盾和彷徨，但是吉本决不愿成为一个神学家，只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
成长的原因 关于基督教成长的原因，我们不妨直接引用吉本的原文:“看来大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使它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给了它极大的帮助:——Ⅰ.基督教徒的一成不变和——如果我们可以大胆这样说的话——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这种情绪虽确乎出自于犹太教，但已清除掉了那种非但不设法诱导，反而阻碍非犹太教徒接受摩西戒律的狭隘的不友好的精神。Ⅱ.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这一教义更由于一些能使这一重要真理增加分量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Ⅲ.一般传说原始基督教教会具有的神奇力量。Ⅳ.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Ⅴ.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它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日益壮大的国家。”
先来看第一原因——宗教热情与普世精神。
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诞生，因此诞生之初，必然带有犹太教的深刻烙印，即吉本所说到“宗教热情”。谈到犹太人的宗教热情，就不能不提到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古代以色列—犹太民族是西亚地区灾难深重的民族，约公元前11世纪建国，国王所罗门时代达到鼎盛，并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史称“第一圣殿时代”。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国灭亡犹太国，第一圣殿被毁。后经过漫长的颠沛流离，犹太人于公元前165年恢复圣殿，史称“第二圣殿时代”。吉本这样来评价犹太人的历史:“许多世代以来，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痛苦呻吟的犹太人，在继亚历山大之后的几个王朝时期从阴暗之中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人数先在东方，后又在西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便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赖以保持他们的特殊宗教仪式的沉静、顽劣的脾气及其不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种族，不惜公开承认，或毫不掩饰，他们对人类其余部分的不可调和的憎恨。”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犹太人饱受罗马人的压迫。在长期的苦难生活中，犹太人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宗教信仰，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热情，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托拉”(摩西五经)的信仰。奥古斯都虽然恢复了“罗马和平”，但是在东部地中海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仍然对罗马的统治不满，常常爆发骚乱。奥古斯都命令负责犹太事务的总督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犹太教最高长老在长老会的支持下行使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和独立宗教裁判权，以此作为交换，犹太人也对罗马的统治作出让步，长老会默许罗马在犹太地区的主权。但是犹太人下层却主张采取武装反抗方式，驱逐外来统治，恢复民族独立，同时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弥赛亚身上。公元40年卡利古拉皇帝背弃奥古斯都以来的宗教容忍政策，命令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树立自己的雕像，让犹太人崇拜，立即遭到犹太人的反抗。叙利亚总督彼得罗尼乌斯警告卡利古拉保持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卡利古拉不但拒不听从，反而命令继续树立自己的雕像，并要求彼得罗尼乌斯自杀谢罪。吉本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卡利古拉时代犹太人的反抗精神:“然而征服者的温和态度并不足以压制下他们的臣民的带有妒意的偏见，他们看到那些异教的标记不可避免地传入一个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愤慨。卡利古拉要将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中的企图，由于一个对此类偶像崇拜的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于对死亡恐惧的民族的一致反对而遭到失败。他们对于摩西戒律坚信不疑的程度，不次于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细流，如逼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流，有时甚至被激成一股巨浪。”尼禄皇帝统治期间犹太人爆发了起义，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城市被夷为平地。但是犹太人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即使在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罗马仍保持对犹太地区的残酷镇压。公元132年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的旧址上建立另外一座新城，并在此建造朱庇特神殿，犹太人再次掀起反抗的浪潮。哈德良用三年时间，屠杀了58万犹太人，毁灭50多座城市，才将这次起义扑灭，此后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
在吉本看来犹太教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成长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犹太教的保守性:“在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这个不友好的民族所追随的并非罗马人的宽大政策，而是希腊人的出于自私的虚荣。亚伯拉罕的后代听人说只有他们才是那神的契约的继承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他们担心轻易和世上异族分享他们的遗产，会降低了它的价值。与人类更多的接触虽扩大了他们的知识范围，却并未纠正他们的偏见;以色列的上帝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他倒更应当感谢多神教的随和的心性，而并非由于他自己的传教士的积极行动。”
基督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公元1世纪30年代产生。
吉本认为基督教从犹太教中产生具有两种特性:一是继承性，二是创新性。其继承性体现在“用摩西的戒律的力量武装自己……和在古代的旧体系中一样，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的相信宗教的真理和同一上帝的热情;因而现在在关于最高神灵的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向人们透露的任何情况，都必须有助于增强他们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摩西和先知们都具有神的权威，这一点已被承认，甚至被确认为基督教的最牢固的基础”。其创新性在于:1.救世主的观念，“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救世主即将来临，并为长时间期待着的那一天作好了准备，这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粗略的理解，常常被表现为一位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而并非一位先知，一个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为世人赎罪作出的牺牲，那些神庙中的不完美的牺牲立即被结束和消除了”。2.宗教仪式的变革，“现在一种纯洁的，同样适用于一切不同气候的地区，适用于人类所处的一切情况的精神崇拜，代替了那些徒有形式和图像的礼拜仪式;而且在入教礼中使用更为无害的水代替了原来使用的人血”。3.普世宗教，“获得神的恩惠的机会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被普遍许诺给了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早期基督教是在同异端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早期基督教)竟于不知不觉中分成了50多个教派，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马西昂派以及更后一段时候的摩尼教派。每个教派都能夸耀自己的主教和会众、医生和殉道者;这些异端教派不理会教会所采用的四福音书，却自行编写了许多历史，按他们各自的教义的需要安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诺斯替教派很快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教派遍及亚洲和埃及，也在罗马建立起来，有一段时候甚至深入到西部诸省。他们绝大部分兴起于1世纪，盛行于3世纪，而在4或5世纪由于更为时髦的争论的流行和政府统治权力的高涨而受到了压制”。正统基督教在同这些异端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尽管他们(异端)常常扰乱宗教内部的和平，玷辱宗教的声誉，但他们实际却有助于、而非有碍于基督教的发展”。同异端的斗争维护了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在吉本看来也是基督教热情执著精神的具体体现。吉本不惜花大量笔墨描述基督教同异端之间的是非争论，显示了他广博的宗教文化知识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如果对此感兴趣者，可以参见此章节中基督教与诺斯替派之间的辩论。
第二原因是基督教中的来世与重生教义。
在关于死亡与痛苦解脱的问题上，罗马哲学很难提供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他们(罗马哲学家)如果想让他们的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十分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的最后解脱实际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不复存在的人，也便不再有任何痛苦”;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性抱有一种更崇高认知，他们求助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在脱离形骸之后，必能感受到更高级的美德和幸福。因此在晚期帝国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中盛行这样一种思想，人的灵魂可以一直长存，因此灵魂被看做是弥漫和支持着整个宇宙的无限的自在的精神的一部分了。吉本对这种哲学思想的评价不高，他认为:“这样一种脱离人的感官和经验的学说，也许可以为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它有时也能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却很快便被现实生活中的事务和各种交往所磨灭……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罗马的民间宗教也很难为普通人提供一种终极的关怀，更不用说提供终极的解脱了。在此，吉本对罗马古典宗教的缺点作了精辟的揭示，1.它们的神话的整个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牢固的支架。2.关于地狱情况的描写早已任凭画家和诗人的幻想去处理，他们在其中安置的是许多幽灵和妖魔，而加之于他们的奖赏和惩罚又毫无公正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来说最为亲切的严肃的真理，竟被一堆乱七八糟的幻想所压抑和玷污了。3.希腊和罗马的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也很少把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是一个基本信条……人们在朱庇特或阿波罗的圣坛前祈求的愿望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崇拜者所关心的只是今世的幸福，而对于来世的生活则或者毫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
抽象的现世幸福观、灵魂不灭观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在罗马帝国处于衰落与危机的时刻、特别是面临文化转型和蛮族侵袭的时候，难以支撑罗马人的心灵殿堂。基督救世主和天国的思想给人们带来了温暖，耶稣以自己的鲜血为人类赎罪使人们的灵魂得到解脱，最重要的是“‘人的儿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地在云端中出现”，因为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灵魂的复活，千禧年国度、最后的审判是人们的依托。吉本对基督教的这种来世观作出一个大胆的评判:“17个世纪的变革已经教会我们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只要我们容许这一错误为了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它便会对基督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他们将永远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期待着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个人种的人类都将在他们的神圣的审判者面前战栗。”很明确，吉本在这里对基督教的“复活”说和“最后的审判”说采取一种完全怀疑的态度，但是又巧妙地回避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第三原因是教会的神奇力量。
神迹首先是指基督的超自然的神力，《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行神迹的次数不下35次;神迹其次是指基督教徒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的神力，例如能道神意、眼能见神灵显圣和预言吉凶的天赋，并有降伏魔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这些神迹促使一些教外的人改而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他们的最早的弟子们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自己始终不间断地拥有各种法力。
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信仰者，对神迹可信性的评价似乎非常简单。但是吉本受到生活时代客观条件的制约，要求他用唯物史观来评价神迹的可信性和客观性似乎是差强人意的事情，不仅如此，在启蒙运动的时代，对原始教会的奇迹进行评论也是非常冒险的。吉本承认“原始教会的奇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极其开明的深入的研究，对它接连进行了攻击;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在我们自己的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中，似乎引起了广泛的责难”。但吉本仍然要从理性和宗教信仰中找到一种调和的方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完全是来之于某种特殊的论点，而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一向惯于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的影响。一个历史家的职责却并不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加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隐瞒，要采取一种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也难以将这种理论恰当地加以运用，难以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如实准确地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而不致倾向于把它的成因归之于超自然的天赋。”
古罗马士兵
吉本更多的是从原始基督教的受众心理出发来探讨神迹的作用，“不管自使徒时代以后原始基督教教会对于奇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2—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对宗教的事业和真实性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是绝对不同的……原始基督教教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而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已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的四周到处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依靠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并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出乎意外地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其目标、工具，或目睹者的真实或想象的奇异事迹，使他们十分愉快地以同样的轻松但却更为合理地去接受福音教历史上确凿有据的奇闻;在这种情况下，不曾超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范围的奇迹就能启发他们，使他们以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不可知的奥秘”。
第四原因是基督徒的美德。
美德是构建一个健全社会的基础，这种共识最初并非来源于基督教哲学，而是来源于古典哲学。希腊罗马哲学家思想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的道德问题，而一个社会的衰亡也同道德的腐败有直接的关系，于是对历史的评判就变成了对道德的评判，吉本何尝不是如此!古罗马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其原因在于“祖辈的传统”，这些传统中包含着勤劳、勇敢、正直、节制等等美德。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的美德已经不复存在，“愚昧、残酷的提比略、狂暴的卡利古拉、软弱无能的克劳迪乌斯、荒淫残暴的尼禄、禽兽一般的维特利乌和胆小如鼠、不齿于人类的图密善早已被认定只能遗臭万年!在八十年的时间中(中间就除开韦伯芗统治下情况不明的短暂的喘息时间)罗马一直呻吟在极其残酷的暴政的蹂躏之下，这暴政彻底消灭掉了奉行共和制的古老家族，而且在那一不幸时代出现的一切美德和才能也都受到了致命的摧毁”。
在这样一个道德腐败和堕落的晚期帝国，基督徒却以一种崭新的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对神的信仰必然能净化信徒的心灵。永生的信仰使他们不惧死亡和迫害，怜悯之心使他们乐善好施，为了追求精神的最高境界，他们不惜抛弃家产、断绝肉体享受的诱惑，默默苦修。“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他们的兄弟们的纯洁性的辩护士，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赞扬他们的先辈的圣洁的作家，都曾以极其生动的色彩展示了通过对福音教的传播向世人推荐的习俗的改革”，这些基督教作家笔下的圣人的道德品质甚至超越了罗马共和时代的元老精英的美德。在吉本看来，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道德品质上超越前人是由于两种动因，一是罪恶忏悔行为，使人们再不易受到那种忽然爆发出来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的侵扰，而正是这种情绪促成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突然的皈依;二是以教堂礼拜为代表的集体生活塑造了基督徒的维护社团名誉的意愿，集体生活使他们不致再次陷入他们旧时的混乱生活中去，而且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极为警惕地注意他本人的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他的同教弟兄们的行为，因为他既然可以希望分享大家共同的荣誉，也便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
吉本在以下的段落中完整地列举了基督徒的美德: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世人对他们的鄙视锻炼了他们的谦虚、温和和忍耐的习惯。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教徒都十分感佩，也常给一些虚情假义的朋友以可乘之机。
第五原因是基督教会的团结和纪律使他们成为国中之国。
吉本认为早期基督教团体并非一个冷漠和被动的团体，“一个对帝国已建立的宗教进行攻击的独立的社团不可能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并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让他们不仅在这个基督教共和国中行使精神职能，而且还要在其中行使世俗的领导职能。这个社团的安全、荣誉和壮大，即使是在最为虔诚的人的头脑中，也会引起一种有如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抱有的那种爱国精神，有时也同样会产生只要可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而对所使用的手段如何漠不关心”。除此之外，基督教团体内部也出现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
基督教在从犹太教脱离出来之后，并没有完善的组织，随着基督教在帝国迅速传播，教徒越来越多，事务更加繁多，原始组织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尽管教会史学家对教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但吉本所展示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第一阶段是使徒传道阶段，组织比较分散。第二阶段是先知和教师阶段，“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中建立的宗教团体之间，仅只有共同的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和平等形成它的内部组织的基础，而纪律和人类知识的缺乏，则不时靠一些先知的帮助来加以补充，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不同才能，所有的人都能被召去担任这一职务，每当他们感到得到神力的冲动的时候，就可以在由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灵的意旨”。第三阶段是监督(或主教)、长老和执事的阶段。由于“先知们的傲气和错误的狂热，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等到先知的制度已变得无用甚至有害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他们的职位也被撤销了”，“他们宗教的公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了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管事人，主教和长老”，“这两个称呼，一开始似乎是用来指明同一职位和同一个人的。长老这个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或者更表明他们稳重和聪慧。主教这个头衔，表明他们对属于他们管辖的教区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为人负有监督的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团长老以平等的权力和共同协商的态度，指导着每一个新形成的教会团体”;此后，“对于常被每年一度或临时的选举打破的公众宁静的关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个极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并从他们的长老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一平凡的称号中冒了出来，后者仍是每一个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最自然的尊称，前者则被专用于它的新设立的高贵的主席职位”。
吉本认为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中的另一个国家或共同体，“在使徒们死后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会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温和、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到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洲的教会便采取了省宗教会议这个有用的制度，而这种制度是按照希腊的城邦代表会议、亚该亚同盟，或爱奥尼亚诸城市代表会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在各自的省会集会的做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律。“不久，正统基督教教会也采取了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并获得名副其实的力量。”
“正是在——专一的热忱、对即将来临的死后世界的憧憬、对各种奇迹的传闻、实行严格的德行规范，以及原始教会的那套体制——这些原因的帮助下，基督教才得以如此成功地在罗马帝国内发展起来。正是由于这第一个原因，基督教徒们才具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使他们决不向他们决心要加以征服的敌人屈服。接下去的三个原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原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的武器，并使他们的努力具有那种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的志愿兵，常可以据以击败一大群既不知战斗目的何在，也不在意战斗结果如何的乌合之众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怎样看待吉本的观点 在回答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原因问题上，吉本只是给出了部分的答案，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基督教兴盛的客观原因。罗马帝国专制君主制度的黑暗与贵族生活的腐败在事实上否定了传统宗教信仰中所宣扬的民族优越感;罗马帝国的衰落体现在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族起义和蛮族入侵等方面，这直接造成了罗马人对于传统的宗教文化和道德品质丧失信心。在这种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品质沦丧的时代，新的基督教信仰无疑能够弥补罗马人精神生活的缺失。经过三个世纪的演变，基督教从最初的反抗罗马统治的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宣扬和解顺从精神的宗教。在君士坦丁当政时期，基督教已经被统治者看作一种对罗马政权和政治有益的宗教力量了。最后，基督教在被纳入到罗马帝国国教的过程中，早期教父神学家对于基督教思想的改造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他们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同罗马人的古典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