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康早就习惯了被通缉的日子。在他的思维里，早就有这么一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通缉。不过，1939年夏天的这一次，通缉令来得这么快，令他感到突然——入侵中山的日寇还未被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暗流就来到了身边。黎一乐在《中山抗战初期史料考述》第147页是这样记录孙康如何收到风声的：“（1939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下令驻扎在西桠的陈泽寰前去逮捕县立第七小学校长孙康。在陈动手的前一天，总务员孙钦汉（中共党员）在学校接到第四区警察分局长、第四区抗先队长孙海筹打来的电话后，即通知孙康转移。给孙海筹报信者是县长兼守备总队长张惠长。”该书第153页还有一个注释，说这一条是据孙继普老人回忆的，孙继普当时是县立第七小学教师、中共四区区委副书记。

早在1927年初，四区沙边人孙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中山卖蔗埔起义爆发，21岁的孙康就带领几十名张家边农民自卫军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国民党中山县当局派兵四处搜捕农民起义军，解散农会。孙康等人受通缉，于1928年底转往南洋一带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这是第一次被通缉的情况，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100名（1921～2011）》第35、36页。

《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100名（1921～2011）》在第36页记述了孙康第二次被通缉的情况，不过这次被通缉该书用的词语是“驱逐出境”。这一次不是由国民党当局通缉，而是“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这一次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孙康离开中山后，辗转南洋，于槟榔屿积极向《槟城新报》投稿，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获得当地华侨关注。1929年，他任《槟城新报》主笔，一改该报“保皇”做法，为“三民主义”摇旗呐喊。该报在当地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青年人。他的文章被泗水、婆罗洲等地的报纸转载，不但起到了宣传作用，还联系了组织。不少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南洋而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都是通过报纸刊登的这些文章找到了党组织。孙康的做法，引起了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注意，他向当局进行了交涉，欲擒拿孙康。孙康被迫潜伏于吉隆坡一所平民学校，发生在1933年的“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事件，事发突然，使他与党组织再次失去了联系。

《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100名（1921～2011）》第36、37页讲述了孙康第三次被通缉的情况：1937年至1939年，在孙康领导下，中共中山县委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成立，孙康任中共中山县委首任书记。到1939年，中山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至五百多名，居全省各县党员数量之首。中山县委在孙康的领导下，带领全体党员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就在孙康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时候，危机悄然向他迫近。第三次通缉令向他发出，就在庆祝打退日寇第一次进犯横门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共逆流袭向中山，孙康只得又一次选择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