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特征，一些当时人以及后来的作者们都曾注意到。[80]
他很早就自以为有才。1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四十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有霸视之气”。[81]
此并非一时的。多年后，他仍然如此。当他31岁（1888）访问北京时，与京里的学者们斗智。他回忆道：“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82]
谦虚显非他的美德。
康有为很难自认有错误。当别人不同意他一些事时，他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他曾在一封可能写于戊戌年后的信中说：“道之不行久矣，孤鹤之难鸣甚矣……哥伯尼创言地之绕日，乃至下狱，而今古天学者，莫不尊于哥伯尼。凡义之至正确者，未有不得胜者也。”[83]
征服真理可以说是康有为信仰的要义。生而自信给予他道德的勇气和学问上的坚持。他在认知上毫无疑惑[84]，故很少注意旁人不同的意见。他甚爱明朝宰相张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85]
此一不屈之自信使康氏无惧地与他认为的恶势力作战，几如一传教士，不顾成规不计后果，向世界宣布他所相信的真理。
康有为因而常受制于教条主义，如他的门人梁启超于光绪廿七年（1901）曾说：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86]
二十年后，梁仍未改变此一看法，并回顾助其师写《新学伪经考》的经验：
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说我。[87]
这种教条式的心态使他有时看不见现实。例如，戊戌年（1898）当皇帝下诏变法明定国事时（6月11日），许多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加强抵制康有为的活动，他却说：“举国欢欣！”[88]
不过，反对的声浪大得使他不能不承认大事不好，他说：“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89]
再举一例，庚子那年（1900），他宣称筹有巨款和相当数目的军队勤王，事实并没有这回事。梁启超就极力反对这种不符事实的做法，在致康函中说：“常作大言，与中山无异，徒使人见轻耳。”[90]
自信心固然为一领袖所不可无，但若过于自信，则必损害信用，流于幻想，以至于自欺。
自信心有时也令康油然而生与实况不符的乐观，无怪乎康广仁于政变前不久向一友人抱怨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91]
广仁感觉到环境日恶，一再劝他的伯兄离京回里。[92]
但有为不听，奋战到底。广仁自己未离开，以至因参加变法而就戮。
康有为过分自信还使他作出欠考虑的判断。梁启超就说过：“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判断常常“不悉当者”。[93]
陆乃翔和陆敦骙合写的《康南海先生传》亦说，康遇到问题时可以马上作出决定，可以用几句话打发很复杂、很困难的事务。因此，不喜欢他的人就说他武断、执拗和专制。[94]
康有为在晚年亦自认，过去的一些看法由于未能深思熟虑而欠周。民国二年（1913），他在一篇跋中后悔当年奏请皇上易服一事，他说人有时感情用事，设想不能周到。[95]
许多历史因素导致戊戌变法的惨败，但我们不能不设想，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莽撞，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变法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