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氏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德智能力，故必须带头为人类服务。他12岁时，就“岐嶷能指挥人事”。[96]
有一度，他连孔夫子亦不稍让。民国六年（1917）他写道：
吾少尝欲自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氏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97]
他虽终究拜服孔圣，但他未尝放弃自身在圣贤之列的想法。[98]
他知道要跻身圣贤之列，必须尽己为人。这是他在感情上要求自己的，在理智上督促自己的。他对其他人的热心——仁和不忍——是他心智的主要成分。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99]；并不止一次，口述他的人道胸怀。例如，他在解释光绪廿年间（19世纪90年代）家乡发生的一件麻烦事说：
既以大小无殊，但推恻隐之心，以行吾仁，不计祸患……不计成败。[100]
这一原则在《大同书》里说得更明白：“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致其亲爱矣。”[101]
不管打什么折扣，康有为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讲原则之一人。
康有为的言行既由其信念所支配，故不理会别人的感觉和社会成规，以至于成为批评和弹劾的目标。他结婚时（1876），为了“原则”，拒绝闹新房的风俗，不理会亲友们的不高兴。[102]
光绪十九年（1893），他又为了原则，不遵从行之已久的习惯，称选拔他为举人的考官为“师”，当然引起一般士大夫的谴责。[103]
他连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也不作学术上和人格上的让步。光绪廿一年（1895）之秋，他到南京去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时任两江的张总督有意变法，待康氏以上宾，但很不赞成《孔子改制考》中的论点。康有为拒绝修改或放弃他的任何意见，说他的意见来自大原则，不能因两江总督的礼遇而改变。可预料到的，张之洞终于没有支持他已答应赞助的强学分会。[104]
戊戌年（1898）之春，康有为接受皇帝历史性的召见后，刚毅建议让他在总理衙门供职；但他认为此职有辱于他，乃拒绝赴任。[105]
他自认清高，故不能在衙门里行走。
有人或指责他自夸、高傲或争权。辜鸿铭是一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保守派，且曾在张之洞的幕府当英文秘书，称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们为“极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106]
仆兰德（J.O.P.Bland）和班克豪斯（Sir Edmund T.Backhouse）也觉得“很难宽宥康有为的个人动机，以及夺权的欲望”。[107]
当代作者钱穆亦形容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108]
有一些与康氏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抱怨道，他待人迹近傲慢和专横。陈少白曾报道他于戊戌年（1898）在日本与康氏会晤的经过：
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二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直隶人王照……我们一共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的对梁铁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罗嗦罢！”梁铁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109]
王照曾被认为是一脾气强烈的人[110]，此事也许不能全怪康。但梁启超于光绪廿八年（1902）致康函中所说应不能说是诽谤康。梁曾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一篇反满的革命文章。康大为生气，写了一封骂梁的信。梁在回信中说了这样一段：
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休，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111]
梁未遵照党魁所制定的政策，应该受劾责；但康借全党人同意为口实，实属独裁。英哲罗素曾说：“进步党原要努力创造一座乐园，然经他们自我陶醉地运用他们的智慧和仁心后，却创造出一个新的暴政。”[112]
康显未如此自我陶醉，并无意要制造暴政。不过，由于他过度的自信，难免不会掉进王安石曾经坠入的陷阱。最近一位史家曾指出：“安石全心服膺不合正统的思想，以至于使他愈来愈专断，而不能容忍旁人的意见。经常将旁人的意见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甚至于认为是捣蛋。”[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