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

康氏反对传统轻视工商之见，然他与一些20世纪开发中国家的领袖有异，他并不过分强调非农业的其他企业。他明确希望一个各方面都均衡的经济。

他强调，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必须抛弃落伍的传统态度：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387]

此同一论点曾在别处重申。旧日重农而轻工商的政策，在经济是不妥的。政府不去开发国家资源（康氏认为中国资源丰富），而只知剥削乡村农民。这些旧政策实在亟须放弃，而努力针对“经济帝国主义”的威胁。^[388]

康氏并不曾说农业不必重视。农业成长与工业发展都是拓广商业所必须，道路与船舶便于贸易，农、工、矿业则为市场提供成品。^[389]

康氏也不曾说工业化必须牺牲农业（近人有此指责）。^[390]

以康氏所见，农业不应仅追求维持生产者的“生计”，而是大量生产，提供市场之需，以获得利润。因此，他的农业观近乎工业化社会，农业生产的形态应取决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所需。

康氏没有发展农业的详细计划。在1890年代的著作中，他仅泛指政府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为了转变对外贸易的逆差，他建议政府采取步骤，就对外贸易上占一席之地的土产品（如丝与茶），帮助其生产者改良品质并增加产量。他也建议要教导农人近代耕种技术，让他们具备西方土壤分析、肥料学、动植物学，以及机械化等知识。他还建议应鼓励在全国各地设立农会，以便传播这类知识。康氏并指出，同样措施要运用到林业与渔业，以及其他有关工业。^[391]

后来在戊戌年，他建议在各州各县设立农业学校，有关农业的西文书籍要译为中文，要邀请西方化学家来中国研究各地不同性质的土壤。另外，在京城里要设置“农商局”，各省置分局，以领导近代化措施。^[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