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为康有为写传的某些作者认为康氏一生中理论与实际常不一致，例如其中一位作者说：

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146]

康氏本人未尝没有觉察到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释。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此一点在其论“杀生”一节，最为明显：

吾好仁者也，尝戒杀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147]

总之，人无须因有乌托邦之远景而漠视传统规范。或如康氏所说：“凡法律务适宜于其地与其时，苟其适宜，必能使其人日以发达，愈发达，愈改良，遂至止于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为是，小康之法为非也。”^[148]

康是否已满意解释其言行的不一致，并不重要。也许他就是孟子所谓的“狂者”，亦为孔子所略赞许。孟子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149]

有人怀疑康氏在冷静理智上提倡变法维新，但在感情上仍然缅怀旧事物，他的弟弟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150]

梁启超在1901年说得更明确：

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夫人而知之。虽然彼又富于保守性质之人也。爱质最重，恋旧最切，故于古金石好之，古书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笃于故旧，厚于乡情，其于中囯思想界也，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151]

康氏的“两极”观点还可以追溯一下他早年的纯传统教育，以及后来信奉公羊学与热烈研读西学的因缘。^[152]

不论康氏既进步又保守的立脚点是什么，二者都随时间和境遇而改变。我们可以说梁启超说康是“先时之人物也”^[153]，并不太正确（事实上他自我矛盾）。康氐凭借理想、热情和勇气，成为替传统中国开拓进步之路的先锋。^[154]

康氏当然具有这些优点，而且确是一拓荒者。但梁氏忽视了康氏心态的另一面，即保守主义，也是梁氏已经指出的。不管如何说，如我已在上文所示，这位南海圣人在个人操守上，大致是尊重礼俗的。^[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