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观点看大同
我在此章开头曾提到康氏的大同理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认真设计的社会转化的可行计划，用适当方式逐步付诸实施。但其他人，包括他的学生在内，则别有所解。梁启超自认不解乃师何以演成精妙的理想而又“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249]
名史学家钱穆则谓中国既无实施大同的客观条件，康氏的描述实为“无端发此奇想”。[250]
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大同不比乌托邦社会主义更有价值。毛泽东在1949年说康氏写了《大同书》，但他不曾也不能寻得通往大同之路。[251]
大陆的学者大都附和此议。其中有人认为康氏的理想是毫无社会现实基础的零碎想法，另有人指为一种幻想式的农村社会主义，还有人斥之为纯粹的空想，甚至有人指控康氏想藉此欺骗群众以阻挡人民革命的高潮。[252]
这些人都未注意到康氏的主观意图，他是尽力理解自己思想的历史意义的。他十分自信地认为大同乃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可行理想。在1919年，他显然认为实行理想中的政治部分时机已到，乃出版了《大同书》的前一两部分。他在书前以三首诗为介，并有序言。在其中一首诗中，他说：
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253]
事实上，康氏至少在两处暗示，大同之世的政治方面已在他有生之年成其雏形。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在他看来乃是世界一统大事的开端。[254]
当他在1919年闻说国联成立，高兴地说他将及身而见大同之实现。[255]
不过，他仍觉得大同的其他方面，实施之日仍很遥远。
然则，《大同书》可说是实际行动的指导。[256]
它除了详解社会制度的正式结构和运用原则之外，还提出逐步方案，肯定地迈向大同。转变的过程有如“一件件的乌托邦工程”。[257]
《大同书》的作者决无意立即重组社会，或在白日梦中想到华胥之境。[258]
指责康氏的社会理想与现实脱节亦值得商榷。他对现有制度的严厉批评涉及19世纪中西双方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核心。他解决问题所作的建议与历史趋向一致。他的一些激烈主张显然超越时代，因而得不到回应。但其他一些观点终结于1902年，为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所乐道，而且成为社会现实。在1910年代与1920年代，自由与平等在知识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民主和科学得到热情和大声的支援。中国家庭制度虽未消失，但在民国已大大地革了命。[259]
一个女权联盟于1922年在北京成立。[260]
一年之后，一群大学生在南方提倡“家庭民主”以及婚姻自主。[261]
男女平等以及择偶的自由终于得到政府的法律保障。[262]
这些发展并不是受了康氏的影响。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只知道康之顽抗民国，想恢复旧朝，建立孔教，以及在动乱的1910与1920年代中的一些反对西化的论点；他们不曾看到他的《大同书》，该书到1930年代中期才发行。因此，这些人鄙视他，认为他反动地抗拒“新文化”的潮流，自不足怪。他们走的是他多年前所指出的路，但他一直是未被认识的先知。事实是，康氏及其不知情的跟随者反映了共同的历史变局：毫无选择地把中国从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几十年中将其推向陌生的现代化之途。不过，康氏首先见及此一潮流，指出确切的社会转化的趋向。此一历史重要性不因他未被同时代人认可而减色。
因此，康氏的“大同”乃是一“有效的乌托邦”，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与近代中国思想路向的白日梦。[263]
他一生之中目击中国思想与制度的根基受到一再的抨击，深知剧烈转变之需要以及可行性。他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以及对西方的认识，使他能看到中国的问题以及如何改变。在戊戌变法期中，他仅企图做小规模的重建工作，这是他的最起码的想法。在《大同书》中，他则定下绝大的改革计划，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可相比拟。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264]
有人可以指出若干不当之处，如有关家庭与财产部分，但无人可以忽视他整个社会思想的历史意义。[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