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有为尚表现出另一种性格：对生命的一种欢乐感。读《大同书》者大都能注意到，他对人性所作之坦率的享乐主义式解释，即他所说：“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131]
这并不是一种空想的哲学创作，只是他个人经验和信念的表达。他的强烈欲望和感情，使他认为肉体之享乐与舒服，是良好生活的当然因素。他早年即已养成一种奢侈的习惯。他13岁时，跟祖父到广州城里去玩，“睹繁丽，日与友遨游，不暇学也”（而两年前他全心力学，曾一夜不眠读毕全书）。[132]
后来，他流亡在外国，也维持高水准生活。1904年旅行于意大利时，他雇用了一个译员，以及奥国籍的厨师。他的高贵时装，使挽有女伴的罗马绅士，坐在马车里，向他脱帽敬礼，把他当作来自中国的贵族。[133]
他显然喜欢这种赞赏。好像是，他将长期流亡当作快乐的旅游，满足他的游癖，而无因挫败尝得苦果。[134]
他甚是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经常赞美其所表现的华美生活。当他于己卯（1879）和壬午（1882）赴香港和上海时，该地的繁荣引起他对西学的浓厚兴趣。[135]
后来，在光绪卅二、卅三年（1906、1907）间，花城蒙特卡洛（Monte-Carlo，旧译满的加罗）使他着了迷：
一英人语我以欧游日曾至满的加罗乎？不可不一游满的加罗……满的加罗宫室第一。满的加罗服饰第一。饮食第一，戏乐第一，女亦第一。吾向仅闻巴黎之丽华而未知满的加罗……及此亲游，虽以告者过，然其妙丽几几有以甲欧土者焉。
他除尽情详述在那儿所见畅快之事外，更将赞美入其诗，称之为：“大地异境。”[136]
他对雅典的失望与对蒙特卡洛的兴奋，正好是强烈的对比。他抱怨雅典“山陵枯索，飞尘满天，烈日炎熇，蒸人如甑，盖失气运久矣。感喟欷歔，不能自己”。[137]
他对黄石公园也同样感到乏味，于1905年9月游罢，数说那儿的山没有树，“石色枯黄，尘沙如山，蒸人若甑”。于是对此游的定论是：“游凡六日，意兴索然。”[138]
对于人造奢华与自然景物之间，他的选择是很显然的。
他的享乐主义哲学可见不止一端，说得最明畅的是1908年在希腊时所述的一段：
农业之囯，务尚节俭；而工商之国，势必享乐。……人类进步有其文化之指标，而文化由享乐之程度量之。圣人戒富豪特权淫逸以至覆灭……然若人人享乐，莫不富乐而能鉴赏美好，则不能谓之淫逸，而是进义理于至高之域。[139]
此一乐观之哲学犹如“平民享乐主义”，自与康氏兼爱哲学有关，他于1918年指出：
吾既为人身，则惟爱吾身及吾同类……凡数千年圣哲之制作，大地之品物，吾皆宜享受之，而不必矫俭也。[140]
他既信人之欲望不宜压制，更进而对宗教史作享乐的解释。他于1904年写道，凡强制禁欲之宗教都不能兴旺，而宣扬欲念的先知最为成功。康氏认为马丁路德能创立新教，因其敢于无视独身的誓言，娶尼姑为妻。亲鸾成为日本本愿宗的教主，因他敢于娶亲和食肉。[141]
的确，康氏更进一步认为，随着大同的到来，一切加诸于人欲的限制将被除去，甚至性欲也可自由：
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无交合色欲之事者，天也；以天之故则必不能绝，必不能绝则必有奸淫之事……虽有万亿婆罗门、佛、耶稣欲捄之而欲绝其欲，而必不能使全世界人类绝交合之欲也……故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各适其欲而给其求……固又有好男色者，虽索格拉底已有之矣……人情既许自由，苟非由强合者则无由禁之。[142]
此简直像1960年代放纵的美国。不过，康氏只允许无限制的性欲自由在乌托邦的时代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将不受坏制度的引诱，将超越善恶，将不再受寻常规范的约束。在这种幸福时代到临之前，限制人欲的道德与法律仍须尊重。[143]
因此，他尽管雅不欲节奢，事实上却过着与放任主义相左的规律生活。[144]
他虽欣赏声色，然其行为仍不失为一彬彬儒者。[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