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乌托邦之路

梁启超比喻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为“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101]

康氏知道此书会有深远的影响，故坚不出版此书，以免其内容未到时机就披露，将“陷天下于洪水猛兽”^[102]。康氏的确认为他的此一思想有危险性，因其与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几无不相反。当然，“大同”一词从儒家经典而来。^[103]

但康氏给予此词崭新的意义，与儒家原意已面目全非^[104]，足令人怀疑《大同书》的作者是否可称作圣人之徒。^[105]

不论康氏与儒学是何种关系，他在写作《大同书》^[106]之时，显然沉醉于乌托邦境界之中。乌托邦思想虽由不满现实而产生^[107]，然要其成熟尚需有开阔境界的思想家超脱现实作哲学的思考。不满现实可能促使改革；唯有对遥远未来作超越的观察始能有乌托邦的建立。就康氏而言，从变法到乌托邦的转变不过是1898年后几年内的事。游历欧美使他有仔细观察西方文明的机会。1900年推翻慈禧太后的起义失败后，康氏改革的希望亦随之破灭。他在槟榔屿与大吉岭有三年清静的时间从容深思人生和社会。^[108]

他因而具备了走向乌托邦之路的心理条件。他不顾眼前败坏的制度和社会，而展望在完美制度和理想之下的想象中的社会，终于描写出他的大同见解。^[109]

他足可称为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作者，他的大胆设想足令他与其他国家的伟大乌托邦思想家并驾齐驱。^[110]

一如书名所指出的^[111]，康氏在此并不关注维护中国价值或移植西方思想，而是要为全人类界定一种生活方式，使人人心理上感到满足，在道德上感到正确。在此，他的社会思想中的“世界化”阶段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