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社会主义
有人说，乌托邦思想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288]
康有为在西方社会主义出现之后著书立说，他又自1879年后努力追求“西学”，社会主义影响到他的乌托邦思想，自无可怪。[289]
近年以来，中国大陆上的学者虽不完全赞同《大同书》，却给予相当的注意。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康氏著此书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指路。[290]
康氏意图将阶级斗争的现实隐藏于大同之中，以助此一阶级的延续。[291]
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也指责康氏否认阶级斗争的重要。康氏所说似乎是左派的理论都是该书反动内容的烟幕。总之，“大同”不过是一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292]
大陆学者汤志钧总结地斥责康氏此书在内容上的反动。[293]
这些学者也许必须服从既定的思想路线，所以对康氏书中极其明显的社会主义趋向，只好视而不见。但有一些大陆学者，由于明显的理由，虽然认为康氏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多少接受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位说康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派，然则所显示的是“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此一作者又说，康氏不仅攻击中国的封建制度，同时暴露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谬误。[294]
另一作者将康氏的“三世说”与马克思的三阶段说相比，即康氏以“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来说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295]
又一位作者见及康氏乌托邦中的经济思想有转变。在《大同书》的初稿中，他抨击封建制度，向往资本主义；但在其定稿中则向往共产主义社会。[296]
果如此，康氏显然不一致。[297]
一般而言，这些作者对康的评估较近真相。他们至少承认康氏对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贡献，且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先驱。
众所周知，为20世纪之初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可见之于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间，特别是追随孙中山的一群革命党人。1905年发刊《民报》之后[298]，社会主义成为主要的政纲，只要翻阅早期《民报》即可知之。在创刊号（1905年10月）中，孙文署名的发刊辞已正式提出有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民生主义）。[299]
前两个主义早已在欧美实现，最后一个主义则有待20世纪人士的努力。中国须立即促成民族与民权主义，并同时于伤害西方各国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发生前，执行社会主义。孙氏说：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囯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00]
此一说法，孙氏追随者如胡汉民、冯自由、朱执信等一再附和。胡汉民撰“六大主义”以申此义。[301]
胡氏以国有土地（第三个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并据以反对私有财产制（与康氏所见相同）。胡氏说土地乃经济生产的主要因素，地主制度造成贫富不均，压榨劳力。中国应记取西方的教训，如不能于政治革命完成后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则“经济阶级”将取代“政治阶级”，重蹈西方的覆辙。[302]
冯自由则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即借自亨利·乔治的平均地权。[303]
朱执信则追“社会革命”之根于造成自由竞争与绝对产权的不完善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他并未建议立即采用纯粹的共产主义，但含糊地说不能全然拒斥“科学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304]
其实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要比孙中山及其门徒更为激烈。康氏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虽非其所创却要比《民报》所说早三年，且较有系统。只是他的社会主义一直未被注意；而孙氏的社会主义（正式的称谓是民生主义），虽未见诸实施，但大闻于世。
社会主义思潮尚有另一渠道。在1910年代末与1920年代初，《新青年》成为社会主义的喉舌。[305]
早在1915年，陈独秀即认为社会主义以及人权学说与进化学说为近代文明的标志，他当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而是巴布夫（Babeuf）、圣西门和傅立叶。[306]
《新青年》作者们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兴趣，与日倶增，而终结于马克思主义。[307]
陈独秀在1920年说，工业化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施行。资本主义发展了欧美以及日本的工业与教育，但同时使欧洲人、美国人以及日本人贪婪、残酷、欺诈、奸恶与麻木。中国必须抓住机会在资本主义勃兴前工业化。[308]
李大钊于1920年也根据马克思主义抨击中国的家庭制度。他指出每一个社会与思想运动都在摧毁传统的儒家道德系统，及其相关的愚忠、愚孝、盲目服从与歧视女子。中国方兴未艾的“劳工运动”尤能摧毁儒教将劳动者置于统治阶层的剥削之下[309]的阶级教条。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之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新青年》先进知识分子的福音，说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能在中国实行。[310]
据此，陈氏于1922年7月一文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点，诸如剩余价值、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工人专政”等等。[311]
即使是胡适，他的思想见解不可能是马克思的，也对苏俄的“大规模政治实验”表示“敬佩”。他说此乃一史无前例的“庞大‘乌托邦’计划”，惟有1世纪的王莽以及千余年后的王安石变法，略可相比，但胡氏对苏维埃实施社会主义的方法不表赞同，他解释道：
近代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312]
由此可见，在20世纪的前20年，各种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到全然的共产主义，都可见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之中。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能是最有系统、最有想象力的著作；它比胡适的“自由社会主义”更激进，可称为“民主共产主义”，在精神上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较接近，与马克思主义较远。从康有为到陈独秀，有如从18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到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
以上的陈述已足可警惕我们，不要给康有为过高的评价。最近某些作者似乎便是这样，有一位认为康氏的“大同”与“西方共产主义”全无区别。[313]
另一位学者说，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借自康有为的思想。[314]
当然大同与共产除显明的结构上相同外，尚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两者都是根植于人类发展是单线直行的假设，而提出来的普遍性的理想。但相似不应完全掩遮两者相异之处。汤普逊（Laurence G.Thompson）已明确指出，康氏对人性的设想、获致理想的方法以及乌托邦的指导原则，与马克思主义者大不相同。[315]
事实上，康氏的人道观与共产党人对人与社会冷酷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康、毛两人是互不相容的。
像康有为、胡适、陈独秀以及其他近代中国人物在思想情感上极不相同，而同时倾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最近有位学者指出，今日开发中国家领导人，因积极要工业化，倾向用不同的社会主义方式，来加速经济成长。他又说：“开发中国家的社会主义由既得利益阶层指导，基于公正，而非利益，基于国家计划，而非盲目的市场经济。”[31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故不同于今日的开发中国家，但我们不能不觉得，康氏及其同时代人也都知道工业革命在先进国家所造成的问题，他们也会注意到公正多于利益，也会看到“理想的计划”胜于“盲目的市场经济”。
我们可以简略地追溯一下，中国自1860年以来近代化的企图：最初有自强运动以求西方的富强，接着是戊戌变法及其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最后是革命党设计的工业化计划。毛泽东在1949年说，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向西方求真理。[317]
这些领导者的确都向西方求真理，但他们所见的“真理”并不相同。康有为像他同时代人一样，倾向工业革命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方式。[318]
但在20世纪之初，康氏在《大同书》中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且有不同的回应。当时的历史环境需要激烈的思想重建。社会主义既在，康氏不会不去吸它一口。他自然会像同时代的人一样寄望于社会主义的方法。他对资本主义失望之后，提出通往乌托邦的新路向。这是一条可行之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康氏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简史的撰写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