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权先生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学术训练是哲学。他于1926年，自当时唯心哲学重镇的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任导师是专精伦理学与政治学、曾经留学德国的唯心论派哲学家狄理（Frank Thilly）教授。公权先生于康大三年博士生研究期间，与狄理接触最多，影响最大。体会到这位当时已年逾六十的美国教授循循善诱，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取填鸭式的灌输知识，具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但绝不强人从己，而是鼓励学生自寻门径、自辟境界，纵然主张与己迥异，只要言之成理，可任其并行。狄理的教授方法给公权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日后他自己教授学生时，亦采用此法。我记得初次选择论文题目时，向他请教，他于谈论时处处引发我自己的兴趣与趋向，绝不代我选题，于讨论问题时也随时照顾到别人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他的“教授法”显然深得业师的真传。

狄理教授之外，公权先生受益较多的还有专精美学和希腊哲学的韩莽（William Hammond）教授，以及讲解形上学与英国哲学的阿尔比（Ernest Albee）教授。他也受到康大政治系一位年轻教师恺德林（George E.G.Crtlin）的启迪与鼓励，恺氏为出身牛津大学的英国学者，原是到康大研究院进修，因其博学敏思，而请其讲课。公权先生选了恺氏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讨课程，两人非常投缘，时相讨论辩难，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公权先生于赴康大继续深造之前，曾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佘宾（George H.Sabine）亦值得一提。佘宾教授当时尚无赫赫之名，但已饱学深思，而且非常欣赏这位远自太平洋彼岸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佘教授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政治学理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自1937年在英国初版后，1949年再版，1951年三版，此后十年之内五次印刷。我于1978年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过一年书，当时台北坊间仍然销售佘宾这本书的翻印本，并为一般大专院校所采用。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原也是在佘宾的启迪下，打下基础的。

公权先生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向我说，他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却都是历史工作；他没有一天正规地学过历史，史学全是自修的。不过，无心栽柳柳成荫。并非偶然，他研究的历史主要还是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有深厚功力的人，来研究政治思想史，必然事半而功倍。何况公权先生于哲学的训练之外，还有细致的诗人情怀，所作《小桐荫馆诗词》，词意瑰玮，斐然成章，诗境造诣高超。诗与哲汇聚于文史之学，遂使公权先生虽非史学科班出身，而其史学著作，莫不是上乘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