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萧公权先生在美国著名大学执教十九年，退休后又在西雅图市居住了十三年，对美国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有极为深入的了解。中国研究旧称“汉学”（Sinology），二战以前的旧汉学家大都不是学界中人，有很多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研究中国随兴之所至，无论历史、文学、语文、哲学、艺术等等，没有学科的限制。二战以后，汉学逐步在西方校园扎根与发展。中国被作为世界上诸多区域之一来研究。中国成为区域研究，往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耕耘，而西方主流派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也少与中国研究沟通，因即以公权先生之见，西方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号称有普及性，实际上也不过是美国学和欧洲学的区域研究。同时由于中国研究的学院化，自然而然导致学科化，新的汉学家必须要有学科训练，诸如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分属各种不同的科系，亦因而造成学科间的隔阂。公权先生弟子牟复礼教授即曾力主“汉学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任何文化必须研究其整体，非从各方面整合研究不能理解整个文化，各种学科代表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各与整体研究有关，然没有任何一科可以提供全面。相比之下，旧时代的汉学家因为没有科系的包袱，反而更能顾及整体与全面。公权先生以为，今之学者固不能不要专业，却不应不尝试科际间的整合，从别的学科中获致方法与概念上的启发，以充实自己的学问，才能完成中国研究的完整性。至今中国研究的科际整合以及与西方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交流与整合，仍然是迫切的问题。
据我所知，萧公权先生晚年回顾，对汉学或中国研究的前景，并不很乐观。他认为西方学者由于语文与文化背景的限制，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许多标榜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人，虽重视方法却更不重视语文的训练，以至于曲解误解，触目皆是。反观中国，当时大陆上“文革”余波仍然荡漾，予人以文化大毁灭的印象，而港台学者的成果，无论质量，均乏善可陈。他也洞悉到，年轻一代的中国文史学者，虽然黄肤黑发，口语流利，但对传统学问实甚隔膜，与清儒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标准，相去甚远。就“识字”而论，华洋学者之间也许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
公权先生的不乐观也许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西方汉学的讲坛上不断会有专家学者，但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华大地上，也不会再有像陈寅恪与钱锺书那样博学的通儒。通儒已是濒临灭绝的“生物”，只能有“随风而逝”的无奈。
约十年前，当我写完《史家陈寅恪传》增订本后，试填了一首蝶恋花，自觉也很能表达吾师晚年的心情，谨录于下为结。
隔海江山烟雾外
历尽沧桑
憔悴朱颜改
风雨无情君莫怪
那堪春去情难再
销尽风流心力怠
昔日繁华
梦里相思债
玦月窥窗花影碎
秋虫似泣啼无奈
1994年4月25日
稿于弗州柏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