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交通与传播

康有为并不特别留意经济学家所谓的交通事业的投资，但他对铁路、汽船，以及邮政事业有他的想法。他同意他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铁路在西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立即从事有系统的铁路建设。其效果将不止于经济上的。铁路除了提供大量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运输功能外，还可在战时迅速运送人员与物质，而在平时则可消解各地语言风俗的差异，使各地来往便捷。建筑铁路需要大量经费，缺少资金为最大阻碍。因此，他建议政府应鼓励并帮助私人铁路投资，给予他们可行的计划、合理的规定，以及可资依赖的保障。基于未经现实环境证实的乐观，他说：“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411]

是以，外国资金并不宜于建筑中国铁路。康氏与一些当时的人有异，他完全排除外国投资或筹借外资来筑路的可能性。事实上，他要减少上海与天津两大商埠的重要性，故铁路无须经过这两座城市。此为他力主建筑北京—青江浦一线而反对天津—通州一线的主要论点。^[412]

在此康有为是一“民族主义者”，高估了中国的财力，也不知道工业发展地区可以累积资本，以发展不发达地区的经济。

康氏在一个奏折（1898年仲夏）中说，凋敝的漕运应该取消了，以便将款项用之于铁路的建设。他指出漕运在经济上一直不是成功的，现在已成“万国腾笑”奇谬之弊政。近代铁路可快速地运送谷物。事实上，政府不需介入食物的运输。现代货物交易系统成立后，“民食所重，商贾自趋”，政府不须干涉。^[413]

在此康氏似已接近自由经济的概念。

现代航运是同一情况。他说：“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414]

不过，政府需设立弁从事邮政。康氏借英国经验说，一个国营的现代化邮局可增加帝国收入，同时给予民众绝大的便利。它可有助铁路系统，增进其用途。^[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