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萧公权先生自康乃尔大学归国后，至七七抗战军兴，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各校，计约十年半。所开课程除专长的西洋政治思想外，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开拓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当时颇有学者认为政治思想乃西洋之概念，施之于中国或不免捕风捉影、大言欺人。而另一种极端，则由于对政治思想概念不清，将之与其他思想混一而论。公权先生遂从资料的搜集与选择入手，以清晰的概念、敏锐的眼力，以及高度的耐心，将散在群籍有关政治思想的素材抄录出来，在清华大学授课时已陆续印成讲义，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七七事变起已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1400多页，奠定日后著书立说的基础。

抗战期间，公权先生于成都华西坝燕大兼课时，在内迁的光华大学附近农家，租赁几间房屋而居，于两年宁静的乡居生活中，运用政治学观点、历史学方法，于1940年的夏天完成了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由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初版。书出近半世纪以来，中外学子读之、引之，莫不奉为经典巨著。以此书中某些章节为基础撰成专著者，亦大有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亦列萧氏门墙，独力迻译此书，上卷已由普林斯顿大学于1979年出版，共778页。彼邦学者踊跃争购，益知此书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政治思想史》最基本的贡献在于展现明确的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在二三千年时间长河里的演变，有力而具体地回应了轻视中国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的议论，证明中国自有其政治思想与不可磨灭的价值。公权先生兼通中西，当然明察到中西政治思想性质有异；由于整个思想趋向的不同，中国尚实践，西欧工思辨，因而有致知与致用之别，于是二千余年中国政治思想亦多属于政术范围，而较缺乏西洋发达的政治原理与政治哲学，但是仍不能以性质殊异遽言价值的高低。

公权先生写史，为政治思想开拓更广阔的境界，上自文献可征的晚周，下迄辛亥革命，极有系统地述论二千余年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而述论的详略则视创获性与影响力之大小而定，所涉及古来学者六十余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学观点分类征引，并加以综合与分析，不仅使原作者之政论畅所欲言，而使其意义更加明晰。全书各章夹叙夹议，何者为古人所说，何者为近人意见，何者为作史者之评论，都交代得十分清楚，而贯穿其间者则为作者凝聚于民族与文化之精神。

公权先生深得史学微意，故特别重视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史之发展，呈现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过程。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可分为“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战国在内；“专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汉至明清之二千年；以及“近代国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海通以后至辛亥革命。按政治思想演变之大势，则可分为“创造时期”，自孔子至始皇一统；“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公权先生视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成熟，显有时代因素，因其撰稿成书之日，仍属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为不可侵犯之“圣教”。谄之，心有不甘；评之，恐遭时忌，是以虽原有孙中山一章，终于不予收录，既奉阙疑之旨，复得讳而不隐之效，亦可略见，公权先生心思的细密。

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既注意到从各时期去观察整体历史的发展，也重视某一时期政治思想受环境影响而稍变的情况。例如孔孟主张略同而途径有异，即因时代环境不同之故。公权先生说：“二子之异，殆亦时代使然。盖晚周养士尊贤，肇于魏之西河而盛于齐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见，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无由实现，孟子乃承战国之风，发为以德抗位之说，亦极自然之事也。”又如论墨学之衰灭亦极精辟：“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环境之改变，而墨徒不能修改师说以适应之。嬴氏统一封建易为郡县，诸侯尽灭，皇帝独尊，销天下兵器以为钟金人。如是则尚同非攻之说无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针对晚周之历史背景而产生，其不能昌明于一统之专制天下，诚势所必至。”可以例见作者从历史背景去了解政治思想而出的卓见。

此一巨著对臆说的批驳以及新见的提出也甚可观。自晚清以来，国人每喜作比附之谈，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具民选制度，以秦政为法治等等，莫不一一据事理驳之，以明学术真理。公权先生治学以平实谨严自期，若无确切事实与坚硕理由，不立新说；但每立一新说，常常是难易之定论。例如比较孔墨，洞见两者相似之处。公权先生指出，“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售，乃广授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异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贱而自跻于士大夫，一则终身以贱人自处……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旧说，别立令人心悦诚服的新说。又如对两宋功利思想的发挥，亦能超迈前人。公权先生说，“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与理学同为“儒家思想之巨变”，亦时势所致然。两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为中坚，安石显然是儒家中的有为者，而不能把他视为法家。燕京出身专治宋史的刘子健教授对萧氏所论两宋功利主义一章，最表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