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超乎人世之外

康氏思想的第二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在《诸天讲》一书中，表达得最确实。此书讲天文学与太空，成于1926年之夏，距其逝世仅九个月。^[508]

这也可能就是他于1902年所提到的超乎佛法外的天游之学。

至此康氏思想的内容和气氛大异。在第一期的著作大致而言是严肃的，对人类的痛苦抱绝大的同情，亟欲改变苦状，而此一时期则可探悉一种庄严的喜悦，从此可得一种印象，即康氏早先关心人世之苦，已被喜乐可从一正确的心态立即获得的信念所取代。此无须大力的改革，以重造外在世界。换言之，得救不在佛袓龙树下的苦功，而在迦叶（Kāsyàpa）的拈花微笑。吾人尚可从中感到一种虔诚——承认人的智慧不足以理解一切。此一态度为康氏前所未有，他一直是“没有疑难”之人。^[509]

不论是作为变法运动的领袖，或是新儒家的先知，他总是十分自信，甚至自傲的。^[510]

与自信相连的一个信念是，他认为人乃上天所钟，具有理解宇宙中一切值得理解的东西，包括对未来事件的先知。再者，鬼神在世间有其一席之地，然人乃居最重要的位置。此一态度大半为理解到人以及世界不过是有限宇宙的一叶而遭取代，人类的智识经验极有限，故不能否认仍有无法直接知晓的事物存在。

因此，吾人可说康氏晚年的思想已变得“出世”了，指向超乎人与物的现象世界的境域。一方面，他超脱地球的限制，从事他所谓的天游之学。另一方面，他的眼光从人事投向超自然物，悄悄地放弃了他早期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