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萧公权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为《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原由英文撰成，197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印行，后由笔者译成中文，198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公权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40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以公权先生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成此大书。

公权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氏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和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有为，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来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公权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为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国家富强的追寻，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寻求。是以在公权先生笔下，康有为既是热情爱国的改革家，也是沉思于遥远的乌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读者或以为此乃矛盾现象，甚或指责作者未能妥为调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是同一世界观里的两个不同层次；既不在同一层次，便无矛盾可言。公权先生已在书中明说：

这种不相同的见解并非不一致，而仅仅显示康氏如何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的范畴，超越现存制度与价值观。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是代表同一思想中的两个层次。

这一段话足以化解认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团。

公权先生撰写此书，每能作广泛的比较研究，即把康氏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观察，因而常见微知著。例如他首发康有为深受陆九渊与王守仁的影响；又例如他首先指出，康著《物质救国论》实已发陈独秀、吴稚晖等人的先声；又如他在述论康氏经济改革的主张时，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明治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学说时，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比而观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类此，展示了一种精辟的“宏观”。

精辟的“宏观”之外，还有细致的“微观”。在纵横的议论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证，诸如《大同书》成书的年代，康有为与廖平的纠葛，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对宗教的看法，都能推见至隐，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说。

公权先生论述的重点在康有为的思想，然于康氏的性格与情怀，落墨无多，而神貌自显。当我们终卷之后，康氏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跃浮脑际，久久难忘。同时也使人们感叹，康氏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多“不幸而言中”，也令人赞叹康氏对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见解并未过时，反而更加真切。例如康氏一再强调译书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以及政治改良与经济成功的密切关系。他也见及工业化会导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来之前，工业化须不失为中国，也就是“中国式的工业化”。类此识见，可谓与时倶新。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纪，终发觉必须回头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为曾经指出的道路。萧氏此书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