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游
康氏神游太空的想法来自好几个源头。首先，他可能受到理学中陆王学派的启示。[511]
康氏的宇宙观与陆九渊极相似。他极可能受到常被引用的陆氏之语的影响：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512]
但最主要的灵感还是来自康氏的天文学研究，他从1880年代初开始，终生未歇。[513]
望远镜中的奇景异象对他有绝大的冲击。此一令人兴奋的经验不仅加强他对天文的兴趣，而且给陆九渊的孤高之言以实质内容。康氏借望远镜以及天文书籍之助，大大扩张了他的知识领域，较陆氏的南斗与北辰更遥远。广大无垠的境界在他眼前展开，可穷他的无穷之思。他还可能进一步受到井上氏所著《星界想游记》的影响，那是一本于1886~1896年之间引起他注意的科幻小说。[514]
康氏至此在知识以及心理上已有漫游太空的准备。不过心理上的完全成熟以及最后新立场之达到，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1894年的国事中断了他对天文的思考，将精力专注到要紧的世俗事务。直到戊戌政变之后，他才有重拾旧日研究的可能性。旧兴趣的重现初见之于20世纪之初，当他流亡印度将完成《大同书》之时。[515]
康氏在此书中至少二次提及“天游”。他在一处写道：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吾别有书名《诸天》。[516]
在该书之尾，他又一次提到“天游”：
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学矣。吾别有书。[517]
康氏于同时撰就的另一著作中，也写下一段影射“天游”思想的文字：
六经垂教……皆区区从权立法之末事；非孔子神明之意。尚有诸天元元，无尽无方，无色无香，无音无尘，别有天造之世，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神圣所游而欲群生同化于天天，此乃孔子之至道也。[518]
必须指出早在1900年，康氏视天游之举唯有对社会已尽其职责者为之。[519]
唯他本人自认已天游，但仍保持其救世之心。换言之，他仍然一半系于世俗。
此一两歧立场，眼望着天，而心仍系于世，持续了好多年。20世纪的前20年中，他的许多著作可以为证。例如，大约于1904~1905年，当他乘气球于巴黎上空时，所写的一首诗有云：
诸天世界多乐土，一星一界何殷繁；……
诸天亿劫曾历尽，无欣无厌随所便；
不忍之心发难灭，再入地狱救斯民；
特来世间寻烦恼，不愿天上作神仙。[520]
此一立场的理由曾在1912年末《不忍杂志》前言中有所解释。地球既为无限宇宙中之一粒，其中星球不断地新生与消灭，人事之得失与此相比实渺不足道。但他接着说，他既生斯世而有情，不能不同情其同类而思解脱其痛苦。[521]
他救世努力之屡遭挫折，不免使他失望。他参与民国六年（1917）复辟失败后，大大削减了他进一步参政的兴趣。事实上，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不忍之心”的最后表现。[522]
约当此时，他虽与外界仍有些接触，实已退休。他在杭州西湖边建了精致的“一天园”，在小丘之上造一楼房名之曰“天游堂”，时时在此消遣。[523]
凡此皆可见康氏对俗世态度的转变。
他自己明言此一转变。在1923年2月26日“跋戊戌致李提摩太函”中，他说他年纪已大，已无用于世，无处可埋葬他的悲哀，只欲作天游。[524]
稍后，他又对家人说，“吾日为天游，而不为人间烦恼所困，则无往而不乐矣”。[525]
是则天游似是一种逃避，觉得面对广大无垠的宇宙，世上实无物值得一顾。康氏对此于1923年在陕西的演说中说得很清楚：
庄子谓：人之生也与忧倶来。孔子《春秋》改制，专为除民所忧。佛之全藏经，不过为解除烦恼。吾一生在患难中，而以不忧不惧，欣喜欢乐为主。自哥伯尼出，知地为日之游星，而自古一天地之说破……诸星如此之多，如此之大，而地球渺乎小矣，况一国一家乎？……故一通天文而诸教皆破。穷理格物之极，有无限之权，无限之乐……一家一身之忧患，何足言哉！？[526]
此非一时之言，可见之于若干年后他的一个学生跋《诸天讲》中—段：
尝忆岁某夕，先生召天游学院诸生，集于所居天游堂庭阶之西偏，时将夜半……皓月东升，清光流辉，园中四顾寂静，林木疏影泻地，先生曰美哉斯境可矣！乃出远镜，相率矫首引望……先生……莞尔而言曰，人生天地间，智愚、贤不肖，虽各有其差，而终身役役，内摇其心，外铄其精，忧乐相寻，小者则忧其身，忧其家，大者则忧其国以及天下，常苦忧多而乐少，然见大则心泰，吾诚能心游物表，乘云气而驾飞龙，逍遥乎诸天之上，翱翔乎寥廓之间，则将反视吾身吾家吾国吾大地，是不啻泰山之与蚊虻也，奚足以撄吾心哉！[527]
“乘云气而驾飞龙”，可能只是说辞中的姿态，如天游一样，不能单从字面看。不过，有时康氏使人觉得，他真以遨游乎寥廓之间为其生活的方式。他借佛家理想主义来表达人们命运由其自身思想所决定的信念。在1923年（春夏之间）他给青岛的万国道德会演讲，有云：
今夫电，一抄时行三十万里，人之电力可上达于诸星、诸无量天。知电通之理，则人世之富贵贫贱，不足介意；而地球之微渺，不足婴吾念虑矣。明德之方……全在于人心之思想，思善则善，思恶则恶……《楞严经》曰，纯想即飞升于天上，纯情即累入于人间，纯欲即坠落于禽兽。此理甚鉴，吾好想天游，辄梦飞行，云生足底，能去地不过数尺，高仅二三丈，盖吾世念不能去故也。[528]
此一段似极诚恳的话透露了康氏的新立场。他于放弃救世之希望后，致力帮助其他人获得像他一样的快乐。换言之，他现以天游先知的角色来取代往昔社会改革家的角色。他的改弦易辙可见之于1923年，当他听到一已婚甥女的不幸遭遇。他在一长信中教她如何以天游来解除痛苦。他“请吾甥试行之，与吾为天人，为天游”。[529]
他的说教并不限于亲人。1926年成立天游学院后，他经常传布此一道理。[530]
康氏以天游为教可见之于他对院中一学生所说：
耶氏有徒十二人，尚有一卖主之犹太。然能行其教，传其道，则发扬布
，遍于天下。吾在沪同学不满二十人，吾不以为少，果能信吾言，传吾道，若龙树、保罗者，则亦泽流于万世矣。[531]
康氏教学的中心旨趣乃助人解除与生倶来的痛苦。这一点在他讲稿前言中说得很清楚：
惟天生人有欲，不能无求；求之不给，不能无争，争则不能无乱。[532]
一战之惨死人百万。生存竞争，弱肉强食。[533]
故诸教主哀而拯救之，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怵以末日地狱，引以极乐天国，导以六道轮回[534]，诱以净土天堂。[535]
皆以抚慰众生之心，振拔群荫之魂……以去其烦恼，除其苦患，以至极乐而巳。然裹饭以待饿夫，施药以救病者，终未得当焉，以诸教主未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则所发之药未必对症也。
康氏所论不仅显示其不解宗教的性质，且对人生意义的了解也不够。但凡此皆不足以阻止他对他自己所开药方的信心。
生二十八岁[536]……因读《历象考成》而夕夕观天文焉[537]，因得远镜，见火星之火山冰海而悟他星之有人物焉。因推诸天之无量，即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书”，于今四十二年矣。历劫无恙，日为天游，吾心在此地星之人间，吾心游诸天之无量。陶陶然，浩浩然，俛视此人间世也，何止南柯之蚁国也[538]……吾之谈天也，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则天人之电道与天上之极乐，自有在矣。[539]
康氏所说不出学堂中少数景慕他的学生之外，但他显然从天游中得到许多慰藉，甚至使他无意中给予其大作一种意气飞扬的快乐情调。他早期著作中的悲天悯人情怀已经消逝，而处处显示快乐。他歌颂每一天体——银河、太阳、星球以及卫星。[540]
他高兴地球有一个月亮；假如无月，则吾人将无月夜的情趣。他不禁赞叹美丽的月亮。[541]
即使在平庸的地上，无数人间悲剧的舞台，从天体观视之，仍是一光辉的星球：
吾人夕而仰望天河恒星，其光烂烂，然又仰瞻土、木、火、金、水与月之清光，灿灿然，谓之天上，瞻仰羡慕。若彼诸星有生人者，则为天上人……岂知生诸星之人物，仰视吾地星，亦见其光棱照耀……犹吾地之仰视诸星也……故吾人生于地星上，为星中之物，即为天上之人，吾十六万万人，皆为天人。吾人既自知为天上之人……终日欢喜极乐。[542]
再者，尽管灾难降祸于人，地球仍是一可居之地。除了自然景观之美以外，并提供居民生活所需，较其他星球适宜。天上之人的乐趣因此更由生为地上之人的欢喜而增加。[543]
此一喜乐的观点充满《诸天讲》一书[544]，为康氏思想的主要转变。我们可以假定此乃来自他的享乐主义，寻乐避苦乃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因此，就像他以前思由社会改革与人快乐，他现在要人们超脱社会，进入没有挣扎、斗争和失望的想象世界，以达到同一目的。康氏似于听尽人间悲苦之余，最后决定将令人心碎的不协转变为太虚乐境。此亦可说是自认失败，他不足以将粗鄙之人生升格到大同乐境，尽管自白在言词之间可以隐示胜利。他声言天游超脱人世，但事实上他是逃避。事实是，他入世近70年，无意再走那崎岖的世俗之路。完全可能的是，在他走到人生尽头时，也就是完成《诸天讲》不久之后，他没有遗憾。[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