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述一些康氏性格的特点可从他大半生中观察得到。不过在少年时代一段时间，他似乎感到茫然。他于1918年回忆道：
至14岁（1871），觉吾身柔脆，有遗世思。16岁（1873）于象冈新乡楼边拾《红楼梦》残本，竟夕读之毕，如黄粱熟后，人世富贵声色，比阅还而弃之，惘然无出世意。[156]
此毕竟是暂时性的一面。随后不久他就立定志向，勤读中外书籍，以达“平天下”的目标。[157]
他变成一有自信、乐观而自豪的人。这也是他亲朋们所稔知的。
他对人生的看法后来又有改变。他的充分自信与乐观卒归于哲学式的宁静，犹如他早年般的退缩。他于1879年后拒斥的道家观点，重又好之。他虽从未明白承认此一转变，但他于1904年在意大利访古墟时所说的一段话中，透露了一些端倪。
在昔沉灭，则为奇灾大祸；在今发现，则为考古巨观。微火山，吾安得见罗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万里长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两例而各相成者。故言道者，不可离阴阳也……仅知偏至之论者，其所见几何耶？抑何足与论道哉？[158]
换言之，康氏不再如早年以真伪善恶为绝对，而必须抑制伪恶以扬真善。这一立场颇似老子的相对观：“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159]；“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160]
此一变化至康氏晚年得到了结论。他不再要革新中国，拯救世界，而尽情于他所说的“天游”。他的《诸天讲》就是他神游太虚的收获。[161]
在1923年，他自跋1898年致李提摩太函时，明白道出他所以作此“游”的来由。
老夫既负衣带，不能救，无补于囯，埋恨无地，且作天游。[162]
然则，康氏到晚年又重有少年时的“遗世意”，虽然在形式和理由上，并不完全相同。少年时乃童稚的迷惘，而老年时则是挫折后的无奈。
康氏曾透露他新看法的哲学含义。他写道：因人生而有欲以及不免劳累受苦，不同的教主倡说“乐园”“净土”，以及“轮回”以欲导人于快乐。不幸这些说法都不足以达到其所望的目的。因此，他自己提出解决痛苦的办法：他神游满天星星的世界，自由自在，忘却世俗的烦恼。他说：
历劫无恙，日为天游。吾身在此地星之人间，吾心游诸天之无量。陶陶然、浩浩然，俛视吾地星也，不及沧海之一滴也。俛视此人间世也，何止南柯之蚁国也。[163]
他说不再关心与人变法图强，遂谓在宇宙的浩陶中，尘世之事何值一顾。人唯想象其为万物之灵，实亦隶属于天。他的遗世之心使他得到超脱之福。
康氏抑制痛苦的灵丹只显示他自认沮丧，承认他一度奋斗的伟大使命，将永远不能实现。[164]
《楚辞》中的几行诗句很可表达他的心情：
形穆穆以侵远兮，
离人群而遁逸……
朝发轫于太仪兮，
夕始临乎于微闾…
涉青云以泛滥游兮
忽临睨夫旧乡……
历玄冥以邪径兮，
乘间维以反顾。[165]
此时康氏已近生命的黄昏，写《诸天讲》后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他一生失望，但并不唉声叹气。
作为一个“不设防”的人，康氏自有其缺点与错误，他并不是圣人。他的努力失败，不能说是英雄。虽一度颇受人注目[166]，但情况迅即转变。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标准衡量人。一个先知的预见不能成为事实，便得不到掌声。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内，现实的裁判并不很相关。康有为的改革与乌托邦思想毕竟对中国思想史有重要贡献。因为此一贡献，他将长受学界的重视。
【注释】
[1] 康有为，《自编年谱》（以下引作《年谱》），页1；Jungpang Lo，Kang Yu 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p.23；Richard C.Howard，“Kang Yu wei（1858~1927）：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pp.296~300简略地说明了康有为的家庭背景。
[2] 康同璧，《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补遗》（以下引作《补遗》），页75；Lo，Kang，p.144，n.2。另见康有为撰，“诵芬集序”，载《康南海先生文钞》（以下引作《文钞》），第五册，页33；又见《康南海文集》（以下引作《文集》），卷八，页1。
[3]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译者按：此文已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页502。
[4]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关于康辉的进一步资料可看“留芬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5；又见《文集》，卷八，页3。
[5]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关于康辉的进一步资料可看“留芬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5；又见《文集》，卷八，页3。
[6] 同上。有关有为祖父的进一步资料可看“连州遗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6；又见《文集》，卷八，页12。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有关有为祖父的进一步资料可看“连州遗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6；又见《文集》，卷八，页12。
[12] 柯劭忞，《清史稿列传》，卷二二〇，页3~4；《清史列传》，卷六二，页21~28；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三九。
[13]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14] 同上。并参看《年谱》，页2；Lo，Kang，p.25。
[15] 《年谱》，页5，6~7；Lo，Kang，pp.39~42。
[16] 同上，页2；Lo，Kang，p.25。
[17] 同上，页3；Lo，Kang，p.26。
[18] 同上。
[19] 康有为，“先妣劳太夫人行状”，载《哀烈录》，卷一，页3。
[20] 《年谱》，页5；Lo，Kang，p.36。
[21] 《哀烈录》，卷一，页2~6。
[22] 同上，页5。
[23] 同上，页18~22，“仲姊罗宜人墓志”。参阅《年谱》，页3，8；Lo，Kang，p.28。据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康有三姊妹，两个年长于他。大姊最聪明，但三岁即夭亡。二姊逸红和三妹琼琚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
[24] 《年谱》，页27，28，29；Lo，Kang，pp.138~139。另见《补遗》，页23，24，42，44，50。参看Lo，Kang，pp.103（未提到有为回到香港看母亲），195（未提及他的母亲），211（赴澳洲前回香港看母亲），214（康带他母亲到槟城），217（他从新加坡到香港探视母亲）。
[25] 康赞修，“闻长孙有为生”，载《文集》，卷八。
[26] 《年谱》，页3（同治七年）；Lo，Kang，p.28。
[27] 《年谱》，页3（同治八年）；Lo，Kang，p.28。
[28] 同上。
[29] 同上，页3（同治九年）；Lo，Kang，p.28（1870）。
[30] 《年谱》，页1（同治元年）；Lo，Kang，p.24。
[31] 同上，页1（同治四年）；Lo，Kang，p.25。
[32] 同上，页3（同治十年），4（同治十三年）；Lo，Kang，p.28（1871），p.29（1874）。
[33] 同上，页5（光绪六年）；Lo，Kang，p.36（1880）。
[34]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35] 《补遗》，页3；Lo，Kang，p.184。
[36] 《年谱》，页4；Lo，Kang，p.32。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80，引康撰墓志铭，她的名字是云珠，妙华是她的字，她与有为订婚时，有为年仅8岁。
[37] 《补遗》，页85。Lo，Kang，p.240。提及她死年为68岁，但略过了此处引用之资料。
[38] 同上，页64；Lo，Kang，p.229。
[39] 同上，页85；Lo，Kang，p.240，未提及此。
[40] 《年谱》，页15；Lo，Kang p.78。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93），她娘家姓梁，她是有为长子之母。
[41] 他的长子名同篯，生于槟城。有为时年50岁，高兴之余，作了一首诗，载《不忍杂志》，六期，“文艺栏”，页54。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51，74。
[42] 《补遗》，页41；Lo，Kang，p.210。
[43] 同上，页62；Lo，Kang，p.227。
[44] 康有为，《大同书》，页193~253。另参看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卷九，页15。
[45] 《年谱》，页5。“（光绪四年）冬十二月廿一日，长女同薇生”，“（光绪六年）冬十二月廿二日，次女同璧生”（Lo，Kang，pp.34，36）。罗氏于页145注⑧中指出有为所示同璧生日不确。事实上，她生于1887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并非光绪六年（1880）。有为及其妻妾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早夭，见《补遗》，页15，44，51；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74；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175。
[46] 《补遗》，页23，64；Lo，Kang，pp.193，227。
[47] 《年谱》，页14；Lo，Kang，p.76。
[48]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计廿一卷。戊戍年（1898）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49] 《补遗》，页3。Lo，Kang，p.183未及此。
[50] “罗文仲讳昌先生行状”（稿本），页1，3，4，20。另见《补遗》，页30；Lo，Kang，p.196。
[51] 《补遗》，页23。Lo，Kang，p.193说是她赴美“读书并演说”。
[52] 同上。Lo，Kang未引这些诗。
[53] 同上，页40~41。参看Lo，Kang，p.205。
[54] 《补遗》，页64，101。参看Lo，Kang，pp.227，248。
[55] 如见《年谱》，页6（1883）：“五月，三女同节生数月殇。”此段见稿本，但不见于油印本，Lo，Kang，p.38亦未译。油印本《年谱》页7（1886）：“四女同完生数月殇。”页10（1890）：“八月生子殇。”（见Lo，Kang，pp.43，53。另看《补遗》，页15，44，50。）
[56] 《补遗》，页73。Lo，Kang，p.232未译这几句，但译了结尾十联。
[57] 《年谱》，页4；Lo，Kang，p.32。
[58] 《补遗》，页62；Lo，Kang，p.226。
[59] “久亡还乡祭先庙告祖文”，页16和“久亡还乡祭告先墓文”，页26~27，倶载《哀烈录》，卷二。
[60] 《孟子》“告子下”，第二章。
[6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六下，页1；卷六上，页24。
[62] 很显然的，有为指的是墨子之徒夷之所说，爱虽无差等，然必自父母始。
[63] 《春秋董氏学》，卷一，页7~8。
[64] 同上。
[65] 同上，卷六下，页18~19。
[66] 康有为，“致莲珊书”，《万木草堂遗稿》，卷三，页40。
[67] 《补遗》，页4，9。Lo，Kang，p.188提及这些信，但未引述内容。
[68]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175.
[69] Li Chien 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p.99.cf.pp.187~190.
[70] 例如看叶德辉，“与许恪士观察书”，载苏舆，《翼教丛编》，卷六，页36。
[71] 陈宝琛等，《德宗实录》，卷四二七，页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72] 康有为，《大同书》，页255~289。
[73] 《年谱》，页5；Lo，Kang，p.34。
[74] 康有为，“仲姊罗宜人墓志”，载《哀烈录》，卷一，页18~22。另见《年谱》，页3；《补遗》，页62；Lo，Kang，pp.28，227。
[75] 《年谱》，页9；Lo，Kang，p.50。
[76] 此信收入苏舆，《翼教丛编》，卷四，页22~23。
[77]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政变记》第五章），《饮冰室全集》，册一，页106。
[7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页57；Reginald F.Johnston，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p.73；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68。
[79] 对康氏行为谴责最厉的，可见之于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载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四，页40。另参阅许应夔奏折，载同书，卷二，页3~5。叶氏显对康加以毁谤，因所据并非事实。
[80] 例如柯劭忞，《清史稿列传》，卷二六〇，页4。
[81] 《年谱》，页1~3（1862~1869条）。Lo，Kang，pp.24~27曾译此段。
[82] 《年谱》，页8。
[83] 康有为，“致高丽某君书”，微卷一。见《万木草堂遗稿》，卷五，页458。
[84] 罗文仲（即罗昌）于康逝世十周年演说，原稿藏罗荣邦处。
[85] 康有为，“与沈子培刑部书”，此函可能写于1889年，时康约31岁。
[8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六，页87~88。
[8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128~129。
[88] 《年谱》，页18。
[89] 同上，页20。
[90]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105~106。
[91] 康广仁，“致（何）易一书”；页58。此段并可见之于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页189。
[92] 《年谱》，页22。
[9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8。
[94]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7~48。
[95] 《不忍杂志》，第一期（1913），页15。
[96] 《年谱》，页3。
[97] 《参政院提议立国精神议书后》，《不忍杂志》，第九、十期（1917），“教说”，页9。
[98] 《年谱》，页4（时1876年乡试落第）。《补遗》，页75（诗作于1917年）。
[99] 同上，页5（见光绪四年条）。
[100] 《年谱》，页12。
[101] 《大同书》，页4。
[102] 《年谱》，页4。
[103] 同上，页11。
[104] 同上，页14。
[105] 同上，页19~20。
[106] 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pp.5~6.
[107] J.O.P.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p.189.
[10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709。
[109] 素痴（张荫麟），“康有为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大公报》“史地周刊”，民国二十五年7月24日。另可见之于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页333~334。
[110]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另可见之于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页85。
[111]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158。梁致康另一函，不接受康责梁“专擅行事”，见同书页190。
[112] Bertrand Russell，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pp.44~45.
[113] 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 shih（1021~1068）and His New Policies，p.68.
[114] 《论语》“八佾”，第四章；“述而”，第廿二章；“泰伯”，第八章；“子罕”，第五章；“宪问”，第卅八章。
[115] 《补遗》，页73，75。参阅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5。
[116] 《年谱》，页29。
[117] 《年谱》，页4。参阅陆乃翔与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上编，页14。
[118] 同上，页22。参阅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8。
[119] “请庄士敦（Johnston）代奏游说经过”，载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墨迹》，卷四。
[120] 《年谱》，页26。
[121] 管辂事见《魏书》，卷二九，“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
[122] 《年谱》，页25。
[123] 《年谱》，页4。
[124] 《补遗》，页94。风水事可阅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2：259~264。
[125] 如见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57~58。
[126] 《中庸》第十六章，第廿四章。
[127] 《礼记》“檀弓上”。
[128] 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2，Chaps.2 and 3.
[129] 《论语》“先进”第十一章。
[130] 《荀子》“非相”（见首句）、“天论”（略看）。
[131] 《大同书》，页9。
[132] 《年谱》，页3。
[133]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载《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页2~27。
[134] 《补遗》，页75，载康氏长诗，有句云：“一生不入官，好游有癖嗜。”康将其漫游投射于其理想世界，详见《大同书》，癸部，第二章，第一、二节。
[135] 《年谱》，页5，6。
[136] “满的加罗游记”，《不忍杂志》，第九、十期，“瀛谈”，页1~6。
[137] 《补遗》，页43。
[138] 《补遗》，页34。
[139] “雅典游记”，《不忍杂志》，第六期（1913），“瀛谈”，页42。
[140] “戊戌轮舟中绝笔及戊午跋后”，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一册，页411。
[141] “意大利游记”，页30。本愿宗事可参阅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1：425~426。
[142] 《大同书》，页420。
[143] 《春秋董氏学》，卷六下，页16，曾论“有欲”。
[144]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76，见徐苏佛致梁启超函。
[14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60：“常严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徐苏佛于1908年夏致梁启超书，亦以康之健康由于其生活有规律（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76）。
[146]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8。
[147] 《大同书》，页434。
[148]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4~85对此说得甚明。
[149] 《孟子》“尽心下”等三十七章。
[150]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8。
[15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8。
[152] 参阅本书第三章。
[15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7。
[154] 同上，页59。
[155]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7。
[156] “跋戊戌与门人书”，载《康南海先生墨迹》，卷二。
[157] 《年谱》，页5~6。
[158] “意大利游记”，页11。
[159] 《道德经》，二章。
[160] 同上，四十二章。
[161] 此书内容之讨论可阅拙文“Kang Yu 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Lo，Kang，pp.375~409）。
[162] “跋戊戌致李提摩太书”，载《康南海先生墨迹》，卷三。
[163] 《诸天讲》，序”，页2。此书约于民国十九年私印，作者之序作于民国十五年。
[164] 民国十一年当他受邀观剧，看到戊戌时光绪皇帝与他的演出，不禁泪下。他写了好几首诗以志感。见赵炳麟，《柏严感旧诗话》，卷三，页8，载《赵柏严集》。录此事与康之四首诗。康同璧，《补遗》，页85，仅提及此事，未详。Lo，Kang，p.240则完全没有提到这件有趣的事。
[165] 见《楚辞》“远游”。
[16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8。即在当时反对者的眼中，康也是一外表堂堂之人。Tse Tsan tai（Hsieh Tsan T'ai）（谢赞泰），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p.11。对康（时43岁）有如下的描述：“他看来是极聪明之人。他的才学与经验倶丰……他举止高傲而独立。猛见之，不似一普通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收入翦伯赞编，《戊戌变法》，第一册，页374），也提到康之长须和锐利的目光，神釆不凡。当客人来访，每慎问来客本乡的出产和名人，并用西式笔记于纸上，收入袋内。沈云龙，《康南海评传》，页69也记道：章士钊于民国十五年七月在天津时，往访有为。“而有为年六十九矣！口辩悬河，声若洪钟，精神矍铄，见者辟易。”章退语人曰：“二十年前，闻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丑诋南海者，其人直未尝见之耳！见之，未有不易侮为敬者也……而今见之，仍信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