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康有为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部分（也可能主要）是因他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他之公开反对辛亥革命，抨击民国，以及极力呼吁“保存国粹”，使许多1910年代与192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对派。不过仔细检视他在民国时代的言论，可以发现即使在此一时期，虽然历史环境已大非戊戌时代可比，他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改革者。[1]
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他致力于重整帝国体制及其过时的思想和社会部分；而民国之后，他试图纠正他所认为愚蠢错误之处。然时代的改观使他晚年不再公开地过问国家事务。[2]
但毕竟由于他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怀，他仍然不断地严厉批评当时人的办事方法，热心祈望思想上改弦更张，以及政治上的补过求善，一直到1926年，他死前一年为止。
在四十年中，康氏努力改革的中心目标，未尝稍变。简言之，其目标乃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他要达到目标的方法也未尝稍变，即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西方的样板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
中国的专制必须结束；但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她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的中间阶段，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她的落后农业经济必须改为工业经济；私有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化，才是其原动力。在近代生活方式到来之前，必须先有社会与思想上的准备；但本土文化中的有效因子不能一概扫除。[3]
因此，重点在于渐进。不过，可以指出的是康氏变法的目标超过中国的近代化。把中国置于列强以及明治日本并驾齐驱的地位，只不过是构成世界社会的第一步。世界社会完成后，人类的关切不再是为国家生存的富强，而是全人类同享自由与平等的永久和平。因此，在康氏变政的大计划中，使中国近代化不仅仅是给众多的国家之间增加一强国，而是要使一落后的国家参与通向世界和睦与人类幸福的大道。在此，渐进的原则仍需维持。“大同”，不是摧毁不完善的，而是努力以求完善；不是去攫取遥远的目标，而是尽量使现有的做得最好。简言之，必须一直留心现在与未来。我们知道，康氏曾阐明其乌托邦思想的特征，以及达到此目标的每一阶段。[4]
在同一精神下，他在1891年把他的灵感告诉他的一些得意门生：
养我神明，救我氓蒙；
推极识界，诸天无穷；
区区大地，岂有西东；
先爱同类，无忘族邦。[5]
然则，在康氏的想法中，就像君主立宪应是自专制到民主的过渡，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先声。果真如此，则中国的改革不应止于君主立宪的完成，而通向人类完善之路也不止于中国的近代化。在共和主义于一个国家中实施，以及全人类统一之前，变革仍须继续进行。[6]
此一最终信念使康不仅与同、光时期的自强派有别，也与戊戌变法时他的合作者不同。因为，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见解尽管不同，却都同意一点，即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帮助中国获得“西方文明中的浮士德性格”。[7]
正因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敢于无所顾忌；同时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渐进主义者，在行动上拒绝冒进；他因而成为保守派（反对变革）和激进派及革命派（主张快变）共同鄙视的恶徒。他曾在1925年评估他作为这样一个改革派所付出的代价：
自戊戌以来，旧则攻吾太新；新则攻吾太旧。革党又攻吾保皇。[8]
这些攻击大部分可追根于对康氏理论的误解，他既不冒进，也不保守，而是持续不断的改革派，相信可以逐渐进步到完善的可能性。
以下将叙述几点：（一）康氏虽然反对辛亥革命，他仍然致力于经由制度的逐渐民主化而使中国政治近代化；（二）从历史上看，他的变法思想可理解为解救中国的另一种可行方案；（三）虽然他的变法努力未达预期的效果，仍对近代中国史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康有为的经济和思想改革将另有专章讨论[9]，此处只谈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史事，论者已多[10]，因此有关戊戌前后事件，本文仅就讨论所及加以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