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世界，天地广阔——陆扬烈口述
陆扬烈，1931年出生，浙江平湖人。国家二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大众文学学会会员。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文学院（现杭州大学）。1950年被浙江军区文工团招募入伍，先在文工团乐队，后调南京军区文学创作室任创作员。1964年转业上海作协，任《萌芽》月刊小说、散文编辑。1977年起在上海木偶剧团任编剧。曾将格林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改编成两种不同版本的舞台木偶剧，得到观众和外宾的好评。1986年又根据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改编为木偶舞台剧《孪生兄妹》，并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演出。另出版发表《戴金项圈的熊猫》、《千手观音》（与丁言昭合著）、《森林小学的孩子们》、等木偶剧本，并参加了上海木偶剧团团史的编写工作。
采访人：陆老师，首先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八岁时移居上海留影
陆扬烈：1931年，我生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新埭乡旧埭村一户地主家。八岁那年，日本鬼子占领平湖城，我家三代寡母幼儿，随亲戚逃到上海租界避难，读到初中毕业，抗战胜利。后来举家回乡，我考入嘉兴秀州中学上高中。
采访人：秀州中学是您文学起步的地方吗？
陆扬烈：是的。母校是教会建在浙西（浙江最富庶的下三府“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第一处完全中学。她是全中国大陆唯一一座恢复原名的教会学校，因为她培养出了十多位院士，其中有世界级的译者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译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编有28本英语教材且桃李满天下的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数学大师陈省身、“两弹之父”程开甲、昆虫学家钦庆德等。
人的一生都会有劫难，也会有幸运。我这一生碰上的第一件幸事就是成为宋清如老师的学生。宋清如老师是常熟县城西一个地主家的二小姐，有名的才女、诗人，被学者施蜇存誉为“才不下于冰心”。
我不喜数理化而比较喜欢写作文，有一次宋老师不出题目，要大家自选题目，写自己最想写的一件事情。宋老师讲课的时候曾讲到，如今的老一代跟下一代的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牛马”，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抽大烟的近亲，他的老母亲节俭持家，家里的钱都被他抽大烟花掉了。我引用这两句古话写了篇作文，受到宋老师称赞，她鼓励我修改深入。当时，故乡平湖在嘉兴有个旅禾（嘉兴简称）同学会，组织全市五所中学的同乡学子，常在风景区聚会。那年同学会要自己出本油印合集，鼓动大家写一篇。我就把已有六千多字的作文，取名为《一个老师太太的故事》，请宋老师再指导，根据宋老师的意见再大修改一次，交给会长。没想到这篇文章作为小说，在平湖《建国日报》副刊，分两期两个整版刊出。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竟闯了大祸！我那位近亲是古镇新埭有名的乡绅，镇上茶馆里的人看到这篇文章马上对号入座，议论纷纷。抽大烟当年虽没被提到“吸毒”犯法的高度，但总归是名声不好的事。我们两家就此产生矛盾。
我心里就很紧张，做梦也想不到一篇小说会有这样的后果！我问宋老师我该怎么办，宋老师说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很重大，你怕什么？用不着怕。她这样一讲我心就定了。这是我一生中见报的第一篇小说。在宋老师的指点下，我对文学有了基本的观点。一篇文章见于报刊，就成了社会的财富，作者要为社会负责，要对自己负责。文学创作是很严肃的事，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采访人：宋老师也是对您一生影响很大的人，是吗？
陆扬烈：宋清如老师确实是我文学事业的启蒙老师，她对我的影响也不只是把我带上文学之路。她和朱生豪是杭州之江大学的同学。朱生豪家境贫寒，父母双亡，是寡居的姨妈抚养长大的。他的中、英文成绩全校无人能及，但他体质瘦弱，体育课从不及格，按照校章是不能发给毕业文凭的。他自己已有打算，毕业后去做小学教师，养活自己照顾姨妈。朱生豪将毕业时，校长黄式金为他专门召开一个特别的校务会。“朱生豪是个特殊的学生。”校长说，“对特别的学生我们要用特殊的办法：学校不单要给他文凭，还要保送他进之大，并为他申请全额奖学金！”之江大学和秀州中学同属美国一个教会。面对朱生豪无与伦比的德智成绩单，之江大学托起了一位被后代誉称为“译界楷模”的朱生豪。
每座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训，即学校的精神价值。秀州精神是什么？它具体、生动体现在朱生豪校友身上。他刚毕业就被当年全国唯一一家全国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聘去，要求他担起中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因为日本贬辱我们“中国舞台上永远不会有莎翁名剧”，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正值日寇猖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朱生豪和宋清如新婚燕尔，生活艰难居无定所，他俩毫不犹豫接受重任，在颠沛流离中抢时间译《莎士比亚全集》。在躲避战火中，曾损失了许多译稿，他俩忍饥挨冻继续苦战。终于等到日寇投降，译稿基本完成，年仅33岁的一代译界大师含笑离去。他留给妻子的遗言是：“我还没能报秀州母校的恩，你要代我去做！”
宋清如和秀州中学并无联系，她在嘉兴也无亲友，杭州市一中是全省闻名的“杭高”，当时已聘她任教，但她牵着幼子朱尚刚来嘉兴，毛遂自荐到秀州中学当教师。20世纪50年代初，中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出版社发给宋清如稿酬5 000元，当时月薪七十余元的她毅然全部将其捐赠给市图书馆和秀中图书馆，自己仍过着“一青二白”的生活。有部电视艺术片《朱生豪》，宋老师亲自演老年宋清如。剧中有句真实的台词，年轻的宋清如挽小菜篮回家，朱生豪问买了什么，她指指篮里的青菜和白萝卜，笑着说，“一青二白”。后来我写的悼念文题名就是《一清二白的宋老师》。“一清二白”这个词成了后辈校友对先师宋清如的誉称。
我们48届毕业班，宋老师给取级名“青鸟”。《青鸟》级刊共出40期，在母校百岁校庆出版合集，书名《青鸟》用的是宋老师当年留下的真迹。20世纪70年代末，校友会恢复，我被选为上海校友分会秘书长，全力以赴办好级刊《青鸟》，尽我所能撰写文稿。移民澳洲后曾数次把母校同学优秀作文推荐给中文报，开了国内中学生在海外发表作文（获得外币稿酬）的先例。我自己的书出版后，首先赠给母校图书馆和有书信来往的校友。踏着宋老师的脚印，我把多年来的稿酬和奖金折成人民币（16万元）在秀中、故乡新埭镇小学母校分别设立年度作文奖基金会。
采访人：后来您为什么选择了之江大学？
陆扬烈：因为我想成为宋清如老师的大学校友。没想到这给了我第二个幸运：入校不到一年，我成为一名文艺兵，从此踏上文学之路，奠定终生的事业。
1949年5月3日下午三时左右，一支人民解放军尖刀劲旅要控制夺取钱塘江上唯一的也是当年全国最长最雄伟的大铁桥。大桥西北直线不到500米，就是之大校园所在的秦望山大、小龙头山腰。江水在前面突然回头往西，回流数百米又转身东去，鸟瞰成“之”字形，故母校名为之江大学。校园区域没有守军，我们这所约有两百名留校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学校，平安顺利成为全杭州最早的解放者。当晚，教师和高班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和驻军在大草坪上联合举办军民联欢晚会，双方都有节目。高班有位学长会弹夏威夷吉他，他在音乐团队当义务老师，自己有只吉他的同学都可以去学。当时我已学了一点，就参加了节目。那时我们都很无知，认为解放军都是农夫，只会扭扭秧歌，打打竹板，唱唱莲花落什么的。哪知道他们会化妆表演《白毛女》中喜儿过年和大春救白毛女出山洞两场戏，伴奏有二胡、笛子、小提琴和小号。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话剧加唱这种新型歌剧，惊讶欣喜无比。双方节目演完，他们主动分散到我们中间，热情交谈。
第一次军民联欢晚会，使我对文工团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2天后，两位缀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来动员大家参加工作：政府机关、公安局、商业系统、农村工作队、部队等都非常需要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我问了一句：我想参加文工团行不行？陪同的那位老师对军管会干部说我会弹吉他，那位干部笑笑说：欢迎欢迎啊！又过了12天，1949年5月28日，我结束校园生活成为一名文艺兵。
采访人：您在军队待了多少年？有哪些成就？
陆扬烈：整整15年。大调动两次，先在杭州的浙江军区兼第七兵团文工团乐队，1953年夏调去舟（山群岛）嵊（泗列岛）要塞战区，后来于1956年冬调到南京军区文化部文学创作室。1964年7月转业去了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月刊。
采访人：您在文工团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呢？
陆扬烈：文工团驻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一座现代化大院，不久政治部搬来，我们就迁到粮道山根一号，那是座古色古香拥有假山、小竹丛、大桃树、绿草坪的大宅园。旧主人接待宾客的花厅，成为排练厅。因工作需要，有个琴手要化妆成鄂伦春骑手上台表演节目，分配我突击学会手风琴。那支歌曲铿锵傲迈，悦耳动听：“高高的兴安岭，无边的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当时，G担任独舞。排练时，我和她配合得很好。第一场演出，获得非常热烈的掌声。团长很满意，当晚在后台小结时表扬了好几个人，其中有G。第二天正好全团换新制服，女兵是苏式连衫裙。午饭前，我去传达室取封信回来，走到大桃树前，她像是从红云中走来，飒爽英姿，青春焕发。我突然认定：女士穿上军装是最好的装饰。我和她在排练厅、在后台相处无数次，但从未交谈过一句话，这一回面对面相逢，她说了句：“谢谢你。”一定是指昨晚团长的指名表扬。我真诚地说：“昨晩演出效果确实好！”有人走来人了，我们一起朝饭堂走去，谈着昨晚的演出。两句平常的交谈，打开了初恋的窗。
在当时，男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婚姻的条件规定是“二八五八团”——二十八岁、五年军龄、团级。刚入伍的青年敢谈恋爱就是“不正确的恋爱”。对女兵则鼓励、动员接受符合条件的老兵，因为战火剥夺他们的青春，这是为革命应有的补偿。
爱情这东西，很难被理论说服。这火在心里燃烧，只能在地下运行。如在假日远足钱塘江大桥堍，登上六和塔顶，西眺之大校园风光，互诉经历。我才知她是国民党一位将军的女儿，姐妹四人，分别在西安、武汉、济南。我们一起憧憬30岁后的未来……
一年多后，我们（不只有G和我）碰上入伍后第一个政治运动，受尽批判后大整编，各自去向在出发前才知道。慌忙匆促中，G的知友塞给我一张纸片。车过钱塘江大桥，同去舟山嵊泗的伙伴都在闭目休息，我才悄悄打开纸片，是G抄录的普希金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心里念着这诗句，开始完全陌生的艰辛军旅新生涯，发誓定要干出点成就来。
采访人：您能谈谈海防前线岛屿的五年生涯吗？
陆扬烈：毛主席的语录中有“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个动员令，要在一年内扫除全军的文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大进军”在全军大张旗鼓展开了。
全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新男兵，绝大多数被抽调到连队当文教——文化教师。
我分配在舟嵊要塞区泗礁岛乌石岙某团七连。那地区是长江和钱塘江在东海的交汇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在领海线顶端，当地渔民耕地有限，淡水缺乏，当年极其贫苦。我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子湖畔，一下子到没有营房的渔村，物质生活的巨变须咬牙适应。为了“定要干出点成就来”，我工作非常积极。
按原编制，连队只有一名文教，没有给爱学文化的战士个别教学的计划。营部文教称文教主任，只给营部干部上点文化课。团部宣传科有位文化干事（文教是班级、军士级），给团部干部上有计划的文化课。这一年每个连增加到四五个文教，营部增加一个副主任协调所属连队的文化课进度，团部设立文教办公室，由宣传科副科长挂帅，调集四个文化程度最高的文教组成。
当年，这个团只有两个所谓“大学生”。一个是大学没读满一年的我，另一位是大专生（两年制）。他在文教办公室，我去全团文化重点连。共六名文教，教学进度超前两周，取得的好经验推广全团，失败之处及时改正。
我的五个同行，普通话里有浓重的方言口音，有的不善于表达，基本都和文艺不沾边。这使我沾了点光，战士喜欢我去上课，每天晚点名，指导员要我教全连学唱15分钟歌曲，每天晨操叫我先指挥唱十分钟歌。有一次团政治处主任要搞个“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比赛，活跃“文化大进军”气氛，指导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以一位学习刻苦成绩突出的战士为主角，编了个小小话剧，还有个相声。因为有个山东籍排长会说山东快书，他愿意上台表演，我又编了个快板书。这三个节目在团里都得到好评，指导员也受到表扬，他非常高兴。
我在团部还兼任地理课，成为团部干部的教师。一年“文化大进军”要结业了，全团学员统一大考，我负责评分统筹重任。忙了足足三天，获得师部赞扬。空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辛苦整整一年的文教们，很多获得记功奖赏，我竟得了个二等功。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在战斗中得到个三等功也是不易的。虽然只是一种精神奖励，总算实现了我“定要干出点成就来”的誓言。
采访人：“文化大进军”结束后您参加了什么工作呢？
陆扬烈：文教办公室撤销后各连大量的文教都会改行，我想我大概会留在团部当专职文教。哪知师文工队恢复编制，把我调回本行。这很意外，但我并不乐意。观众水平不断在提高，我自知没有多少音乐天赋，演奏乐器日子久了必属滥竽充数。但命令必须服从，我到岱山岛师部报到。
文工队编制30人，仅是文工团一个分队。演出都在广场，自己搭卸临时舞台。晚上演出靠汽油灯。当演员、当伴奏、化妆等活都得学会。
我属于天生酷爱旅游的人。文工队的观众纯是连队官兵，这三年里有驻军的大小岛屿，我们都去演出过。我觉得这是一场意义不寻常的“旅游”，即使是军内外的专业记者也难办到。各个岛都各具特色，我们还和渔民们同住生活，这些都留在我记忆中，后来成为写作素材。
特别是花鸟山，这是个没有居民的袖珍岛，俯瞰如一只展翅贴飞在波涛起伏海面上的鸟，离大陆最远，离公海仅三十多里。岛上有座国际灯塔，白天塔顶升起国旗，夜里旋转的灯柱能射到公海，使南来北往的各国客货轮，知道自己已到上海至香港的中心点，船上汽笛长鸣，向五星红旗、向中国致敬！
花鸟山有一个加强班驻守。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淡水贵如珍珠，新鲜蔬菜胜黄金。为了生存和健康，守岛战友在岛的各处，建成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蓄雨水池、菜畦。文工队抽选十名身强力壮的队员去慰问演出，师长到码头送行，他托我们带去十只崭新挂包，饱鼓鼓地装足师部菜园里最肥沃的土壤。师长说：“这是花鸟最需要的礼物！”装满大米、面粉、罐头、各种新鲜蔬菜的机帆船，把我们在无风也起三尺浪的征程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看到挤满花鸟勇士的码头，那里竖着一块大标语：“请为我们花鸟带回一包土”，那是对他们回乡探亲伙伴的提醒。啊！我们抚摸师长交托的挂包，眼眶都湿润了……回到师部，我写了一篇歌颂花鸟菜园的纪念文《太阳从那里升起》。
在演出途中，我曾重返七连驻地乌石岙。七连已入住设备周全的营房。休息时，我带着事前准备的一包饼干和一袋水果糖，到房东边大爷家去。那时，我们六个文教，铺稻草集体打地铺睡在他家中屋里，西房住房东夫妇和小女儿，东房没有门，有张已变灰黑的白色小床，上面的白色蚊帐千疮百孔，是老奶奶的铺。床靠南窗（小木板用棍子撑起就算窗了）北端是个小灶。原先堆在中屋的破渔网和杂物，都搬过胡乱堆在东墙下。西墙一角，圈着一只小猪。趁人不在，饥饿的小猪会逃出圈觅食，还曾走到我们被上拉过屎。所以当时我一起床，扣子还没扣全，先把被子卷结实，叠在一起堆在墙角。因为全连各班都借住渔民家，谁也没发怨言。
最让我揪心难忘的，是一个暴风雨突然降临的深夜，我被一种边念经边啼哭声惊醒，原来是从老奶奶床那边传来，再仔细听，女房东也有哭声，是闷住的呜咽悲切哭泣声，因为她们一家的顶梁柱在海上捕鱼时遇难了。老奶奶有次和我闲谈，曾说过一句被我写进小说的话：“男人在海上，带去女人半片心。”
这两三年里，渔村也在走集体模式，及时报告天气变化，且有海军小炮艇护航，大海突然起风暴，炮艇会把小渔船用绳索一条接一条串成编队似的拖回避风港，还有国有收购大船在渔场来回。小渔船上的鲜鱼，可当场卖出，上岸就付现金，一两个丰收渔季，渔民在经济上就可翻身脱贫。边大爷是有经验的捕鱼手，相信他家早已脱贫。果然如此！他家的小屋已翻新。一家四口衣衫整洁，老奶奶床上挂着白色绿布蚊帐。中屋北墙正中，贴着毛主席彩照，屋中央有一张红漆方桌，四只靠背椅。
回到师部营房，我休息时总想着边家的新屋新貌，记起老奶奶那两句话，以及婆媳俩那揪心的夜半悲哭声，后来我写成参军后第一篇小说《边老大》。正好手头有本《人民文学》月刊，上有组稿词和地址，买不到有格稿纸，文章写在练习本上，不知合不合要求。这个月刊是全国最高刊物，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但当时别无选择就试着寄了过去。和学生时期的第一篇小说那样，我又一次获得意外惊喜，一个月后就收到回信，说稿子可以发表（《边老大》刊登于1955年2月号），问我还写些什么。对一个初学写作者，编辑部的鼓励最难能可贵。接着的两年里我陆续发表六篇小说、十二篇散文，出版此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战士的荣誉》、散文集《海防线上》。它们是我五年海岛军旅生涯的纪念。
采访人：后来您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学创作室又有什么收获呢？
陆扬烈：南京军区下辖浙江、福建、安徽三省。文学创作室1956年初建时名为“三十年革命斗争回忆录编辑室”。各军各师都有，总编室在军委总政治部。
我们被称为写手，南京编辑部最多时借调十四五人。主要任务是代笔成文（记录作者口述，采访作者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寻觅素材），个人写点小说、散文，只能用假日和平时夜晚休息时间，这是纪律。
我非常乐意在这个编辑室工作。一是因为两位领导都是名作家，为人谦和善良，胡石言的代表作摄制成同名影片《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风靡全国至今不衰。副室长王昊著有长篇小说《杨根思》。他们在小说创作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二是这个工作使我去了秋收起义的秀水河、八一起义的南昌城、神圣的井冈山、娘子军活动过的海南岛、新四军铁骑纵横驰骋的淮北平原等我早就想去的地方。我还沾光陪作者炎夏上莫干山避暑，严冬到鼓浪屿躲寒。
1959年，有位在职将军开创“下放当兵”先例（摘下将军星，缀上列兵领章），此壮举迅速推广全军。我们这种学生出身的少尉、中尉，个个争先。那年秋初，我被指定去康藏高原正在执行平叛的连队。我家人很担心，但我心里很乐意，这是难得的机会，能领略雪线（海拔3 000米）以上的天地景色。
我们共三十多人在南京集中。肩章取下换上列兵领章，上缴防身手枪，领一支铁枪托可折叠的冲锋枪，200发子弹。仔仔细细检查所有的器官，特别是心脏和肺部。其中有五位不能去高原，改去苏北军垦农场，那是我最不愿去的连队。我们先乘江轮到武汉，休息一天游览黄鹤楼，换乘上溯重庆的客轮。过当年的三峡大开眼界，过那段急流时，竟由岸上的绞索机帮着才过滩，有点惊心动魄！在重庆休息一天，坐火车到成都军区住三天，再次检查身体，又有三位改去在平原训练的连队。然后，让我们换上适用高寒地区的加厚棉军服。每人发一条被子，一件雨衣，一个饭包。每辆绿篷大卡车，先放上每包200公斤的大米袋，上面三面靠背坐12个“老同志”（这是用四川话对我们的新称呼），踏上远征康藏高原的旅途。
四辆军车组成的编队走完川西平原，进入原来的西康省面临矗入云霄的二郎山。车队在山下停住，经验丰富的年轻驾驶兵，非常客气而郑重地对我们训告：“老同志请听下子，车子要爬山啦，要身子挨紧身子，不得乱动弹。过拐拐角，身子要用力往下沉再沉。”这座在平原拔起的二郎山把大家颠晕了，七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康定城。
我对这座名山，体会最深的是“我们的车队在树梢上奔驰”。我在那里的油印快报上写过一首诗，同去的美术家娄启盘画了图。
看不到人烟的康藏公路，如上天的路，不停往上提升。每隔50公里有个兵站，里面有四间宽敞客房，每个通铺上可睡一两个班。炊事班战友算准时间，车队一到就开堂（四川方言：饭店开张）。饭后，继续前行，要在日落之前赶到前面的兵站，吃饱抓紧时间睡觉。
车行第五天中午我们到达目的地——石曲卡县城。名为城，其实只有一座喇嘛庙和围在周围的好多土垒平屋。工委（相当于内地的县委）办公室也没两样，军队都住绿色厚帆布帐篷。城外牧民的帐篷是用耗牛毛捻成线缀成条块缝制成的。从内地请来的烧窑师傅已在教授藏族学员。工委门槛海拔4 800米，石曲卡是全球最高的政权机关。我们这些新兵，有一周左右日子吃不下饭，脑袋发胀，走路一快就气喘吁吁，一周后这种高原反应就渐渐消失了。
连队常组成小分队，出发上山去巡逻，捕捉逃亡流散的叛匪。最长一次21天，那才是真正的艰难困苦！我们曾到达最高处的一座荒废了的喇嘛庙。此处海拔5 500米，已无人烟。在军用地图上看，再上去三百多米，就是巴颜喀拉山分水岭，它分别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这终生难忘的21天，我在日记本上有详细记录。很多年后，寄给青鸟级同窗看，他们向校友会报告推荐，印了本《青春追忆》，分赠给在校学生组成的“秀州文学社”同学。
在《萌芽》杂志社前留影
我健康地去，健康地回到南京，没查出什么慢性疾病，这是下放当兵的第一好。第二好，我发表了几篇散文，其中有写兵站的《白云深处》，触发同去的“老同志”们同感而受盛赞。还陆续发表十篇小说，两年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女奴金珠》，多年后，出版中英文合集中篇小说《渡雪门》。
1964年6月30日我转业离开南京。当年，复员和转业不同。复员能领到一笔安家费返回参军地，由当地政府安置部门分配工作；转业是调动工作单位。7月1日，我到上海作家协会《萌芽》编辑部报到。上班没满两年，“文革”开始，刊物停办。所有的文学活动停止。
采访人：“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您怎么去了木偶剧团？
陆扬烈：“文革”结束，下放在工厂当工人的，都落实政策回了文艺界。我不愿回《萌芽》月刊，就去了正需要编剧的木偶剧团。一是想自己写点东西，当编剧没有坐班制，完成任务后有较多时间写小说。二是我也喜欢儿童文学，发表、出版过这方面的小说和低幼读物及连环画，和美术电影厂编剧老王合作过《带路的鹰》。有这点基础，心想自己能当好舞台木偶剧编剧吧。三是有较多机会外出采访，扩大见闻增长知识。剧团正在演绍剧移植过来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团曾来前沿海岛部队慰问演出，这个戏我有印象），用杖头木偶表演，孙悟空这个人物更丰满生动，尤其是第四场唐僧信了白骨精化身的谎言，把孙悟空赶走，师徒别离的出色台词配音，使有的女观众擦眼泪。木偶能演出人的感情，我以前确实没有想到，这对我是启示，成为必须努力的方向。我带去进团的“见门礼”剧本《带琵琶的小兵》，是我根据浙东新四军的故事写成了彩色连环画之后改编的。导演认为没有木偶特色，没有采用。
我进团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正热火朝天地公演，一票难求。全团欣喜兴奋，老编剧在《西游记》孙悟空这个人物身上找新故事。传统的配乐是京韵，剧情在佛教氛围中发展。我上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基督教会办的。我不懂京戏、不喜欢京剧，所以写不出传统的木偶剧本。当今的孩子受卡通影片的影响，也都喜欢西方神话、童话故事，写这方面的剧本我比较自信。
团长张真也是文艺兵出身，年轻时成功地扮演过喜儿、刘胡兰，是团里的导演指导，内行里手。她的老伴是作协办公室主任，我和他早就熟识。这种上下级关系中，有战友间的特殊情感。团长对我很关照，在她大力支持下，我改编的《白雪公主》顺利上演，备受小观众欢迎。我这个编剧位子坐稳了。之后，根据阿拉伯神话“触手变金子”的故事，编成小剧《点金术》，团长颇感兴趣，她自己当导演。一股莎士比亚剧热潮掀起，好几个剧种都在改编上演。我想起宋清如老师，有股激情涌起，找了喜剧《第十二夜》，有了构思框架。和团长谈了想法，她很支持，和我合作数次的导演老姚也大有兴趣，《孪生兄妹》乘这股莎剧风上了木偶舞台。
采访人：您在剧团有过哪些外出采风经历呢？
陆扬烈：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人人喜爱。1983年，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这种竹子是野外熊猫生存的主要口粮，野外熊猫面临饥荒死亡威胁。一股抢救国宝熊猫的热潮掀起，我建议要把这事搬上舞台。团长说，那你和老姚去收集材料。我们就去熊猫故乡卧龙四姑娘山保护区，还去了神农架原始森林，了解了不少关于熊猫的历史、特点、科学价值，大开眼界。《戴金项链的熊猫》是接触到现实的木偶剧。虽颇有意义，但我总觉得没有感人动情的力量。为了拉紧戏剧矛盾，不得不在偷猎熊猫的坏蛋身上做文章，而“金项链”科技遥测器的作用写不进去，甚感可惜。
当了12年木偶剧编剧，最遗憾的是费尽精力，一改再改，没能把《千手观音》搬上舞台。为了写这个剧本，我和导演老姚去过峨眉山、九华山、乐山大佛、西双版纳傣庙等佛教圣地，收集到不少关于有三十六化身的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但我显然缺乏木偶剧传统艺术的功底，《千手观音》只留给我一个剧本。这个故事是完整的，但怎么体现木偶特色，很不易。我改了三稿未能通过，老姚病了，我也到退休年龄了。
采访人：所以您写木偶剧不能像写小说文章那样发挥，必须得考虑到木偶的特性，一定要演得出来？
陆扬烈：木偶的特点有什么呢？我悟到应取材神仙鬼怪飞禽走兽，加以拟人化。现实题材怎么渗入木偶特色，谁也说不明白，有待努力。老鼠把懒惰猫的尾巴拉得很长，这个就是木偶的特色，人不行的。还有蚂蚁啃骨头、小鸭子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现在这个木偶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我当时感觉到，写小说我可以把感情带进去，写木偶戏，可能稍微有点兴奋，但不会感动。
采访人：能讲讲《点金术》这个戏吗？
陆扬烈：剧团首次把阿拉伯神话搬上舞台，揭露嘲笑贪得无厌的国王最终活活饿死，对小观众没多大意义，剧场效果只是有很多笑声。
采访人：之前木偶戏一直是以京剧和其他传统戏剧为主，但是您当编剧之后就结合了一些西方文学和儿童文学，是吗？
陆扬烈：是的，我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要编写基本不用布景，适合去幼儿园演出，并可各节单独演出的小剧本。这就是《森林小学的孩子们》，四节可连在一起演，也可抽出一节单独演：《胆小的笨猫》《勇敢的小鹅船长》《玩火的小猴》《勤劳的蚂蚁》。这个剧采用迪斯科音乐，大受小观众喜爱。有小女孩会离座和台上木偶演员一起跳起来，使我们备受鼓舞。剧团还把《森林小学的孩子们》全剧录制存档。
采访人：您认为应该怎样发展木偶剧？
陆扬烈：我现在也离开木偶剧团了，现在木偶剧团也不要编剧了，外国的那些木偶戏是没有编剧的，导演就是编剧。但是木偶有木偶的特色，现在演出的新戏我也没去看过，但是我想总归有观众的，据说现在观众中成人跟孩子的比例为3 ∶ 7，过去是大人陪孩子去看木偶戏，现在好像是大人也去看木偶戏。海外的木偶戏跟国内不一样，都是一人剧团，老板是他，演员也是他。我有一次看了之后也不知道他想表现什么。木偶剧团还是站得很稳的，很多青年人，每一期都在办演员训练班，一期又一期，不断新的演员涌现出来，我回去都不大认识了，老演员基本上全部都退休了。
采访人：您在大洋洲有很多作品是得过奖的？
陆扬烈：2019年3月，大洋洲文联二十周年庆和国内名歌手殷秀梅率领的艺术团联欢，盛况空前。有六个会员获艺术成就奖，我属文学创作类。座谈会指定三个人介绍写作经验，分别代表留学生一代、用双语写作的年轻一代、夕阳移民老年一代，我代表夕阳移民老年一代。
获奖证书
2006年上海作协组织出版一套八册的《普绪赫文丛》，我的一本名为《芳草天涯路》。统一的封面，上海作协大院里的普绪赫女神大理石塑像和四个抱着大鲤鱼的小天使，中西和谐交融。2007年上海作协关怀旅外老会员，提供优惠条件出版了九卷约五百万字的《陆扬烈文集》。2013年CCTV——4台——国际中文台“远方的家”栏目，来墨尔本访问新金山图书馆，在座谈会上我发言谈到当年坐军车七个多小时翻过二郎山，现在二郎山有隧道了，通过只需半小时！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满载日用品的车队进去，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坐着一对新婚藏胞爱侣，去成都蜜月旅游。这触使我收集有关文稿，出版散文集《远方的家》。2018年，我终于把蕴藏三十多年反新老沙皇的长篇小说《赫哲雁》出版，获世界华侨总会2019年的小说首奖。
（采访：陈 娅 整理：田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