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欧的“拦阻者”？“门罗主义”、大空间与国际法

现在我看见幻影，它们四处游荡，面目模糊
我站在物质体系内部，清醒而坚定

——［德］提奥多·多伯勒《北极光》⁽¹⁾

类似于“势力范围”的空间意识，古今中外都广泛存在。1823年诞生的“门罗主义”为这种意识提供了一种美国特色的话语框架。如果美国始终仅仅是一个区域性霸权，那么“门罗主义”话语很难会有超出西半球的影响力。然而，随着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政治影响力也逐渐溢出西半球，美国逐渐成为欧亚两洲许多文化——政治精英探讨政治事务的重要参照点。(https://www.daowen.com)

相应地，受到美国范例影响的当地的空间政治斗争参与者，也就可能会用“门罗主义”符号与话语，对自己的主张进行重新包装。比如说，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们在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遍布全球的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管辖时，就借用了“门罗主义”话语，将这种主张命名为“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rine）。⁽²⁾然而，在欧洲，对“门罗主义”话语最具系统性的挪用与理论反思，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环境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德国。

德国地处中欧，其国土主体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旧土。然而从中世纪到1806年灭亡，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没有超越一个极其松散的“政治拼盘”状态。欧洲各国已经习惯于中欧不存在强权的状态。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在欧洲重建的均势和协调，也是以中欧不存在统一政治体为前提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组织了以奥地利为首、议会设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但他基本上是将德意志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对德意志的统一缺乏兴趣。在维也纳体系下，英国与俄国分别为欧洲两翼的海上霸权与陆地霸权，中欧则存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两个存在种种历史和现实矛盾的国家，其西边则是前不久在拿破仑领导下横扫欧洲的法国。一旦中欧诞生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人国家，就会剧烈改变欧洲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两侧国家产生挤压。这个从中欧崛起的国家天生就是现状的改变者，必然要面对两侧国家的疑惧。它要在欧洲大陆主张某种势力范围，其面对的挑战，比美国在拉丁美洲遭遇到的反弹，要剧烈和复杂得多。

19世纪以来，德国所主张的势力范围，经常附着在“Mitteleuropa”（中欧）这一关键词上。对一些理论家而言，“中欧”指向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广阔地带，尤其是有德意志人栖居的地带；对另外一些理论家而言，“中欧”甚至可以将法国也包含进来。德意志人口的繁衍和生存、工业化之后带来的原材料供给和商品销售问题，都是“中欧”话语涉及的关键问题。德国政治地理学乃至于地缘政治学的勃兴，正是在这一空间想象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一战”后的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增长，使得“门罗主义”成为一些德国理论家的关注点。如果说美国“门罗主义”话语历史的主角是一系列政治家，在德国，则是理论家。德国的政治人物（如希特勒）曾经诉诸“门罗主义”，但只是非常工具性地在某个时间点挪用了它，并没有系统阐明其内在规定性。

在魏玛时期，虽然有很多德国学者和政治经济精英在思考德国的势力范围，但明确将这一思考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对接起来，并在政治神学和国际法层面展开思考的，无过于卡尔·施米特。本章将重点论述施米特如何通过美国“门罗主义”话语的剖析和借用，提出一种服务于德国利益的“多极化”理论。但在进入对施米特理论的探讨之前，我们需要对德意志从19世纪到“一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相应的思想情境，做一些初步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