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大力国主义”的前景

在抗战期间，国统区崛起了一个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战国策派，因其思想集中刊发于《战国策》半月刊与《大公报》（重庆版）的《战国》副刊，并认定当下为“战国时代之重演”而得名。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贺麟等，成员主要留学欧美而非日本，因此从知识结构上也与大量留日的国民党高层精英有所不同，尤其崇尚尼采、斯宾格勒等德国思想家。

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林同济、雷海宗创造性地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自身的历史视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颇具独特性的史观。他们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史类比于春秋时期，而将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视为从春秋走向战国时代，而“一战”标志着完全进入战国时代，而当下中国所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诸多特征也正好可以“战国时代”来解释。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出版时即刊登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中，对此表现出最大兴趣的是中国青年党，该党的陈启天⁽¹¹⁵⁾在1936年也曾提出“战国时代重演论”，得到党内常乃惠、黄欣周、姜蕴刚等人的支持，但社会反响平平。战国策派的出现让中国青年党内主张“战国时代重演论”的一派精神为之一振，常乃惠、曾琦均撰文予以积极评价。⁽¹¹⁶⁾

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一个月后，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宣布《基本国策纲要》时，正式将其思路概括为“大东亚共荣圈”。在此背景下，8月15日，洪思齐在《战国策》撰文《释大政治》，指出“过去二十年里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际理想主义的惨败，我们要承认路走错了，此后救亡图存唯有实行国际斗争的大政治”。所谓“大政治”，按照洪思齐的解释，指向的是国家之间的斗争，“它的手段是战争与外交，它的法则是唯实政治与力的政治（Macht Politik）”，称其为“大”，是因为它是“超派别，超阶级，超省域，是以国为单位，世界为舞台的斗争政治”。⁽¹¹⁷⁾这一“大”字，既可以说是战国策派对国内形形色色的“省域门罗主义”的回应，也可以说是对抗战之前国共内战的回应。

洪思齐提出，“大政治”眼前的目标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但将来的目标是安定亚洲：“稳定东亚的责任应属于我们中国而不应属于日本，因为我们无论在天赋上，待人态度上，历史上，均较敌人日本为优。”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陆军，并获得苏联和美国的援助，摧毁日本的制陆权，如此，十年之内，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一等强国。安定亚洲，可以安定中国，繁荣中国。洪思齐补充指出：“这不是说中国要实行帝国主义，中国所需的是亚洲的集体安全和集体繁荣。而且中国不需要侵略，只要我们强盛起来，旧的藩属自然会加入中国所领导的亚洲联邦，独立自由的印度一定会自动和中国平等合作。我们也不需要攻击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很可能的欧战决战以后，她们就会独立。”⁽¹¹⁸⁾

而在同一期《战国策》上，何永佶发表了《龙虎斗》一文，末尾也提到了纳粹德国的欧陆联邦计划：“纳粹党人已扬言创建欧陆联邦，而把苏俄及英帝国除外，衡以历史的演进律，这种举动在所必行。欧洲已成了一文化区，但尚未成为一政治区，这后者难道就在希特拉手中实现吗？”⁽¹¹⁹⁾如前所述，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内正在进行着是否“联德”的讨论。战国策派在文章中广泛运用德国的思想资源，容易给人在外交政策上“亲德”的印象，在当时确实也招致了这样的批评。⁽¹²⁰⁾但在1940年，多数战国策派作者着眼于东亚局势，希望当时保持中立的美国放弃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介入战局。

何永佶于1940年9月在《战国策》发表评论《君子外交——动口不动手》，批评美国对日政策。文章指出：“希特拉在欧陆得胜后，两半球之荷比法属土遂成问题，门罗主义遇到百年来空前的试验。”何永佶提到了1940年7月6日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提芬·厄尔利发表的宣言，并转述了宣言的以下要点：1. 美国不预备出兵参战；2. 西半球之三国属土由西半球廿一国家共同协商处理；3. 美洲门罗主义推而广之，则远东的属地（宣言明言越南），亦应由亚洲的国家共同协商处理。何永佶注意到，1940年7月美国召集泛美会议协商并形成如下共识：1. 欧洲战败国家在美洲之属土由美国、古巴及巴拿马三国组织委员会共同管理；2. 这种管理不是割据，而乃是督管，战后仍可归还原主；3. 在管理期间，当地之税收全部限于当地，不足时由三国贴补。(https://www.daowen.com)

不过，何永佶只是注意到了7月6日罗斯福新闻秘书的宣言，但没有注意到7月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新表态——赫尔不点名批评，称世界上有些地方歪解“门罗主义”，但“门罗主义”只是一项集体防卫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与这些地方实施的军事占领和完全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更是两回事。⁽¹²¹⁾这实际上是白宫在厄尔利表态之后的“灭火”之举。

1940年12月，何永佶又撰文《美国应立刻宣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渲染南美洲的走向对美国的威胁。何永佶称无论从种族、文化、贸易还是地理上，南美洲距离欧洲都比距离北美洲更近，尤其在文化心理上，“南美洲有些国家，恨美国借着门罗主义而出的老大哥之咄咄逼人气，在政治情感上方倾向于欧洲”。⁽¹²²⁾轴心国在巴西、阿根廷、智利与秘鲁四国拥有很大的影响。何永佶预测，如果轴心国赢得欧洲战场，两年之内，“美洲应有与门罗主义冲突之事故发生，那时如果如欲作战，则环顾左右有三个敌人而无一个朋友”，美国就可能重蹈英国在慕尼黑会议上的覆辙。⁽¹²³⁾

何永佶在《君子外交——动口不动手》中将美国的外交姿态称为“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外交，实际上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口惠而实不至。随着美国1941年底加入太平洋战争，“二战”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2年6月，林同济撰文预测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称“这次大战，不论哪一方胜利，其所带来的结果，将不是世界的统一，而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这两三个超级国家可是一类压倒势的‘大力国’（great powers），实际上决定着人类命运的前途。配合而来的，也必有一类‘大力国主义’，从理论上赋予这两三个大力国以公认的地位与特权”。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何永佶、洪思齐所设想的欧洲联邦或亚洲联邦，从本质上会是若干超级国家主导的格局。林同济指出，问题在于这种大力国主义“究竟是取希特勒、东条的强暴形式，抑还是一种开明领导的‘齐桓公’作风——我们尚可叫为罗斯福作风？”。在他看来，如果德日获胜，民族主义就会逐渐消亡；但如果美国获胜，“民族主义或可取得一种新方式与大力国主义并行而并存”。⁽¹²⁴⁾

战国策派的论述者主要是在对美、日政策的评论中提及“门罗主义”，并没有将其作为自己分析中国历史和时政的核心概念。然而在其构想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区域整合与区域霸权正是“战国”时代的必然结果，不管区域霸权的“大力国主义”是否以“门罗主义”这一符号来表达。这可以让我们回想起康有为在20世纪初的设想——美洲由美国统一，欧洲由德国统一，亚洲亦在中国的主导下完成自己的区域整合，最终走向“大同”。⁽¹²⁵⁾与康有为的设想不同的是，战国策派采取的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观，每个生机勃勃的文化（Kultur），经历过历史演变之后，最终会成为僵死的文明（Zivilisation），进而开始新的历史轮回，因而世界的统一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但对康有为而言，“大同”或“太平世”，确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