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朝向未来的“门罗主义”批判
最后我们要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李大钊。如果说同盟会——国民党的诸多政治精英由于其革命历程与日本的复杂关系，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才能摆脱日式“门罗主义”话语，李大钊在留日之前，即开始批判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揭示其论述中包含的欺骗性。
1912年，日本作者中岛端出版《支那分割之运命》，称中国无共和制资格、无共和制信念、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之素养，只能各省分裂、列强分割。此议引起时任北洋法政学会（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团体）编辑部长之一李大钊的极大愤慨。李大钊与北洋法政学会同人一同编辑《〈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于1912年12月出版，在其中以眉批、按语、夹注等形式，对《支那分割之运命》进行了深入驳斥，尤其指出“近顷日人所盛倡者曰亚洲孟罗主义也，曰大亚细亚主义也。听其言则友朋也。窥其心则盗贼也。所谓此等主义者，乃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耳”。(126)这一编辑和评注工作为李大钊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持续批判，奠定了知识上的基础。年末，李大钊加入了陈翼龙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党，1913年2月担天津支部负责人。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接受梁启超、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的资助，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本科学习。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受到曾与辛德秋水共同发起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安部矶雄的影响，(127)并与主持《甲寅》的章士钊走近，而章参与过反袁的“二次革命”，与进步党的拥袁立场正好相反。1915年，恰逢日本对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李大钊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不久，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爆发。1916年5月，李大钊辍学回国，参加反袁斗争。
我们可以将李大钊的这一经历，与另一位创党者——陈独秀做一对比。陈独秀1901年、1907年、1908年三度赴日，在日期间进行反满革命。但陈独秀并没有加入同盟会，而是加入了章太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辛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发起组织的“亚洲和亲会”。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述，“亚洲和亲会”与日本主流的“亚洲主义”有很大差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相当大的警惕。而李大钊在留日之前就受到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并通过编辑《〈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对日式“门罗主义”实现了“免疫”。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日式“门罗主义”的批判观点。
1916年李大钊回国之后，重新与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系走近。虽然在留日期间李大钊对进步党的亲袁立场颇有微词，但从袁世凯称帝之后，梁启超等人即采取反袁立场，重新赢得了李大钊的好感。李大钊担任了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筹办的机关报《晨钟报》编辑部主任，但很快因立场不同，与“研究系”决裂。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改任教授。
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甲寅》上作《新中华民族主义》，文中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俄国与塞尔维亚的大斯拉夫主义、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列，同视为“民族的运动”。文中写道，“顾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旨领何在，吾不得知”，但是，“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中国共和刚建之时，尚有五族之称，现在五族文化渐趋一致，“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由此生出“新中华民族主义”。“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128)
1917年2月21日，李大钊又在《甲寅》撰文《极东们罗主义》，文章从介绍美国“门罗主义”与神圣同盟的对立开始，转到中国事务上。李大钊指出，最近数十年来，“极东”维持和平的重要原因是存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今忽有一国焉，欲在亚东效们罗氏之宣言，是否与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相背而驰？此等世界的大问题，是否可由一国乘欧战方酣之日自由宣言，遂足定为铁案？乃至为是宣言者，是否有此决心与实力，足以贯彻到底？欧战终结后，是否因此宣言致有引起世界大战之虞？”(129)
4月份，李大钊又作《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式的“门罗主义”做出更为彻底的批判。文章首先回顾了日本东京《中央公论》刊物所发表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论文。该文批判西洋文明为掠夺之文明，作为黄种人，亚细亚人应团结起来，“拒彼白人”，“排除认亚细亚而不认亚细亚人之非亚细亚的势力于亚细亚之外，俾亚细亚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该文呼吁改变日本基于英日同盟“为英国保障远东之守门犬”的政策，与中国、印度相联络，推行“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对此做出严厉批判，称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实为“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李大钊认为，真正的“大亚细亚主义”，“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日本应当承认中国是“亚洲大局之柱石”，当中国受到外来势力侵犯时，不但不应该助纣为虐，而且应该“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但最终，李大钊认为欧美各国应当抛弃种族之成见，避免“黄白战争”，实现“东西人种之调和”。(130)(https://www.daowen.com)
在1918年7月发表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深化。李大钊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置于“大……主义”（Pan……ism）的范畴下加以考察：“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由此，李大钊分析了“一战”爆发的根源：“宇宙间凡能承一命而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与外界之体相调和、相对抗，以图与之并存而两立。倘有悍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则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张即此之屈，彼之强即此之弱，彼之长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运，一方即被厥灾殃，一方引为福利，一方即指为祸患。彼大者、张者、强者、长者，蒙幸运而乐福利者，固自以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灾殃而逢祸患者之无限烦冤，无限痛苦，遏郁日久，势且集合众力而谋所以报之。此等心理，将易成为中坚，而卒然迸发，至于不可抑止。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之持‘大……主义’者进而挟其力以与争其大焉，征之物莫两大之理，则争而败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则持‘大……主义’者，不败亡于众弱之反抗，即粉碎于两大之俱伤。”(131)
李大钊在此描绘了一个“零和博弈”的场景：某些势力过于膨胀，侵入他人的空间范围，势必引起对方的反弹。持扩张主义者，或者引起弱小者的联合反抗，或者引起其他扩张主义者的嫉恨，最终的冲突必然会有胜负。这虽然主要解释的是欧战中德国的败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日式“门罗主义”而发。在1923年1月的一篇文章里，李大钊进一步补充：“本于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常体现而为‘大某某主义’（Pan……ism）。”(132)
更重要的是，李大钊还试图用这一原理来解释中国国内的军阀割据与冲突。“一战”期间，民国法统分裂，南北对峙，军阀之间相互攻击。在李大钊看来，这就出现了一种内斗的“大……主义”。李大钊如此解释这种主义与列强的扩张主义之间的差异：“……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全力而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弱小之国，其国民对外无力扩张，“好争之性”只能对内发泄。而且，中国的“大……主义”还有这样的特征：其扩张的圆周从来不嫌大，而圆周的中心却从来不嫌小，以至于可以缩小为一人之私。李大钊批判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当下各省督军的专制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人之私的扩张。(133)
因此，《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不仅评论了国际上的种种“门罗主义”，而且也批判了中国国内省域割据自立的现象，只是，李大钊尚未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门罗主义”。但正如上文已经交代的那样，早在1917年，报章上已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门罗主义”，到了1920年，随着“联省自治”运动的展开，“门罗主义”话语盛极一时。作为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李大钊对于这一话语的情境，绝不会感到陌生。
在1919年元旦，李大钊再作《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批判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将替代主张命名为“新亚细亚主义”。文章开篇即点出了主张“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作者的名字，如建部遁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李大钊指出，“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而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就要将这些均等的势力排除，于是发明了“大亚细亚主义”，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背后包藏祸心。而从根本上说，“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是日本人借助“亚细亚孟罗主义”来挡欧美人，将亚细亚变成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134)日本倡导“亚细亚主义”，不仅会引起亚洲境内弱国与小国的不满，而且会招来欧美列强的嫉恨，不啻为一种自杀政策。
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李大钊设想，世界终究会走向一个大联盟，在此之前的阶段是，美洲与欧洲都会出现全洲的联邦，亚洲也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提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取代一部分日本人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倡导的以中日联盟为基础的亚洲主义主张也不同，而是以亚洲全部民族的解放和自决为基础，形成一个大的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135)在此，亚洲联邦既非基于某种本质主义的“亚洲一体”（冈仓天心）的文化，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区域性组织，而只是全人类走向平等联合的一个过渡性的步骤。